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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就像一对恩怨兄弟。近20年来，两家中国工程机械巨头成长历程中上演的争斗戏，似乎成了中国式竞争的绝佳缩影。间谍门、裁员门、微博门、行贿门……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这对冤家演足了戏码，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
2012年底，三一重工突然爆出要在两个月内将总部迁至北京。一周后，一篇题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报道适时出现，文中梁稳根“痛陈”与中联重科竞争的“辛酸故事”。
沉默了半个月后，中联重科在内部刊物上刊登告全体员工书，表示公司当前身处“精巧设局”之中，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正本清源。
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看惯两家机械巨头恶斗的人们可能反倒麻木了，它充其量是中国式商战兄弟恩仇故事中的一个小高潮。
同城不同路
20年前，长沙先后成立了两家不起眼的机械公司。
1989年，梁稳根等人在一个村合作社废弃的仓库里筹资创立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这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三一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20年间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三一重工于2003年7月3日上市，是中国股权分置改革首家成功并实现全流通的企业。
同在1992年，刚刚升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在长沙桐梓坡路的一块水泥坪上，挂牌成立了中联公司。之后，通过实现与市场、资本和国际化对接，中联也发展成为混凝土机械领军企业。
在脉络交错的轨迹中，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像一对小兄弟，慢慢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企业，也自然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然而，虽然同步发展，但这对兄弟选择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三一重工的方式是孤身前行。习惯于自主研发的三一很少去涉及并购或者扩充产业链。梁稳根曾说，“三一不去并购，不做房地产，是因为我害怕触犯‘王法’，那将使三一的事业不能继续。”
在三一做大的那些年，出现过很多行业内国有企业的收购机会，结果，梁稳根总是选择在关键时刻鸣金收兵。在梁稳根看来，太多灰色交易，并不是三一这样的民营企业所能驾驭的。
国企中联重科路线刚好相反，他们的主旋律就是并购。中联重科完成了不下十次并购，其中既有湖南机床、陕西新黄工这样的地方国有企业，也有英国保路捷这样的国际公司。
其中有场并购不得不提，那就是2008年9月，中联全额收购了意大利全球知名的混凝土机械装备制造商CIFA的股份。这次并购看似没什么特殊，却为三一和中联的争斗由地下转入地上埋下了伏笔。
撕破脸皮
事隔两年后的2010年11月，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在武汉召开。
在论及“企业海外并购之路”话题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中国甚至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大整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时机也不成熟，海外收购成本很高。他没有指名却爆料称，一场收购“原本只需要20亿元的成本，最后花费了50亿元”。
虽然向文波没有直接点出中联重科的名字，但他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同在现场开会的中联重科的不满。当日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上，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说：“我对向文波总裁的说法不认同。今天希望与大家做个沟通，详细介绍并购内幕。”郭学红称，中联并购CIFA成本不到20亿元人民币，并非三一方面说的50亿，作为上市公司，这些有依据可查。
同时，郭学红又爆出让大家哗然的并购内幕：三一重工两年前就曾筹措收购CIFA，曾想出资1亿欧元，向中联购买并购资格，被中联拒绝，后来三一又找本地政府部门要了补偿。
“不是瞎说，有据可查，”郭学红说，“三一收购未果才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
两个巨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这在中国重工机械发展史还是第一次。而后，撕破脸皮的两兄弟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报道，两家公司争购CIFA时，三一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劝说下，退出了竞争以避免抬价，因此，三一也获得了湖南省发改委的承诺——“下一次国际并购优先支持三一”。
为规范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出台了“路条”规定，要求境外投资项目须取得对外并购许可。
2012年4月，围绕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一般简称“大象”），并购的战火再度点燃。结果是，中联率先拿到了“路条”，但三一谈妥了“大象”并最终达成了交易。中联开始攻击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
由此引发的三一重工副总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陈晓非的微博骂战也不断升级，围绕双方的营销风险，互相揭短。
业内对于两家企业高管口水战的态度空前一致：毫无规则的环境下，暴露的是恶性竞争乱象。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是模糊的。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健全的市场伦理和价值观并没有形成。
“罗生门”火拼
其实，三一和中联重科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过，只不过最初是一些低端的“损招”。最典型的是“间谍事件”。2009年到2012年，三一重工曾三次陷入针对竞争对手的商业间谍案。甚至有网帖将几年来三一重工的所谓间谍手段一一列举，其中包括雇佣黑客组织、发展高校毕业生窃取技术等，其中有些事实有待考证，但最确定的信息是，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的员工黄镜明、刘兵分别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拘留，后又被保释。
而三一同样也称自己饱受间谍之苦。
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中，梁稳根称，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露台上或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总之，双方都被抹黑了。
重要的不是距离
直到2012年11月21日，突然传出消息：粱稳根宣布，三一将迁往北京，原因即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如果三一迁往北京，那就意味着本是同根生的两兄弟，将进一步分道扬镳了。
其实，詹纯新曾在公开场合意味深长地表示：“世界50强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有两家同在一个城市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不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恰好，这是湖南工程机械的幸运。”
然而，现实并不那么“幸运”。在整个行业遇冷的冬天，三一和中联已无法选择合力过冬。
“我国机械企业的销售风险来自于对买方资金能力的忽视，压低销售门槛，一味追求销售业绩，造成财务危机。”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嘉宣如是评价，“由于机械行业市场化不够、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许多成长到一定程度的企业选择不符合规范、甚至违法的手段打击对手。”
有行业分析人员认为，迫于市场压力，三一和中联恶斗的下一站，将进一步发展到惨烈的价格战。
看来，三一迁址解决的只是两个兄弟的地理距离，争斗戏恐怕一时难以终止。
2012年底，三一重工突然爆出要在两个月内将总部迁至北京。一周后，一篇题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报道适时出现，文中梁稳根“痛陈”与中联重科竞争的“辛酸故事”。
沉默了半个月后，中联重科在内部刊物上刊登告全体员工书，表示公司当前身处“精巧设局”之中，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正本清源。
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看惯两家机械巨头恶斗的人们可能反倒麻木了，它充其量是中国式商战兄弟恩仇故事中的一个小高潮。
同城不同路
20年前，长沙先后成立了两家不起眼的机械公司。
1989年，梁稳根等人在一个村合作社废弃的仓库里筹资创立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这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三一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20年间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三一重工于2003年7月3日上市，是中国股权分置改革首家成功并实现全流通的企业。
同在1992年，刚刚升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在长沙桐梓坡路的一块水泥坪上，挂牌成立了中联公司。之后，通过实现与市场、资本和国际化对接，中联也发展成为混凝土机械领军企业。
在脉络交错的轨迹中，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像一对小兄弟，慢慢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企业，也自然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然而，虽然同步发展，但这对兄弟选择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三一重工的方式是孤身前行。习惯于自主研发的三一很少去涉及并购或者扩充产业链。梁稳根曾说，“三一不去并购，不做房地产，是因为我害怕触犯‘王法’，那将使三一的事业不能继续。”
在三一做大的那些年，出现过很多行业内国有企业的收购机会，结果，梁稳根总是选择在关键时刻鸣金收兵。在梁稳根看来，太多灰色交易，并不是三一这样的民营企业所能驾驭的。
国企中联重科路线刚好相反，他们的主旋律就是并购。中联重科完成了不下十次并购，其中既有湖南机床、陕西新黄工这样的地方国有企业，也有英国保路捷这样的国际公司。
其中有场并购不得不提，那就是2008年9月，中联全额收购了意大利全球知名的混凝土机械装备制造商CIFA的股份。这次并购看似没什么特殊，却为三一和中联的争斗由地下转入地上埋下了伏笔。
撕破脸皮
事隔两年后的2010年11月，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在武汉召开。
在论及“企业海外并购之路”话题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中国甚至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大整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时机也不成熟，海外收购成本很高。他没有指名却爆料称，一场收购“原本只需要20亿元的成本，最后花费了50亿元”。
虽然向文波没有直接点出中联重科的名字，但他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同在现场开会的中联重科的不满。当日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上，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说：“我对向文波总裁的说法不认同。今天希望与大家做个沟通，详细介绍并购内幕。”郭学红称，中联并购CIFA成本不到20亿元人民币，并非三一方面说的50亿，作为上市公司，这些有依据可查。
同时，郭学红又爆出让大家哗然的并购内幕：三一重工两年前就曾筹措收购CIFA，曾想出资1亿欧元，向中联购买并购资格，被中联拒绝，后来三一又找本地政府部门要了补偿。
“不是瞎说，有据可查，”郭学红说，“三一收购未果才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
两个巨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这在中国重工机械发展史还是第一次。而后，撕破脸皮的两兄弟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报道，两家公司争购CIFA时，三一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劝说下，退出了竞争以避免抬价，因此，三一也获得了湖南省发改委的承诺——“下一次国际并购优先支持三一”。
为规范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出台了“路条”规定，要求境外投资项目须取得对外并购许可。
2012年4月，围绕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一般简称“大象”），并购的战火再度点燃。结果是，中联率先拿到了“路条”，但三一谈妥了“大象”并最终达成了交易。中联开始攻击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
由此引发的三一重工副总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陈晓非的微博骂战也不断升级，围绕双方的营销风险，互相揭短。
业内对于两家企业高管口水战的态度空前一致：毫无规则的环境下，暴露的是恶性竞争乱象。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是模糊的。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健全的市场伦理和价值观并没有形成。
“罗生门”火拼
其实，三一和中联重科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过，只不过最初是一些低端的“损招”。最典型的是“间谍事件”。2009年到2012年，三一重工曾三次陷入针对竞争对手的商业间谍案。甚至有网帖将几年来三一重工的所谓间谍手段一一列举，其中包括雇佣黑客组织、发展高校毕业生窃取技术等，其中有些事实有待考证，但最确定的信息是，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的员工黄镜明、刘兵分别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拘留，后又被保释。
而三一同样也称自己饱受间谍之苦。
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中，梁稳根称，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露台上或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总之，双方都被抹黑了。
重要的不是距离
直到2012年11月21日，突然传出消息：粱稳根宣布，三一将迁往北京，原因即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如果三一迁往北京，那就意味着本是同根生的两兄弟，将进一步分道扬镳了。
其实，詹纯新曾在公开场合意味深长地表示：“世界50强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有两家同在一个城市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不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恰好，这是湖南工程机械的幸运。”
然而，现实并不那么“幸运”。在整个行业遇冷的冬天，三一和中联已无法选择合力过冬。
“我国机械企业的销售风险来自于对买方资金能力的忽视，压低销售门槛，一味追求销售业绩，造成财务危机。”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嘉宣如是评价，“由于机械行业市场化不够、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许多成长到一定程度的企业选择不符合规范、甚至违法的手段打击对手。”
有行业分析人员认为，迫于市场压力，三一和中联恶斗的下一站，将进一步发展到惨烈的价格战。
看来，三一迁址解决的只是两个兄弟的地理距离，争斗戏恐怕一时难以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