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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99年至公元106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姿多彩的年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戴乌纱，着罗袍，登革靴，束角带;骑高马，执笏板，命歌舞，频换盏。入朝堂则忧思天下，慷慨陈词;进歌楼则浅唱低吟，荣辱皆忘。
包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伴随着时代节律，从出生，到出仕，到辞世，他无憾地走完了自己六十三年的人生。
包拯是幸运的，这个时代的宋朝，没有内忧，没有外患。而且，他伴随的皇上，宽厚仁慈，体谅臣属，从谏如流，以仁治天下。不然，这位皇帝的庙号怎么会叫仁宗呢？仁宗十三岁做皇上，在位四十一年，晚包拯一年去世，活了五十三岁。
包拯是幸运的，幸运得让人有些忌妒。因为这个时期的北宋，仰庙堂之高，治国名臣辈出，哪一个不是历史名人？俯江湖之远，诗词之花绚烂，哪一个不是文学大家？不要说和这些人同朝共事，便是能一睹容颜，或能望其项背，已是此生足矣。
容我随便举出几位吧：
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写下“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张先;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写下“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河极目天”的宋庠;写下“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写下“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梅尧臣;写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欧阳修;写下“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的司马光;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王安石;写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晏几道;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东坡……
这些名字，哪一个不如雷贯耳，哪一个不让人肃然起敬。
治国名臣，历代不乏其人。而真正让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则是文学，是诗，是词，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鹤立鸡群的诗词名家。那个时代承接了唐诗的辉煌，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学阆苑，更加熠熠生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谁能说那不是文学最美好的时代？“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能说这不是诗人最浪漫的嘉年华？
可是，即便有这样的群星拱照，即便有这样的诗词浸染，即便连寇准家里的侍女倩桃都能以诗劝戒，即便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民间风靡，但是这一切似乎和包拯无关。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包拯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多少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是为什么？
1
“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这是金代一位名叫李汾的诗人所写的一首歌咏开封的诗句。李汾的这句诗，道出了开封曾经的宏伟和繁华，以及开封人那种发自心底的自豪感。所以，即便在今天，这句诗也常被开封人所引用。其实，开封人是有资格骄傲的，七朝古都，历史遗迹之多，文化底蕴之厚，在中国少有比肩。像什么龙亭、铁塔、天波杨府、清明上河园，哪一处不是赫赫有名？尤其开封府、包公祠，就是时间再紧，就是别处遗迹不看，这两处，无论如何是不能丢下的。
我这次到开封，第一个去看的，便是包公祠。
开封城市不算大，很多遗迹旧址其实就在城里，相互之间的距离也都很近。包公祠坐落在包公湖之西，开封府则坐落在包公湖之东，两处让人心动的建筑，隔湖相望。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公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包公祠了，甚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开封府，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开封府了。
在开封，因为黄河泛滥以及战乱的原因，很多历史遗迹不是深埋地下，就是被战火焚毁。现在这个碧波荡漾的包公湖，在宋代是没有的，它形成于明末，当时为阻挡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掘开黄河，致使开封城被水损毁。在开封府和包公祠的原址上，形成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湖泊。因为人们怀念这位刚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包拯，便把这湖称之为“包公湖”。
从此，开封府和包公祠便从开封这块土地上，一下子消失了几百年。而现在的这座包公祠，则是1984年开始，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重新选址兴建的，它已经算不得文物了，只能算作是仿古建筑。这让我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不能不心存一丝遗憾。不过，包公祠这座仿古建筑仿得还算不错，古朴典雅，庄严气派。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真的，反倒觉得它有点像真的似的。
其实，这包公祠即便不是真的又有何妨呢？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这假的不也就是真的了吗？再说，古往今来，那些所谓的古代遗迹，不也是建了毁，毁了建，搬了挪，挪了搬的，又有几处还是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前原本的模样呢？
进了包公祠，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刻有包公画像的石碑。从这幅画像看，包拯个头不高，脸也不黑，身着官服，手持牙笏，面目清秀，长髯飘飘，上书“宋包孝肃公遗像”。导游说：“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叫徐琪的粤东督学使者，在包公的后裔家中发现了这张包公遺像。于是捐资将包公遗像镌刻在坚固似玉的美石上，以供后人观瞻。”尽管这座画像石碑是一个复制品，但包公的形象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
《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在他们的报告文学《包公遗骨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很不好说，但从这幅画像看，真正的包公既不是黑脸，也不是壮汉，更不是什么文曲星下凡，而是一个瘦弱矮小的白面书生，这让每一个参观的人都不免吃了一惊。
其实，包拯的黑脸是老百姓赋予的，是戏曲的脸谱而已，它表达了老百姓对铁面无私的清官的向往，当不得真的。如果一个人真是脸如锅底，额有弯月，那真的就是一个畸形儿或者怪胎了。如此说来，曹操是否白脸，关羽是否红脸，也都很不好说了。
再前行，便是蜡像馆。这里，包拯的形象虽不是花脸，却穿着戏装，旁边是被武士缚住的陈世美，站在旁边的是满脸怒火的秦香莲和两个孩子。前边则是寒光闪闪的龙头、虎头、狗头三口铡刀。我想像着陈世美人头落地的惨状，心头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凉，陈世美固然可恨，但让这两个孩子亲眼看到父亲死于铡刀之下，对他们的心灵就没有一点点的伤害？ 其实，这不过是戏曲中的故事罢了，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所以包拯怒铡陈世美也就不会存在了。不过，我倒有个有趣的发现，那个蜡像的包公和那个蜡像的陈世美，仿佛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同游的朋友也看出来了，大家猜测，是不是为节省经费，两个人物使用了同一个模特？
我想，这些戏曲中的故事，本不该搬到这里来的，因为这样会以假乱真，让人难辨真伪，搞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包公，哪些是戏曲的包公了。不过，忽一转念，我又笑自己有些犯傻，因为所谓的真实的包公，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2
包拯，字希仁，庐州人，即今天的安徽合肥。宋仁宗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距今991年前，28岁的包拯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这一届的进士，前三甲是：状元王尧臣，榜眼韩琦、探花赵概。还有一位叫文彦博的，也和包拯同年，和包拯还是儿女亲家。
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家，他们为中国的文学宝库，留下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的经典篇章。就拿这四位来说，都曾官至参知政事和同平章事，即副宰相和宰相，不但是治世之名臣，更是诗词之大家。
于是，我不免心生疑惑，同是读书人，同是进士出身，为什么人家除了做官，还能写诗词？可是包拯呢，为什么没有诗集传世？是不能也？还是不为也？
如若不信，你可以遍翻各类诗词选本，真的很难找到包拯的一首诗，一首词。不过，近年由北大整理出版的《全宋诗》中，倒也收入了包拯的一首诗：
《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这是一首励志的诗，从思想性上来说，可以说正气凛然，义薄云天，甚至可以作为当今反腐倡廉的教育读本。但若从艺术性上来说，则直抒胸臆，白如开水，莫说和柳永的婉约派，苏东坡的豪放派相比，就是和今天“不善此道”却乐此不疲的所谓诗家相比，怕也是难分伯仲啊。
所以时至今日，虽然包拯形象如日中天，但各种诗词选本，都少有把这首诗选入。可怜包拯生在诗词鼎盛的宋代，连童稚妇竖都能顺口吟上几句，而包拯却没有一首好诗传世，真的枉了那个诗意盎然的朝代了。
诗词不工，那么文章呢？包拯倒有一本《包孝肃公奏议集》传世，但若和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的文章相比，算了，还是别比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你说包拯不工诗词，文章也少才华，那他是怎么考上进士的？
这事，还真得多说几句。
在宋仁宗的那个时代，包拯还不是以刚直不阿被推崇的，而是以孝闻名的，所以他死后的谥号是“孝肃公”。在谥法中，慈惠爱亲曰孝，严畏自饬曰肃。也就是说，在包拯的身上，孝为第一，肃为从属。皇上表彰他，让大家学习他，首先是要学他对父母的孝。不过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朝廷都给包拯谥号了，那他肯定不同寻常了。其实在宋代，只要是朝廷大臣，只要是不被皇帝杀头，死后几乎都会被赐以谥号的，而包拯的谥号还算不上是最好的。比如范仲淹和司马光都是“文正”，欧阳修和苏轼都是“文忠”，文正是最高级别的，文忠次之。而孝肃，得往后排好多位呢。
说包拯孝，这孝表现在哪儿呢？
是这样。包拯是天圣五年，也就是28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便一举成名，中了进士。其实，宋代的科举考试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晏殊十四岁考中进士，王拱辰十八岁中了状元，苏东坡二十一岁中了进士，他弟弟苏辙和他同年，也才十九岁。那么包拯为什么直到二十八岁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
一般的说法是，包拯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虽已学成，但不愿参加科举，“父母在，不远游”嘛。欧阳修曾夸赞包拯说，“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讲的就是这件事。直到包拯二十八岁那年，父母为了能让他放心进京赶考，为他娶了媳妇，家里有人照顾了，包拯这才放心赴京，一下子就金榜题名。
包拯中了进士后，仁宗皇帝委任他到江西建昌做知县。可是，包拯考虑到父母年迈，故土难离，便奏请皇上，说能不能派他到家乡合肥附近为官。仁宗皇帝不愧是仁宗，马上改派包拯到和州当税官，这地方离合肥较近。可是，年迈的父母还是不肯同往。既然忠孝不能两全，于是包拯索性辞官归乡，在家赡养父母整整十年。后来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又守墓三年，直到乡里乡亲都来劝他出仕，这才回到京城报到。
于是，包拯孝名天下皆知，皇帝自然喜欢，因为宋仁宗正倡导“以孝治国”。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也提及这件事，说“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
好不容易得来的官却放弃不做，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不易。但在倡导“孝廉”的封建社会，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比如和包拯同时代的就有一个叫沈起的地方官，因父亲病重，也和包拯一样，辞官侍养，父亲去世，又服丧三年。后复官时，有大臣说他未经朝廷批准便擅离职守，应该予以处分。但仁宗却说：“观过知仁，今由父亲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如果因为孝敬父亲而受到处罚，那以后我们还怎么倡导天下人孝敬父母呢？
所以，包拯以孝赢得好名声就一点不奇怪了。不过，包拯孝则孝矣，但若说他为孝而放弃科举考试，则实难成立。
在宋代，“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早已成为天下学子的终极目标， 那種“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荣耀，成为他们“头悬梁、锥刺股”的动力。否则，学有何用？所以，天下作父母的，无不希望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尤其包拯的父亲，也是进士出身，他肯定希望儿子能获取功名，否则不会让他读书。如果说，父母给包拯娶了妻子，他才放心地去参加科举，那在娶这个妻子董氏之前，包拯还曾有过一任妻子张氏，娶了董氏能进京，娶了张氏时为何就不能赶考呢？ 其实，包拯多次放弃科举，其中另有隐情。
我们知道，北宋的科举考试延续唐制，比较重视诗词。所以你看无论唐朝还是北宋，好多朝廷重臣同时还是著名诗人。诗词是包拯弱项，有一本《包公正传》，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朝廷开科取士，以诗赋为主，而包拯偏偏不擅此道。”这句话无疑透出一个信息，包拯不善写诗，或者写不好诗。所以，既然不善此道，若去科举，肯定名落孙山。与其名落孙山，不如压根就不出山。
那么，包拯后来怎么又去参加科举考试了呢？
说来还是包拯命好。包拯22岁那年，庐州来了一位父母官，这人叫刘筠，刘筠非等闲之辈，他和另一位诗文大家杨亿齐名，算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而且喜欢奖掖后进，举荐才俊，还多次在朝廷知贡举，也就是当主考官。他的诗大量用典，辞藻华丽，被称作西昆体。当时科举考试的举子，都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文，苦苦研习。一般来说，如果能熟练掌握西昆体的写作，再拜在他的门下做门生，那金榜题名可就十有八九了。
刘筠来到庐州之后，听说包拯品学兼优，孝闻乡里，便很器重他，“亲授艺业，相知甚深”，并鼓励包拯去参加考试。但是包拯还是放弃了，理由就是父母没人照顾。
终于，天圣五年，也就是28岁那年，包拯等来了机会。
宋仁宗天圣五年，朝廷对科举考试进行了重大改革，皇帝特别诏命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以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这个昭命，可在《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中查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记载，上面是这样说的，“己未，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才，其以策论兼考之，诸科毋得离摘经注以为问目。”
对包拯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因为他最不擅长的诗赋，不再作为惟一的录取标准了。而且，合该包拯走运，这一年皇帝任命的主考官，就是很欣赏包拯的老师刘筠。想想看，他的弱项不再是惟一的标准了，他的老师又是主考官了，如此天赐良机，想不登科都难。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个层次，乡试，省试，殿试。乡试就是州郡考试，取得资格后，方能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省试录取后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但问题是，包拯没有参加乡试，便直接进京参加礼部的省试了。宋代有一特例，为了照顾偏远地区的学子，尽管没有参加乡试，但如果有在京的朝廷官员举荐，就可以在京城的国子监参加一次资格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参加省试了。但是，包拯所在的合肥，算不得偏远地区吧？所以，包拯没有参加乡试而直接进京，肯定是有人推荐而走了捷径的。
省试的内容是一赋、一诗、一论。如果是过去，包拯肯定是没戏的，他无论诗还是赋，都不突出。然而，什么叫生逢其时，宋仁宗的大胆改革，轻诗重论，让包拯得以扬长避短。所以，包拯被录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里面，有没有刘筠的提携，就很不好说了，但包拯的幸运还是可以肯定的。
看来，包拯之与诗词，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3
尽管宋仁宗改革科举，轻诗赋，重策论，但是在士子们的心中，诗词还是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的，以至不擅诗赋的包拯，虽然进士及第，但在当时士大夫尤其是文人的眼里，还是难有地位的。没有诗词酬答，进不到文人的圈子，当然就不会被人看好。当时的大文豪、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曾多次说包拯“素少学问”。
这评语虽仅仅四个字，却有着一丝不屑的贬义。
在宋代，包拯并不像今天这样，一出场，便掌声四起，一亮嗓，便叫声一片。当时的包拯，虽然也身为朝廷重臣，但由于他的性格与为人、能力与才气等诸多因素，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尽管为官几十年，尽管皇帝还算信任，但包拯始终游离于士大夫阶层之外，他少与他人来往，他人也少与他往来。宋人不以官职为贵贱，而以才学论高低，舞榭歌台，更杯换盏，长亭送别，羁旅愁思，都免不了要有诗词酬答。即便政见有异，针锋相对，但对其才学，还是会心生敬意。比如王安石与苏东坡，两人政治上誓不两立，但对相互之间的才学，却是由衷赞赏。王安石称赞苏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写的好，苏东坡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最佳。乌台诗案，苏东坡险些被杀，王安石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且王安石还盛赞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还有，宋人记叙成风，各种笔记汗牛充栋，其中多记风俗人情，文人轶事等，但关于包拯的记叙却少之又少，而包拯也没有只言片语记下那些“别人的故事”。
《宋史·包拯传》中，对包拯的个性还是很费了一番笔墨的，传中说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这句话很有些意思，也很值得我们去玩味。
从褒义讲，这句话是说包拯有独到见解，坚持原则，从不去迎合别人，和人没有私信往来，不结党营私，即便是亲戚朋友，也别想找其办事。但是，若要从贬义讲，也可以说是对包拯性格的一种委婉的批评。也就是说他与人合不来，固执己见，不善交往，亲戚朋友一个个都远他而去。
不随便交往，不说恭维话，不说假话，这当然很好。但是，为什么到最后“故人、亲党皆绝之”呢？这里有他不善交往的原因，也有人家不愿和他交往的因素在里面。想想看，一个没有文采，没有生活情趣，老是一脸严肃的“包孝肃”公，谁愿意和他来往呢？所以，文人的圈子，文人的聚会，文人的酬答，文人的记述，没有他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出身看，包拯的父亲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一直身为小吏，并不显贵。所以包拯说自己是“生于草茅”，而非世家子弟。如果包拯始終于地方为官，且官职很小，与下层人往来，这种自卑心理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一旦进入朝堂之上，人家有的是名门望族，有的是“四世三公”，真是“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这让包拯在心理上不能不和人家产生一种距离感，以至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就像边远城市的学子，虽然也是高考状元，但是来到北京，无论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才气修养，和人家都差上一大截子，心理的排斥便会不自觉地产生。 从性格看，包拯是家里独生子，从小也是父母掌上明珠，而且科举之前便在乡里小有名气，这便使得包拯性格由孤傲变成孤僻。我们现在常说“距离产生美”，其实距离也产生“威”，包拯的威严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亲民产生的，而是距离产生的。《宋史》中说包拯，“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想让包拯笑一下，除非等黄河变清。因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产生了威严。其实中国人的概念化毛病由来已久，人们常常会误以为，凡是不苟言笑者便是一身正气，凡是待人温和者便是能力不足，慈不掌兵。这和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官与民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才会有一定的威严，才会让人惧怕。《宋史》中说包拯“吏民畏服”，这个服，不是信服，不是佩服，而是因为惧怕而服。
有人说，包拯身居高位，如果走动太多，朋友太多，就会产生利益瓜葛，使自己难以秉公办事，不能公正执法，所以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这是我们的想像。中国历史上身居高位、门生满天下的人并不少，能照样秉公执法的人也不少。
包拯被边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素少学问”。
“素少学问”这个词，是欧阳修先生送给包拯的。欧阳修在给皇帝的那篇《论除包拯三司使上书》中，几次说到包拯“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欧阳修不是一个偏执的人，更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和包拯之间也没有什么恩恩怨怨。但是总体来看，欧阳修对包拯印象不佳，有时甚至有些瞧不起他。不然不会在一篇弹劾中，多次提及包拯“素少学问”。
那么，包拯的“素少学问”究竟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我想，一方面，宋朝尤其是北宋，是一个很讲究文采辞赋的时代，整个官场还是文人集团大行其道，仅仅廉洁奉公，仅仅执法如山，仅仅忠心耿耿，还不能使其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还不能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可。而且北宋官员之中，诗词大家比比皆是，仅当过宰相的就有寇准、晏殊、宋庠、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这些人哪一个不是门生遍地，人家在一起书信往来，诗词探讨，学术交流，不胜其乐。而包拯是个外行，他拿不出像样的诗词哪怕是有点文采的文章，所以自己也就先怯了，别人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虽然包拯在朝廷中也身居高位，但在别人眼里，并没有什么分量，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靠边呆着了。
另一方面呢，就是欧阳修说的“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和“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这话的贬义就更明显了，意思就是说包拯有时对朝廷的制度规矩还不是十分的明白，而且头脑简单，处理问题有时很不得体，让人感到很可惜。
欧阳修说包拯“思虑不熟，处之乖当”，指的是哪件事呢？
公元1058年，包拯在开封府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被调到御史台，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监察部部长。这时的包拯已经60岁了。包拯在这个任上，可谓大展身手，一连弹劾掉了两任三司使，一个是张方平，一个是宋祁，然后自己坐上了三司使的宝座。
何谓三司使？三司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这可是一个有权有钱的美差，人称财神爷。
其实，宋仁宗选的这两个人，在当时都享有美誉。张方平为官正直，史书评价他慷慨有气节，灼见事理，无畏敢言，也是诗词名家。苏轼终生都敬重他，在談到张方平的诗文时还说他，“及其它诗文，皆清远雄丽”。宋祁就是那位“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作者，为官兢兢业业，一生清贫。
那么，他俩因什么事先后被包拯弹劾呢？其实事都不大。包拯弹劾张方平，说他买一位酒坊老板的房子，钱给的少了，占了人家的便宜。而事实上，张方平买那位酒坊老板的房子，并不是强买强卖，而是正常交易，而且还是老板资金短缺，张方平出资救急呢。
对宋祁的弹劾也是如此。包拯弹劾宋祁的理由是他“在蜀饮宴过度”，看字面，宋祁这人很堕落了，其实没那么严重。在宋代，士大夫们宴饮娱乐，赋诗歌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宋祁也并没有像包拯说的那样。说一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了，宋祁是个作学问的人，他修《唐书》十余年，“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不管走到哪儿，书稿都随身带着，有点闲暇便马上动笔。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雪，室内寒冷，宋祁围着炭火修史，写累了，便问身边的人说：“你们过去在别人家的时候，见过主人这样吗？”没等身边人回答，宋祁又问一个曾在太尉家服过务的人说：“太尉遇此天气，亦复如何？”这人回答：“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包拯弹劾他的时候，他正知成都府。不久后，宋祁去世，《宋人轶事汇编》中还说“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于奢侈者诬矣。”这说明，不但宋祁这个人为官不错，连成都的老百姓对有人“诬陷”宋祁，还表示不满，耿耿于怀呢。
有趣的是，仁宗皇帝“从谏如流”，你说他不行，我也不去调查，我也不与你争辩，那好，别人都不行，那就你包拯来做三司使吧。包拯也没推辞，真的就去上任了。
可是问题来了，你包拯把别人弹劾下去，而且还不是一个，接下来自己坐上这个位置，你弹劾人家是有心还是无心？是不是你看好了这个位置，把人家整下去，自己坐上来？于是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终于，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坚决反对任命包拯做三司使，为这事，专门写了一篇《论除包拯三司使上书》，这篇奏议收在《欧阳修文集》中，在欧阳修诸多奏议中算是比较长的一篇，也是说理最为详备，言辞最为恳切激烈的一篇。通篇主旨就是：你皇帝可以不在乎包拯的声誉，包拯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可我们不能不在乎士大夫的声誉啊！这篇奏议一出，用茅坤的话讲，就是令“包拯不能不汗颜心服。”
欧阳修说：“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哗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 那意思就是说：听到陛下任命包拯为三司使，任命一下，朝廷内外，舆论哗然，虽然朝廷看好包拯的才华，却不知道为包拯保持名节。本希望包拯自己会珍惜自己的名节，坚决辞让，以避嫌疑，为朝廷着想，可是包拯却欣然受命，准备上任了。我真的不能不为他失去名节而可惜，也不能不为他失去人心而嗟叹啊。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疑惑，皇帝任命包拯为三司使，何以就“中外哗然”了呢？怎么就会失去“名节”了呢？怎么就让欧阳修为他“可惜”“可嗟”了呢？
用欧阳修的话说就是：“夫言人之过似于激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期间尔。天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无其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谏官，他的职责就是监督别人，弹劾别人。但是，谏官在指责别人过失的时候，好像是在攻击别人;在说别人不称职并赶其下台的时候，便有倾轧陷害的嫌疑。但是为什么谏官可以不避嫌疑，敢于去指责和揭露别人呢？就是因为他无利己之心;为什么天下人都能信服他呢？就是因为谏官别无他求。现在包拯接连驱逐两位三司使，自己毫不犹豫地坐上那个位置，就会使那些小人效仿，以“惑乱主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后果，就是今后谏官说话再也没有人信服了，你仁宗皇帝苦心建立起来的谏官制度，也就毁在了包拯的手里，能不让人痛心吗？
问题够严重的了。
接着，欧阳修还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包拯前指陈张方平之过，后弹劾宋祁之失，而自己取而代之，这种做法叫什么呢？叫“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
“蹊田夺牛”的典故出自《左传》，“抑人亦有言：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以重矣。”意思就是说，他不过是牵着牛从你的田里走过而已，你就把人家的牛夺下来，这种处罚有些过重了。
“整冠纳履”这个典故出自乐府诗集：“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瓜田李下，君子之行，不担嫌疑。
而包拯不但“蹊田夺牛”，还毫无顾忌地“整冠纳履”，所以欧阳修气愤地说，这样的事：“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
也许有人会说，包拯因为无心，所以不知避讳。但是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心这个东西，天下人是看不到的，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所为。如今包拯的做法就如同伸手去拿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嘴里还说我不想要，“人谁信之？”谁会信你呢？
接下来欧阳修又说，我不是反对提拔包拯，像包拯这样的人，放到什么样的岗位都不为过，惟独不能放到三司使的职位上。因为“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不但是不珍重自己，而且是开了一个不良风气之先河。那么，一个处在监察位置的官员，如果用心不良，垂涎别人的高位，便会用倾轧陷害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为小哉！”后果就严重了。
但是，皇帝并没有收回成命，而包拯，没事似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处之泰然，坐上三司使的宝座。
这件事，使得包拯的形象，在士大夫心中，大大地打了折扣。其实不但士大夫们，就是在宋仁宗的心里，包拯形象也是有所打折的。据宋人陈师道的笔记《后山谈丛·卷一》记载：仁宗皇帝要提拔孙抃做丞相，“御史韩绩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谓谁可参知政事者？’韩素不经意，卒然对曰：‘包拯可’。仁宗熟视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今之包拯，非昔之包拯，宋仁宗是否对包拯有所失望呢？
4
宋仁宗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应该说，在为包拯这类不善诗赋的人才开了一扇门的同时，也为那些才华横溢颇善诗赋的才子关上了一扇窗。
比如说柳永，柳永是仁宗时代最著名的词人，也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词在当时风靡天下。可是就因为他词中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便在录取名单上，勾去了他的名字，輕轻说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宋仁宗看来，以诗取士，实不可取，诗人的最好岗位，就是写诗去。
其实，宋仁宗的科举改革只是牛刀小试，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诗赋，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诗赋还是正宗。所以，王安石的这一改革，遭到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们的坚决反对，以至朝廷在这项改革上摇摆不定。但是，这项改革对后世却影响极大。到了明清两朝，则干脆取消诗赋，以八股取士，从此进入僵化模式，以至后来文学名家，多数失意科场。
缺少文学参与的科举，弊端立现。
其实，官吏之中，文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才华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要小看了文学修养，文学是爱，是情怀，是悲悯，是人文精神的载体，文学没了，人便会情感泯灭，冰冷如铁;文学是境界，是胸怀，境界没了，人就会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文学是个性，是自我人格的平台，个性没了，自我人格的丧失，人便会变得猥琐，剩下的只是奴才。
想想看，为什么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们，即便是奏议，也写得神采飞扬？为什么后来的公文，味同嚼蜡。不但没了文采，而且千人一面，千人一词，千篇一律，行文枯燥，不忍卒读。别说让那些官员们吟诗作赋，有的就连文章也不会写，以至秘书代笔，师爷操刀。甚至再后来的有些考试，什么诗赋，什么文采，只要会画挑打钩就万事大吉了。
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改雕版印刷为活字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印刷成本的降低，使出书不再是奢望，于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和文人雅士出书成风。
包拯去世后，夫人董氏和家人回到庐州老家，当时的庐州太守张田感念包拯生前举荐之恩，主动筹资给包拯编本集子，让包拯也和那些士大夫们一样，有文集存世。于是董夫人便把包拯生前的手稿交给张田，经张田整理，编成《包孝肃公奏议集》一书。顾名思义，就是把生前的奏章，也就是公文编辑成书。
如今，相比于包拯的年代，出书更不是一件难事了。只要花了钱，联系了出版社，便可以找家印刷厂出书了。于是，有些官员退休后，也想有文集存世，于是便把讲话稿、汇报提纲、年终总结汇编成册，送几本与人，余下的便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子孙了。
当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发表了一首词《沁园春·雪》，轰动一时，其中就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名句，在毛泽东他老人家的眼里，这几位帝王，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然他们居功至伟，但也留有遗憾，武功居伟，文略不足啊。
走出包公祠，仰望蒙蒙细雨的天空，不由地想，历史为我们奉献了一位不畏权势、廉洁公正、铁面无私的包拯，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如果包拯能像范仲淹、苏东坡那样，也为我们留下精美的诗赋，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和他一起喜怒哀乐，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会是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包拯啊。
这要求，是不是有些苛刻了？
〔责任编辑 宋长江〕
包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伴随着时代节律，从出生，到出仕，到辞世，他无憾地走完了自己六十三年的人生。
包拯是幸运的，这个时代的宋朝，没有内忧，没有外患。而且，他伴随的皇上，宽厚仁慈，体谅臣属，从谏如流，以仁治天下。不然，这位皇帝的庙号怎么会叫仁宗呢？仁宗十三岁做皇上，在位四十一年，晚包拯一年去世，活了五十三岁。
包拯是幸运的，幸运得让人有些忌妒。因为这个时期的北宋，仰庙堂之高，治国名臣辈出，哪一个不是历史名人？俯江湖之远，诗词之花绚烂，哪一个不是文学大家？不要说和这些人同朝共事，便是能一睹容颜，或能望其项背，已是此生足矣。
容我随便举出几位吧：
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写下“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张先;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写下“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河极目天”的宋庠;写下“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写下“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梅尧臣;写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欧阳修;写下“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的司马光;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王安石;写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晏几道;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东坡……
这些名字，哪一个不如雷贯耳，哪一个不让人肃然起敬。
治国名臣，历代不乏其人。而真正让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则是文学，是诗，是词，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鹤立鸡群的诗词名家。那个时代承接了唐诗的辉煌，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学阆苑，更加熠熠生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谁能说那不是文学最美好的时代？“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能说这不是诗人最浪漫的嘉年华？
可是，即便有这样的群星拱照，即便有这样的诗词浸染，即便连寇准家里的侍女倩桃都能以诗劝戒，即便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民间风靡，但是这一切似乎和包拯无关。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包拯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多少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是为什么？
1
“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这是金代一位名叫李汾的诗人所写的一首歌咏开封的诗句。李汾的这句诗，道出了开封曾经的宏伟和繁华，以及开封人那种发自心底的自豪感。所以，即便在今天，这句诗也常被开封人所引用。其实，开封人是有资格骄傲的，七朝古都，历史遗迹之多，文化底蕴之厚，在中国少有比肩。像什么龙亭、铁塔、天波杨府、清明上河园，哪一处不是赫赫有名？尤其开封府、包公祠，就是时间再紧，就是别处遗迹不看，这两处，无论如何是不能丢下的。
我这次到开封，第一个去看的，便是包公祠。
开封城市不算大，很多遗迹旧址其实就在城里，相互之间的距离也都很近。包公祠坐落在包公湖之西，开封府则坐落在包公湖之东，两处让人心动的建筑，隔湖相望。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公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包公祠了，甚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开封府，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开封府了。
在开封，因为黄河泛滥以及战乱的原因，很多历史遗迹不是深埋地下，就是被战火焚毁。现在这个碧波荡漾的包公湖，在宋代是没有的，它形成于明末，当时为阻挡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掘开黄河，致使开封城被水损毁。在开封府和包公祠的原址上，形成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湖泊。因为人们怀念这位刚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包拯，便把这湖称之为“包公湖”。
从此，开封府和包公祠便从开封这块土地上，一下子消失了几百年。而现在的这座包公祠，则是1984年开始，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重新选址兴建的，它已经算不得文物了，只能算作是仿古建筑。这让我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不能不心存一丝遗憾。不过，包公祠这座仿古建筑仿得还算不错，古朴典雅，庄严气派。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真的，反倒觉得它有点像真的似的。
其实，这包公祠即便不是真的又有何妨呢？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这假的不也就是真的了吗？再说，古往今来，那些所谓的古代遗迹，不也是建了毁，毁了建，搬了挪，挪了搬的，又有几处还是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前原本的模样呢？
进了包公祠，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刻有包公画像的石碑。从这幅画像看，包拯个头不高，脸也不黑，身着官服，手持牙笏，面目清秀，长髯飘飘，上书“宋包孝肃公遗像”。导游说：“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叫徐琪的粤东督学使者，在包公的后裔家中发现了这张包公遺像。于是捐资将包公遗像镌刻在坚固似玉的美石上，以供后人观瞻。”尽管这座画像石碑是一个复制品，但包公的形象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
《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在他们的报告文学《包公遗骨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很不好说，但从这幅画像看，真正的包公既不是黑脸，也不是壮汉，更不是什么文曲星下凡，而是一个瘦弱矮小的白面书生，这让每一个参观的人都不免吃了一惊。
其实，包拯的黑脸是老百姓赋予的，是戏曲的脸谱而已，它表达了老百姓对铁面无私的清官的向往，当不得真的。如果一个人真是脸如锅底，额有弯月，那真的就是一个畸形儿或者怪胎了。如此说来，曹操是否白脸，关羽是否红脸，也都很不好说了。
再前行，便是蜡像馆。这里，包拯的形象虽不是花脸，却穿着戏装，旁边是被武士缚住的陈世美，站在旁边的是满脸怒火的秦香莲和两个孩子。前边则是寒光闪闪的龙头、虎头、狗头三口铡刀。我想像着陈世美人头落地的惨状，心头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凉，陈世美固然可恨，但让这两个孩子亲眼看到父亲死于铡刀之下，对他们的心灵就没有一点点的伤害？ 其实，这不过是戏曲中的故事罢了，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所以包拯怒铡陈世美也就不会存在了。不过，我倒有个有趣的发现，那个蜡像的包公和那个蜡像的陈世美，仿佛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同游的朋友也看出来了，大家猜测，是不是为节省经费，两个人物使用了同一个模特？
我想，这些戏曲中的故事，本不该搬到这里来的，因为这样会以假乱真，让人难辨真伪，搞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包公，哪些是戏曲的包公了。不过，忽一转念，我又笑自己有些犯傻，因为所谓的真实的包公，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2
包拯，字希仁，庐州人，即今天的安徽合肥。宋仁宗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距今991年前，28岁的包拯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这一届的进士，前三甲是：状元王尧臣，榜眼韩琦、探花赵概。还有一位叫文彦博的，也和包拯同年，和包拯还是儿女亲家。
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家，他们为中国的文学宝库，留下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的经典篇章。就拿这四位来说，都曾官至参知政事和同平章事，即副宰相和宰相，不但是治世之名臣，更是诗词之大家。
于是，我不免心生疑惑，同是读书人，同是进士出身，为什么人家除了做官，还能写诗词？可是包拯呢，为什么没有诗集传世？是不能也？还是不为也？
如若不信，你可以遍翻各类诗词选本，真的很难找到包拯的一首诗，一首词。不过，近年由北大整理出版的《全宋诗》中，倒也收入了包拯的一首诗：
《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这是一首励志的诗，从思想性上来说，可以说正气凛然，义薄云天，甚至可以作为当今反腐倡廉的教育读本。但若从艺术性上来说，则直抒胸臆，白如开水，莫说和柳永的婉约派，苏东坡的豪放派相比，就是和今天“不善此道”却乐此不疲的所谓诗家相比，怕也是难分伯仲啊。
所以时至今日，虽然包拯形象如日中天，但各种诗词选本，都少有把这首诗选入。可怜包拯生在诗词鼎盛的宋代，连童稚妇竖都能顺口吟上几句，而包拯却没有一首好诗传世，真的枉了那个诗意盎然的朝代了。
诗词不工，那么文章呢？包拯倒有一本《包孝肃公奏议集》传世，但若和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的文章相比，算了，还是别比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你说包拯不工诗词，文章也少才华，那他是怎么考上进士的？
这事，还真得多说几句。
在宋仁宗的那个时代，包拯还不是以刚直不阿被推崇的，而是以孝闻名的，所以他死后的谥号是“孝肃公”。在谥法中，慈惠爱亲曰孝，严畏自饬曰肃。也就是说，在包拯的身上，孝为第一，肃为从属。皇上表彰他，让大家学习他，首先是要学他对父母的孝。不过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朝廷都给包拯谥号了，那他肯定不同寻常了。其实在宋代，只要是朝廷大臣，只要是不被皇帝杀头，死后几乎都会被赐以谥号的，而包拯的谥号还算不上是最好的。比如范仲淹和司马光都是“文正”，欧阳修和苏轼都是“文忠”，文正是最高级别的，文忠次之。而孝肃，得往后排好多位呢。
说包拯孝，这孝表现在哪儿呢？
是这样。包拯是天圣五年，也就是28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便一举成名，中了进士。其实，宋代的科举考试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晏殊十四岁考中进士，王拱辰十八岁中了状元，苏东坡二十一岁中了进士，他弟弟苏辙和他同年，也才十九岁。那么包拯为什么直到二十八岁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
一般的说法是，包拯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虽已学成，但不愿参加科举，“父母在，不远游”嘛。欧阳修曾夸赞包拯说，“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讲的就是这件事。直到包拯二十八岁那年，父母为了能让他放心进京赶考，为他娶了媳妇，家里有人照顾了，包拯这才放心赴京，一下子就金榜题名。
包拯中了进士后，仁宗皇帝委任他到江西建昌做知县。可是，包拯考虑到父母年迈，故土难离，便奏请皇上，说能不能派他到家乡合肥附近为官。仁宗皇帝不愧是仁宗，马上改派包拯到和州当税官，这地方离合肥较近。可是，年迈的父母还是不肯同往。既然忠孝不能两全，于是包拯索性辞官归乡，在家赡养父母整整十年。后来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又守墓三年，直到乡里乡亲都来劝他出仕，这才回到京城报到。
于是，包拯孝名天下皆知，皇帝自然喜欢，因为宋仁宗正倡导“以孝治国”。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也提及这件事，说“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
好不容易得来的官却放弃不做，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不易。但在倡导“孝廉”的封建社会，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比如和包拯同时代的就有一个叫沈起的地方官，因父亲病重，也和包拯一样，辞官侍养，父亲去世，又服丧三年。后复官时，有大臣说他未经朝廷批准便擅离职守，应该予以处分。但仁宗却说：“观过知仁，今由父亲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如果因为孝敬父亲而受到处罚，那以后我们还怎么倡导天下人孝敬父母呢？
所以，包拯以孝赢得好名声就一点不奇怪了。不过，包拯孝则孝矣，但若说他为孝而放弃科举考试，则实难成立。
在宋代，“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早已成为天下学子的终极目标， 那種“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荣耀，成为他们“头悬梁、锥刺股”的动力。否则，学有何用？所以，天下作父母的，无不希望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尤其包拯的父亲，也是进士出身，他肯定希望儿子能获取功名，否则不会让他读书。如果说，父母给包拯娶了妻子，他才放心地去参加科举，那在娶这个妻子董氏之前，包拯还曾有过一任妻子张氏，娶了董氏能进京，娶了张氏时为何就不能赶考呢？ 其实，包拯多次放弃科举，其中另有隐情。
我们知道，北宋的科举考试延续唐制，比较重视诗词。所以你看无论唐朝还是北宋，好多朝廷重臣同时还是著名诗人。诗词是包拯弱项，有一本《包公正传》，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朝廷开科取士，以诗赋为主，而包拯偏偏不擅此道。”这句话无疑透出一个信息，包拯不善写诗，或者写不好诗。所以，既然不善此道，若去科举，肯定名落孙山。与其名落孙山，不如压根就不出山。
那么，包拯后来怎么又去参加科举考试了呢？
说来还是包拯命好。包拯22岁那年，庐州来了一位父母官，这人叫刘筠，刘筠非等闲之辈，他和另一位诗文大家杨亿齐名，算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而且喜欢奖掖后进，举荐才俊，还多次在朝廷知贡举，也就是当主考官。他的诗大量用典，辞藻华丽，被称作西昆体。当时科举考试的举子，都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文，苦苦研习。一般来说，如果能熟练掌握西昆体的写作，再拜在他的门下做门生，那金榜题名可就十有八九了。
刘筠来到庐州之后，听说包拯品学兼优，孝闻乡里，便很器重他，“亲授艺业，相知甚深”，并鼓励包拯去参加考试。但是包拯还是放弃了，理由就是父母没人照顾。
终于，天圣五年，也就是28岁那年，包拯等来了机会。
宋仁宗天圣五年，朝廷对科举考试进行了重大改革，皇帝特别诏命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以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这个昭命，可在《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中查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记载，上面是这样说的，“己未，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才，其以策论兼考之，诸科毋得离摘经注以为问目。”
对包拯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因为他最不擅长的诗赋，不再作为惟一的录取标准了。而且，合该包拯走运，这一年皇帝任命的主考官，就是很欣赏包拯的老师刘筠。想想看，他的弱项不再是惟一的标准了，他的老师又是主考官了，如此天赐良机，想不登科都难。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个层次，乡试，省试，殿试。乡试就是州郡考试，取得资格后，方能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省试录取后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但问题是，包拯没有参加乡试，便直接进京参加礼部的省试了。宋代有一特例，为了照顾偏远地区的学子，尽管没有参加乡试，但如果有在京的朝廷官员举荐，就可以在京城的国子监参加一次资格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参加省试了。但是，包拯所在的合肥，算不得偏远地区吧？所以，包拯没有参加乡试而直接进京，肯定是有人推荐而走了捷径的。
省试的内容是一赋、一诗、一论。如果是过去，包拯肯定是没戏的，他无论诗还是赋，都不突出。然而，什么叫生逢其时，宋仁宗的大胆改革，轻诗重论，让包拯得以扬长避短。所以，包拯被录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里面，有没有刘筠的提携，就很不好说了，但包拯的幸运还是可以肯定的。
看来，包拯之与诗词，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3
尽管宋仁宗改革科举，轻诗赋，重策论，但是在士子们的心中，诗词还是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的，以至不擅诗赋的包拯，虽然进士及第，但在当时士大夫尤其是文人的眼里，还是难有地位的。没有诗词酬答，进不到文人的圈子，当然就不会被人看好。当时的大文豪、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曾多次说包拯“素少学问”。
这评语虽仅仅四个字，却有着一丝不屑的贬义。
在宋代，包拯并不像今天这样，一出场，便掌声四起，一亮嗓，便叫声一片。当时的包拯，虽然也身为朝廷重臣，但由于他的性格与为人、能力与才气等诸多因素，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尽管为官几十年，尽管皇帝还算信任，但包拯始终游离于士大夫阶层之外，他少与他人来往，他人也少与他往来。宋人不以官职为贵贱，而以才学论高低，舞榭歌台，更杯换盏，长亭送别，羁旅愁思，都免不了要有诗词酬答。即便政见有异，针锋相对，但对其才学，还是会心生敬意。比如王安石与苏东坡，两人政治上誓不两立，但对相互之间的才学，却是由衷赞赏。王安石称赞苏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写的好，苏东坡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最佳。乌台诗案，苏东坡险些被杀，王安石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且王安石还盛赞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还有，宋人记叙成风，各种笔记汗牛充栋，其中多记风俗人情，文人轶事等，但关于包拯的记叙却少之又少，而包拯也没有只言片语记下那些“别人的故事”。
《宋史·包拯传》中，对包拯的个性还是很费了一番笔墨的，传中说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这句话很有些意思，也很值得我们去玩味。
从褒义讲，这句话是说包拯有独到见解，坚持原则，从不去迎合别人，和人没有私信往来，不结党营私，即便是亲戚朋友，也别想找其办事。但是，若要从贬义讲，也可以说是对包拯性格的一种委婉的批评。也就是说他与人合不来，固执己见，不善交往，亲戚朋友一个个都远他而去。
不随便交往，不说恭维话，不说假话，这当然很好。但是，为什么到最后“故人、亲党皆绝之”呢？这里有他不善交往的原因，也有人家不愿和他交往的因素在里面。想想看，一个没有文采，没有生活情趣，老是一脸严肃的“包孝肃”公，谁愿意和他来往呢？所以，文人的圈子，文人的聚会，文人的酬答，文人的记述，没有他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出身看，包拯的父亲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一直身为小吏，并不显贵。所以包拯说自己是“生于草茅”，而非世家子弟。如果包拯始終于地方为官，且官职很小，与下层人往来，这种自卑心理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一旦进入朝堂之上，人家有的是名门望族，有的是“四世三公”，真是“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这让包拯在心理上不能不和人家产生一种距离感，以至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就像边远城市的学子，虽然也是高考状元，但是来到北京，无论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才气修养，和人家都差上一大截子，心理的排斥便会不自觉地产生。 从性格看，包拯是家里独生子，从小也是父母掌上明珠，而且科举之前便在乡里小有名气，这便使得包拯性格由孤傲变成孤僻。我们现在常说“距离产生美”，其实距离也产生“威”，包拯的威严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亲民产生的，而是距离产生的。《宋史》中说包拯，“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想让包拯笑一下，除非等黄河变清。因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产生了威严。其实中国人的概念化毛病由来已久，人们常常会误以为，凡是不苟言笑者便是一身正气，凡是待人温和者便是能力不足，慈不掌兵。这和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官与民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才会有一定的威严，才会让人惧怕。《宋史》中说包拯“吏民畏服”，这个服，不是信服，不是佩服，而是因为惧怕而服。
有人说，包拯身居高位，如果走动太多，朋友太多，就会产生利益瓜葛，使自己难以秉公办事，不能公正执法，所以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这是我们的想像。中国历史上身居高位、门生满天下的人并不少，能照样秉公执法的人也不少。
包拯被边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素少学问”。
“素少学问”这个词，是欧阳修先生送给包拯的。欧阳修在给皇帝的那篇《论除包拯三司使上书》中，几次说到包拯“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欧阳修不是一个偏执的人，更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和包拯之间也没有什么恩恩怨怨。但是总体来看，欧阳修对包拯印象不佳，有时甚至有些瞧不起他。不然不会在一篇弹劾中，多次提及包拯“素少学问”。
那么，包拯的“素少学问”究竟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我想，一方面，宋朝尤其是北宋，是一个很讲究文采辞赋的时代，整个官场还是文人集团大行其道，仅仅廉洁奉公，仅仅执法如山，仅仅忠心耿耿，还不能使其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还不能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可。而且北宋官员之中，诗词大家比比皆是，仅当过宰相的就有寇准、晏殊、宋庠、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这些人哪一个不是门生遍地，人家在一起书信往来，诗词探讨，学术交流，不胜其乐。而包拯是个外行，他拿不出像样的诗词哪怕是有点文采的文章，所以自己也就先怯了，别人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虽然包拯在朝廷中也身居高位，但在别人眼里，并没有什么分量，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靠边呆着了。
另一方面呢，就是欧阳修说的“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和“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这话的贬义就更明显了，意思就是说包拯有时对朝廷的制度规矩还不是十分的明白，而且头脑简单，处理问题有时很不得体，让人感到很可惜。
欧阳修说包拯“思虑不熟，处之乖当”，指的是哪件事呢？
公元1058年，包拯在开封府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被调到御史台，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监察部部长。这时的包拯已经60岁了。包拯在这个任上，可谓大展身手，一连弹劾掉了两任三司使，一个是张方平，一个是宋祁，然后自己坐上了三司使的宝座。
何谓三司使？三司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这可是一个有权有钱的美差，人称财神爷。
其实，宋仁宗选的这两个人，在当时都享有美誉。张方平为官正直，史书评价他慷慨有气节，灼见事理，无畏敢言，也是诗词名家。苏轼终生都敬重他，在談到张方平的诗文时还说他，“及其它诗文，皆清远雄丽”。宋祁就是那位“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作者，为官兢兢业业，一生清贫。
那么，他俩因什么事先后被包拯弹劾呢？其实事都不大。包拯弹劾张方平，说他买一位酒坊老板的房子，钱给的少了，占了人家的便宜。而事实上，张方平买那位酒坊老板的房子，并不是强买强卖，而是正常交易，而且还是老板资金短缺，张方平出资救急呢。
对宋祁的弹劾也是如此。包拯弹劾宋祁的理由是他“在蜀饮宴过度”，看字面，宋祁这人很堕落了，其实没那么严重。在宋代，士大夫们宴饮娱乐，赋诗歌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宋祁也并没有像包拯说的那样。说一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了，宋祁是个作学问的人，他修《唐书》十余年，“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不管走到哪儿，书稿都随身带着，有点闲暇便马上动笔。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雪，室内寒冷，宋祁围着炭火修史，写累了，便问身边的人说：“你们过去在别人家的时候，见过主人这样吗？”没等身边人回答，宋祁又问一个曾在太尉家服过务的人说：“太尉遇此天气，亦复如何？”这人回答：“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包拯弹劾他的时候，他正知成都府。不久后，宋祁去世，《宋人轶事汇编》中还说“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于奢侈者诬矣。”这说明，不但宋祁这个人为官不错，连成都的老百姓对有人“诬陷”宋祁，还表示不满，耿耿于怀呢。
有趣的是，仁宗皇帝“从谏如流”，你说他不行，我也不去调查，我也不与你争辩，那好，别人都不行，那就你包拯来做三司使吧。包拯也没推辞，真的就去上任了。
可是问题来了，你包拯把别人弹劾下去，而且还不是一个，接下来自己坐上这个位置，你弹劾人家是有心还是无心？是不是你看好了这个位置，把人家整下去，自己坐上来？于是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终于，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坚决反对任命包拯做三司使，为这事，专门写了一篇《论除包拯三司使上书》，这篇奏议收在《欧阳修文集》中，在欧阳修诸多奏议中算是比较长的一篇，也是说理最为详备，言辞最为恳切激烈的一篇。通篇主旨就是：你皇帝可以不在乎包拯的声誉，包拯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可我们不能不在乎士大夫的声誉啊！这篇奏议一出，用茅坤的话讲，就是令“包拯不能不汗颜心服。”
欧阳修说：“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哗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 那意思就是说：听到陛下任命包拯为三司使，任命一下，朝廷内外，舆论哗然，虽然朝廷看好包拯的才华，却不知道为包拯保持名节。本希望包拯自己会珍惜自己的名节，坚决辞让，以避嫌疑，为朝廷着想，可是包拯却欣然受命，准备上任了。我真的不能不为他失去名节而可惜，也不能不为他失去人心而嗟叹啊。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疑惑，皇帝任命包拯为三司使，何以就“中外哗然”了呢？怎么就会失去“名节”了呢？怎么就让欧阳修为他“可惜”“可嗟”了呢？
用欧阳修的话说就是：“夫言人之过似于激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期间尔。天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无其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谏官，他的职责就是监督别人，弹劾别人。但是，谏官在指责别人过失的时候，好像是在攻击别人;在说别人不称职并赶其下台的时候，便有倾轧陷害的嫌疑。但是为什么谏官可以不避嫌疑，敢于去指责和揭露别人呢？就是因为他无利己之心;为什么天下人都能信服他呢？就是因为谏官别无他求。现在包拯接连驱逐两位三司使，自己毫不犹豫地坐上那个位置，就会使那些小人效仿，以“惑乱主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后果，就是今后谏官说话再也没有人信服了，你仁宗皇帝苦心建立起来的谏官制度，也就毁在了包拯的手里，能不让人痛心吗？
问题够严重的了。
接着，欧阳修还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包拯前指陈张方平之过，后弹劾宋祁之失，而自己取而代之，这种做法叫什么呢？叫“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
“蹊田夺牛”的典故出自《左传》，“抑人亦有言：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以重矣。”意思就是说，他不过是牵着牛从你的田里走过而已，你就把人家的牛夺下来，这种处罚有些过重了。
“整冠纳履”这个典故出自乐府诗集：“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瓜田李下，君子之行，不担嫌疑。
而包拯不但“蹊田夺牛”，还毫无顾忌地“整冠纳履”，所以欧阳修气愤地说，这样的事：“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
也许有人会说，包拯因为无心，所以不知避讳。但是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心这个东西，天下人是看不到的，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所为。如今包拯的做法就如同伸手去拿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嘴里还说我不想要，“人谁信之？”谁会信你呢？
接下来欧阳修又说，我不是反对提拔包拯，像包拯这样的人，放到什么样的岗位都不为过，惟独不能放到三司使的职位上。因为“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不但是不珍重自己，而且是开了一个不良风气之先河。那么，一个处在监察位置的官员，如果用心不良，垂涎别人的高位，便会用倾轧陷害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为小哉！”后果就严重了。
但是，皇帝并没有收回成命，而包拯，没事似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处之泰然，坐上三司使的宝座。
这件事，使得包拯的形象，在士大夫心中，大大地打了折扣。其实不但士大夫们，就是在宋仁宗的心里，包拯形象也是有所打折的。据宋人陈师道的笔记《后山谈丛·卷一》记载：仁宗皇帝要提拔孙抃做丞相，“御史韩绩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谓谁可参知政事者？’韩素不经意，卒然对曰：‘包拯可’。仁宗熟视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今之包拯，非昔之包拯，宋仁宗是否对包拯有所失望呢？
4
宋仁宗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应该说，在为包拯这类不善诗赋的人才开了一扇门的同时，也为那些才华横溢颇善诗赋的才子关上了一扇窗。
比如说柳永，柳永是仁宗时代最著名的词人，也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词在当时风靡天下。可是就因为他词中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便在录取名单上，勾去了他的名字，輕轻说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宋仁宗看来，以诗取士，实不可取，诗人的最好岗位，就是写诗去。
其实，宋仁宗的科举改革只是牛刀小试，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诗赋，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诗赋还是正宗。所以，王安石的这一改革，遭到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们的坚决反对，以至朝廷在这项改革上摇摆不定。但是，这项改革对后世却影响极大。到了明清两朝，则干脆取消诗赋，以八股取士，从此进入僵化模式，以至后来文学名家，多数失意科场。
缺少文学参与的科举，弊端立现。
其实，官吏之中，文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才华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要小看了文学修养，文学是爱，是情怀，是悲悯，是人文精神的载体，文学没了，人便会情感泯灭，冰冷如铁;文学是境界，是胸怀，境界没了，人就会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文学是个性，是自我人格的平台，个性没了，自我人格的丧失，人便会变得猥琐，剩下的只是奴才。
想想看，为什么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们，即便是奏议，也写得神采飞扬？为什么后来的公文，味同嚼蜡。不但没了文采，而且千人一面，千人一词，千篇一律，行文枯燥，不忍卒读。别说让那些官员们吟诗作赋，有的就连文章也不会写，以至秘书代笔，师爷操刀。甚至再后来的有些考试，什么诗赋，什么文采，只要会画挑打钩就万事大吉了。
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改雕版印刷为活字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印刷成本的降低，使出书不再是奢望，于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和文人雅士出书成风。
包拯去世后，夫人董氏和家人回到庐州老家，当时的庐州太守张田感念包拯生前举荐之恩，主动筹资给包拯编本集子，让包拯也和那些士大夫们一样，有文集存世。于是董夫人便把包拯生前的手稿交给张田，经张田整理，编成《包孝肃公奏议集》一书。顾名思义，就是把生前的奏章，也就是公文编辑成书。
如今，相比于包拯的年代，出书更不是一件难事了。只要花了钱，联系了出版社，便可以找家印刷厂出书了。于是，有些官员退休后，也想有文集存世，于是便把讲话稿、汇报提纲、年终总结汇编成册，送几本与人，余下的便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子孙了。
当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发表了一首词《沁园春·雪》，轰动一时，其中就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名句，在毛泽东他老人家的眼里，这几位帝王，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然他们居功至伟，但也留有遗憾，武功居伟，文略不足啊。
走出包公祠，仰望蒙蒙细雨的天空，不由地想，历史为我们奉献了一位不畏权势、廉洁公正、铁面无私的包拯，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如果包拯能像范仲淹、苏东坡那样，也为我们留下精美的诗赋，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和他一起喜怒哀乐，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会是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包拯啊。
这要求，是不是有些苛刻了？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