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榴教授是多年的同事和老友，相知甚深。去年六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大作——《品读韩国》。拜读之余，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诚如书中所言，韩国虽是我们的近邻，但对一般人来说，它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曾看过一些介绍韩国风土人情和文化历史的著述，或囿于见闻，或拙于文笔，终觉不甚满意，导致我对韩国的印象支离破碎。看了陈榴教授的新作，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结构之谨严、资料之丰厚、涉猎之广泛、文笔之生动，读之令人眼前一亮。该书的确开卷有益，增广见闻，可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又可作为深度了解韩国、韩国人的入门。作为作者的老友，作为该书的读者，我深为作者的情商和该书的可读性所打动，很想为这部具有跨文化眼光的随笔集写点儿什么，于是便有了这篇读后感。
　　陈榴教授的作品是一部散文体著作，书中详尽地介绍了韩国的山水人物、文化习俗、衣食住行，但又非单纯的游记，作者在描述中蕴含思考，对韩国社会文化及民族心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作者毕竟是学者，他品读的韩国自然别有滋味，他笔下的韩国和韩国人栩栩如生。他不仅再现了诸多趣闻轶事，而且做了深入的思考与深刻的分析，具有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全书共分六辑160余篇，看似琐碎，其实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恰恰应了散文所追求的“形散神不散”，始终贯穿着一条文化主线。因此，将该书定位为“准学术”著作，是恰如其分的。
　　首先，该书对韩国文化与韩国社会进行了全面介绍和生动描述，内容丰富饱满。陈榴教授旅韩多年，“独在异乡”的生活经历，使他非常熟悉韩国和韩国人，对韩国社会与韩国文化体验甚深。书中所述几乎全取自个人见闻、实感的第一手材料，作者从学人的视角，对韩国社会与韩国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分析，娓娓道来，涉笔成趣；作者不仅对韩国的民俗风情做了全面的描写，而且对韩国的历史文化及民族文化心理有着全方位的感受。该书的信息量非常大，举凡韩国的山水人物、文学艺术、衣食住行、岁时节日以及耳闻目睹，无不涉及，颇类“田野作用”的人类学笔记，堪称一部微型的“韩国百科全书”。如书中介绍的“身土不二”的观念。这种观念随佛经传至朝鲜半岛，初见于许浚（1546-1615）的《东医宝鉴》，指人和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可分离，后将其确立为饮食保健原则。韩国对此做得很好：爱国就要吃本国的食物，购本国的汽车，吃韩食“疙瘩汤”等“妈妈的味道”，招待客人土特产先品尝时眯起眼睛的陶醉，都洋溢着故土之情、善待自然生态的热诚。这些“他者”的文化习俗呈现，都婉曲地暗示出我们与邻国的差距。而到了韩国，可嘲笑其总统、韩氏英语，千万别贬低韩食，很富有中韩文化比较的言外深意。
　　其次，该书角度新颖，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所谓“品读”，“品”即有玩味、体察之意。作者在介绍韩国风土人情的同时，还透视了蕴含其中的文化因子，表现为小中看大、由表及里。作者的文化积淀与文人情怀，使之在描述中必然要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作者比较两国文化异同而不随意褒贬，态度客观公允，这正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文化反思，是标准的学者胸襟。譬如品鉴韩国山水名胜，说她“像极了山水画的墨晕”，将其比喻为“邻家的小妹”，“让人感到亲切而不是惊艳”，当下个体共时性感受中也有友好邻邦历时性传统情结的温馨；品尝韩国料理，并非口腹之乐，而确切地说，它是“平民化的杰作”，并剖析了朝鲜半岛“身土不二”的饮食原则；品评韩国人的国民性格，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长处和短处，带有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由韩国人的历史文化现象观照其民族意识，由民族意识透析其民族性格，入情入理，令人信服；在介绍韩国文化时，视野开阔，涉猎广泛，评述结合，语言生动，将韩国文化的特质概括为“平民本色，草根文化，大众时尚”，极中肯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回避两国间的一些敏感问题，例如朝鲜战争、历史分歧、申遗摩擦、文化争论等等，对国人“哈韩”和“嫌韩”的对立情绪进行了深刻分析，读来澄清了不少困惑，深受启发。作者的丰厚腹笥与亲身体验相结合，视角独特，见解敏锐；在写作时还能举重若轻，删繁就简，不仅有观察的广度，也有思考的深度，更有思想的维度，既开眼界，又长见识。客观真实来源于观察与思考，该书不仅记叙了许多具体而微的人文和社会现象，而且由点及面，推究其深层原因，这正是我称誉其为“准学术”著作的原因之一。
　　再次，该书叙事状物，议论抒情，文笔流畅生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篇章有《海云台与太宗台》、《清泠浦的小国王》、《烽火山路十八弯》、《民石与小乡》、《舌尖上的韩国》、《汉字与韩文的角逐》等等，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结合得丝丝入扣。尤可称道者，是作者的文笔，体现出作者丰厚的学养和深厚的写作功力。例如描述洛东江“像一位美丽的韩国姑娘，温柔地依偎在釜山身旁”；描写济州岛，“犹如一块绿钻，镶嵌在南海之中”；写河回“在母亲河温暖的臂弯里，河回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保持着童年的模样”；回忆与自己有过交往的四位韩国女子，将她们比喻成兰花、菊花、梅花和无穷花，很形象，也很有味道。书中还多处引用中国古典诗文，踏雪无痕，恰切蕴藉，如谈及与阔别多年的学生相聚，引用了“别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如参观卢武铉故居，联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而景语皆情语，重游河回旧地，引用杜甫诗句：“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前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端的是情境相生！而描述理事长夫妇治理学校的风格差异，书中比喻道：“就像程不识和李广带兵，一位如夏日可畏，一位如冬日可爱，二位宽猛相济，相得益彰，把学校经营得很有章法。”让人会心地联想起《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两位历史人物的相映成趣，深远历史感的“穿越”使得当下的感受意蕴深厚而带有他山之石的功效。
　　作为一位曾著有《<马氏文通>与<大韩文典>比较研究》（韩国中文出版社，2001）、《中韩语法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语文》、《新华文摘》、《中国语文学》（韩国）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的资深语言学家，作者在这部新著中常常会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专业素养。 　　该书“海东学艺篇”一辑，收集了作者有关汉韩语言比较方面的一些文字，包括专著的前言、后记，以及相关论文。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两国语法学的比较；二是韩国汉字词语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特别是后者例证丰富，读来饶有情趣又促人深思，例如在考证“百济”、“新罗”等字源后，援引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的研究，百济语、高句丽语之所以与日语关系密切，因古代日本人与高句丽人都发源于中国面向渤海的辽西一带地区，后来这一族群的一支越海到了日本列岛，一支迁徙到东北地区成为早期的高句丽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著者发现，高丽大学编纂的《中韩辞典》作为目前最权威的大型工具书，“跨”字条引用的例证是“跨过鸭绿江”，许多韩国教授委实并不知具体出处。作者还指出，南北朝鲜许多用语习惯不同，如“努力工作”一语，如果照直翻译过去，会让韩国人哑然失笑。原来在韩国语里，“工作”这个词其实有特殊含义，“专指朝鲜对韩国进行宣传和情报活动”。随后著者打趣说，庆南专门大学后来更名为“庆南情报大学”，这里的“情报”指信息，可千万别当成是一所培养间谍的学校。“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真是语言学者的独具慧眼，必能引起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这也是符合其为“准学术”著作、学人随笔的一个理由。
　　在中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了解所比较之国的习俗心理非常必要。特别是对于东亚文学、东亚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其邻近、熟悉而对此有着更高的要求。以笔者进行的武侠文学跨文化研究来说，《品读韩国》一书就给了特别的启发，如该书写著者赏味出韩国国乐《花郎》（管弦乐）的磅礴剽悍之气，谈起花郎是韩国三国时期新罗（创立于576年）的贵族团体，培养忠君爱国、武艺高强的勇士，《大中遗事》记载：“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令人想起曹植《白马篇》中幽、并游侠儿的“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梁代刘孝威（约496-549）的《结客少年场行》：“少年本六郡，邀游遍五都。插腰铜匕首，障目锦屠苏。……千金募恶少，一挥擒骨都。”为唐诗蓄势的魏晋六朝时期咏侠诗歌，包含着建功立业的豪侠之气，恰与花郎产生年代相仿佛。花郎道，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伦理道德观，其五条准则为：一日事君以忠，二日事亲以孝，三日交友以信，四日临战无退，五日杀生有择。颇类似中国古代侠道之标准，而又自有差异。从古代中国侠文化内在流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朝鲜半岛对中国武侠文化的受容改造，也不无借鉴参照意义。而《花郎》的清唱，又称作“盘骚里”，作为传统的说唱艺术，又令人想起清代的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说唱艺术虽不限于表现武侠题材，但两者无疑构成了中韩上述艺术“正能量”的核心部分，又特别带有东北亚民族交融互通时代及其区域的文化特征。因此《花郎》的“盘骚里”表演，又令人联想起中国武侠影视中的当行表演和粤语演唱的磅礴剽悍的武侠歌曲，令人热血沸腾，对刚勇豪迈的武侠精神及其在历史现实中的鼓动作用产生共鸣，心向往之。韩国清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我们的子弟书却只留下了文本，子弟书繁衍出的大鼓书等也处于衰落接近消亡状态，令文化工作者惭愧。
　　掩卷之余，深感该书恰如秋入山阴道上，胜处满眼，不一而足。读者在踵随作者做一番韩国之旅时，还会被作者与韩国朋友的深挚情谊所打动，我们从中可以读出更为丰富的文化蕴含，收获友情的陶冶和精神的慰藉，殊为难得。
　　诚如该书所写：“韩国很近，韩国很远/韩国很熟悉，韩国很陌生/韩国是伙伴，韩国是对手/有人‘哈韩’，有人‘嫌韩’。”但不可否认，作者准确全面地“品读”了韩国，而品读该书，也使我们感到津津有味。
　　[责任编辑 杨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