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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分布在各个省份，因为共同的特质成为一个“为民医生”群体：揭露大处方、收回扣，抗击“看病贵”。
他们都是壮士，如暗夜中的点点萤火，慰藉着医界的良心。
但是，揭黑后，娄底的胡卫民被同事踢成阳痿至今“感受着系统内的冰冷”；四川的肖启伟被迫远离家乡目前下落不明；上海的陈晓兰被逐出医院……记者回访发现：这个“为民医生”群体不约而同地站了出来，也毫不例外地陷入被同事恶意攻击的孤立之境。
【举报腐败反遭排挤】
娄底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因揭发医疗集团腐败——开单提成制度，使娄底成为中国医疗体制弊病的标本性地区。他与原院长杨志毅的“捉对厮杀”，更是波澜起伏。
2005年，“代院长”杨志毅在全国上百家媒体的谴责下被突击转正。2006年底，杨志毅因涉嫌巨额受贿被检察机关控制，而后他又在4名检察官眼皮底下潜逃。这些情节调拨着大众的情绪，也考验着人们对医改的心理底线，而最后胡卫民的留下与杨志毅的离去，几乎让人们看到胜利的曙光。但胡卫民说：看病还是贵。
有一个细节始终被忽视：2005年12月5日，胡卫民父亲葬礼，内科一百多名同事没有一个到场，虽然消息早已全院皆知。相反，却有几百名患者站满了追悼大厅。
胡卫民原本是医院团委兼职专干，吹拉弹唱样样都会，颇受同事们欢迎。“揭露医疗腐败以来，我知道自己被孤立了。”甚至一些原来私交甚好的同事迎面走来也绕开。
“从来没有和同事有过正面摩擦，我主张用最少的钱给病人看病，反对回扣，反对开单提成，和其他医生是价值观的不同。”早自1999年起，喜欢搞免费诊疗，下社区科普的胡卫民，被医院内部看成“不清白”、“抢走了其他科室的病人”。院领导欲将他从内科急诊调入心血管病房，遭到该病房负责人陈炳华的强烈抵制。陈炳华甚至当着院领导的面，一脚踢向胡卫民下身，这一脚使胡外伤后阳痿，至今不能恢复性功能。
胡卫民的心脑血管病专科门诊牌子先后16次被砸。直到2006年12月，胡卫民仍然接到电话：“小心你的狗命！”刚开始接恐吓电话时，他还申请警方保护，“现在？习惯了。”
2006年，胡卫民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此前，他还获得了中国十大健康风云人物、凤凰卫视十大风范国民等荣誉。“我已经很幸运，但这些荣誉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真正的命运改变应是来自体制内的温暖。”目前，胡卫民再萌退意，因为他实在是“感觉很冷”。
【同病相怜：“为民医生”纷纷被逐】
同样的故事在常宁上演。
2006年，常宁市中医院张厚兴、谢盛荣、尹晓平、唐华林、袁文福、周英昭等6名医生实名举报该院让医生开单提成：“谁能对患者下重手，经济指标完成出色，谁就可以享受开单提成带来的高额奖金，还可以享受携配偶出国观光的礼遇。”
如今，“不少同事、同事家属指着我们鼻子骂。我们被视为公敌了。”张厚兴说，多数同事在他举报后和他见面不打招呼，甚至有这样的威胁：“你们再继续搞，我们也可以杀人放火！” “我感觉到被仇视，被断绝关系了。”而一同举报的唐华林除了挨骂，直接感觉是“以前常常有同事到我科室来聊天，现在基本没人来了。”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国，就可以发现，近年来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举报医疗腐败的医生。他们不约而同地浮出水面。他们共同点在于没有私利，而且，他们都借助了媒体的力量。
在外省，则有四川肖启伟、上海陈晓兰、安徽张曙、福建胡芳。然而，他们举报后的遭遇又“不约而同”地相似。
四川开江县医院外一科主任肖启伟坚持8年举报药品回扣，举报内容被查属实。但他遭遇了彻底排挤：率先在全院宣布为无药品回扣科室的会议上，当场就有医生喊：把他“搞下去”；同事不愿意和他一起做手术；甚至女儿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因其父是“异类”被拒收；家母重病不敢上医院……
最后，肖启伟只身离开四川，远赴山东一家民营医院。其后，他又辗转两家民营医院。当记者日前试图联系他时，院方说他去向不明。“我这个‘举报分子’离开医院后，大家可以更放心搞回扣了。”肖启伟临走前讲的这番话依旧撼人心魄。
而在上海，举报伪劣医疗器械的女医生陈晓兰则在举报后科室被砸、而后被医院通知“全脱产自学”。后在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下终于在另一家医院重新安排工作，也被“提前退休”了。这个不断揭露医院谎言的女医生，自己也不断被攻击得了“神经病”。
“为民医生”纷纷被孤立后，似乎形成某种隐形的高压墙，让个别有心举报者缩回脚步。湖南省卫生厅纪检监察室主任陈明松坦言，向他们实名举报的医生几乎没有。
2006年，“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保险”的举报震惊业界，举报人隐姓埋名，成为“深喉”。这个神秘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发短信说：“你知道安徽医大的张曙吗﹖他公开举报，结果全国的医生护士都骂他有病，全院无人理他。我害怕这些，我不敢和你通话，不能让你听出声音，甚至发信息都怕朋友知道，我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至今，举报者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暴风骤雨2006】
医生收回扣有多严重？举报者之一，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说，身边绝大多数医生都不同程度地收回扣，每月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即便如此，该院在被公开举报的同时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2006年，湖南检察系统在医药购销领域开展侦查专项行动。统计显示：至9月底，共立案侦查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177人。仅上半年就立案侦查医院院长19人，副院长11人，采购等部门负责人58人。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总结经验时分析说：回扣已经成为医药领域潜在的行业规则，“医疗系统中的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对回扣现象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把回扣作为了与供货商加强合作、实现双赢的正常途径。”
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石时态表示，在医药购销领域的专项行动推动了查处商业贿赂犯罪工作开展：2006年1至11月，全省贿赂案件数同比2005年增长20%；数额5万以上的贿赂案件225起，同比2005年增长35.54%。
检方感受到了开单提成问题的普遍存在，但是，由于法律政策和涉及面广的原因，主要查处权钱交易犯罪，矛头指向医院领导干部，而“开单提成则主要依靠医院自查自纠。”
【医改唯制度？】
自从“医改基本不成功”的争论开始之后，中国医改的模式探讨一直不曾停歇。在过去的2006年，尽管医改方向已基本理清，但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太大改观，医药系统的腐败并不鲜见。
“要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在2007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要着力建设四项基本制度——包括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等。
显然，高强的报告当是正在酝酿中的新医改方案的草本。而对于卫生部来说，这场被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2007年医改，良药是制度改革。
这种思想也正是医生中的“主流思想”。为更好地制定医改方案，国家发改委在网上征求意见，截至2007年1月8日，共有3791份建议提交。
记者浏览这些意见数日，发现绝大多数出自医生手笔。“现行报酬难以体现医生价值”；“改变对医生职业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医生的价值，才叫医改”。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制度：医生收入太低、回扣是必然选择。仿佛，只要制度稍一改变，就风清月明。
在网络上，则更为淋漓尽致。
2006年10月15日，网易论坛上出现一个转载率很高的帖子《是中国医生对不起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对不起中国医生？》。这篇长文总结说：“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中国病人就是中国医生的敌人。因为，不是中国医生对不起中国人，是你们这些中国人对不起我们中国医生。”
这一观点在网络论坛上一篇具有强烈思辨色彩的长篇连载小说《水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得到详尽阐发。这个原创连载截至2007年1月3日点击率达85643，跟帖者2281，当仁不让地成为网络热点。
【医界“潜道德”】
“为民医生”为什么无法挣脱被同事攻击和孤立的泥潭？悲剧就在于：原本预料的“潜规则”已经升级为“潜道德”。
因为，制度，已经成为众多医生要求其他同事一起拿回扣的理由。因为，回扣，已经成为医疗系统的基本价值观，一种“潜道德”。它的影响远远比“潜规则”更为深远，足以将一切试图维护医者良心的人视为异类，群起攻击。
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曾经深受同事欢迎的胡卫民在举报后科室被砸；为什么肖启伟被逼远离家乡和重病母亲；为什么陈晓兰被诬为“神经病”；为什么广东“深喉”用尽各种间谍手段完成举报……
肖启伟在自述中说：“在举报过程中，多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我提到，现在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投入还远远不够。似乎加大投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能解决回扣问题。可是我想，医务人员每月的收入到底要拿到多高才能不收回扣呢？3000元还是5000元？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对人心的诱惑更大？恐怕很多医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胡卫民则向记者这样解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制度，不太妥当。我们每一个医生读书的时候都举起过右手，宣读希伯克拉底誓言。我想，一个好医生应该用言行去感染患者，如果想发财，社会已经提供了经商的机会。”
2007年，国家将制定新的医改政策。“为民医生”的境遇在提醒我们：在将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原因的医改喧嚣声中，似乎先要理清：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记者手记：医改唯制度论的癫狂
制度改革当属社会转型的首要选择。采访前，我深信：一个追求合理制度的民族将超过那些仅仅追求精神的民族。我甚至深知：医生回扣是医疗腐败最末端的表现，更多问题存在于定价和购销环节。但是，当有人喊出“不是中国医生对不起中国人，是中国人对不起中国医生”时，我不得不信：医疗界已经陷入医改唯制度论的癫狂。那些对“为民医生”不约而同的人身攻击，莫非也是制度规定的？
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制度的羁绊，激进人士也许忽略了最基本的前提：正在努力蜕变、转型的医疗系统是如此庞大，我们甚至无法进行剧烈的大规模体制改造。在这个漫长的制度改革过程中，难道我们一直要忍受着那腐烂的气息？
再精致的制度，都可找出缝隙，制度再好，还靠人执行。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制度优化和民众素质优化合力的结果。不管是用手写药方，还是电脑制作药方，医生的属性都不会改变。当医生们以追逐个人利益为当然道德标准时，必然产生更多“制度漏洞”。因此，对“制度改革”的极端崇拜，其结果往往是必须用新的改革代替前次改革，陷入“改而不止，改而不变”的怪圈，欲罢不能。这正是医改恶性循环的症结。
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时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时弊必变之以心。”医疗界“潜道德”大行其道，正是一种“时弊”。当道德价值遭到破坏之时，“制度漏洞”会大量显现，极其容易将问题简化为制度问题。不解决风气之弊，而期待制度改革一统天下，包治百病，与其说是创新，还不如说是守旧。(据《湖南在线》）
编辑/吴雨
他们都是壮士，如暗夜中的点点萤火，慰藉着医界的良心。
但是，揭黑后，娄底的胡卫民被同事踢成阳痿至今“感受着系统内的冰冷”；四川的肖启伟被迫远离家乡目前下落不明；上海的陈晓兰被逐出医院……记者回访发现：这个“为民医生”群体不约而同地站了出来，也毫不例外地陷入被同事恶意攻击的孤立之境。
【举报腐败反遭排挤】
娄底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因揭发医疗集团腐败——开单提成制度，使娄底成为中国医疗体制弊病的标本性地区。他与原院长杨志毅的“捉对厮杀”，更是波澜起伏。
2005年，“代院长”杨志毅在全国上百家媒体的谴责下被突击转正。2006年底，杨志毅因涉嫌巨额受贿被检察机关控制，而后他又在4名检察官眼皮底下潜逃。这些情节调拨着大众的情绪，也考验着人们对医改的心理底线，而最后胡卫民的留下与杨志毅的离去，几乎让人们看到胜利的曙光。但胡卫民说：看病还是贵。
有一个细节始终被忽视：2005年12月5日，胡卫民父亲葬礼，内科一百多名同事没有一个到场，虽然消息早已全院皆知。相反，却有几百名患者站满了追悼大厅。
胡卫民原本是医院团委兼职专干，吹拉弹唱样样都会，颇受同事们欢迎。“揭露医疗腐败以来，我知道自己被孤立了。”甚至一些原来私交甚好的同事迎面走来也绕开。
“从来没有和同事有过正面摩擦，我主张用最少的钱给病人看病，反对回扣，反对开单提成，和其他医生是价值观的不同。”早自1999年起，喜欢搞免费诊疗，下社区科普的胡卫民，被医院内部看成“不清白”、“抢走了其他科室的病人”。院领导欲将他从内科急诊调入心血管病房，遭到该病房负责人陈炳华的强烈抵制。陈炳华甚至当着院领导的面，一脚踢向胡卫民下身，这一脚使胡外伤后阳痿，至今不能恢复性功能。
胡卫民的心脑血管病专科门诊牌子先后16次被砸。直到2006年12月，胡卫民仍然接到电话：“小心你的狗命！”刚开始接恐吓电话时，他还申请警方保护，“现在？习惯了。”
2006年，胡卫民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此前，他还获得了中国十大健康风云人物、凤凰卫视十大风范国民等荣誉。“我已经很幸运，但这些荣誉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真正的命运改变应是来自体制内的温暖。”目前，胡卫民再萌退意，因为他实在是“感觉很冷”。
【同病相怜：“为民医生”纷纷被逐】
同样的故事在常宁上演。
2006年，常宁市中医院张厚兴、谢盛荣、尹晓平、唐华林、袁文福、周英昭等6名医生实名举报该院让医生开单提成：“谁能对患者下重手，经济指标完成出色，谁就可以享受开单提成带来的高额奖金，还可以享受携配偶出国观光的礼遇。”
如今，“不少同事、同事家属指着我们鼻子骂。我们被视为公敌了。”张厚兴说，多数同事在他举报后和他见面不打招呼，甚至有这样的威胁：“你们再继续搞，我们也可以杀人放火！” “我感觉到被仇视，被断绝关系了。”而一同举报的唐华林除了挨骂，直接感觉是“以前常常有同事到我科室来聊天，现在基本没人来了。”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国，就可以发现，近年来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举报医疗腐败的医生。他们不约而同地浮出水面。他们共同点在于没有私利，而且，他们都借助了媒体的力量。
在外省，则有四川肖启伟、上海陈晓兰、安徽张曙、福建胡芳。然而，他们举报后的遭遇又“不约而同”地相似。
四川开江县医院外一科主任肖启伟坚持8年举报药品回扣，举报内容被查属实。但他遭遇了彻底排挤：率先在全院宣布为无药品回扣科室的会议上，当场就有医生喊：把他“搞下去”；同事不愿意和他一起做手术；甚至女儿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因其父是“异类”被拒收；家母重病不敢上医院……
最后，肖启伟只身离开四川，远赴山东一家民营医院。其后，他又辗转两家民营医院。当记者日前试图联系他时，院方说他去向不明。“我这个‘举报分子’离开医院后，大家可以更放心搞回扣了。”肖启伟临走前讲的这番话依旧撼人心魄。
而在上海，举报伪劣医疗器械的女医生陈晓兰则在举报后科室被砸、而后被医院通知“全脱产自学”。后在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下终于在另一家医院重新安排工作，也被“提前退休”了。这个不断揭露医院谎言的女医生，自己也不断被攻击得了“神经病”。
“为民医生”纷纷被孤立后，似乎形成某种隐形的高压墙，让个别有心举报者缩回脚步。湖南省卫生厅纪检监察室主任陈明松坦言，向他们实名举报的医生几乎没有。
2006年，“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保险”的举报震惊业界，举报人隐姓埋名，成为“深喉”。这个神秘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发短信说：“你知道安徽医大的张曙吗﹖他公开举报，结果全国的医生护士都骂他有病，全院无人理他。我害怕这些，我不敢和你通话，不能让你听出声音，甚至发信息都怕朋友知道，我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至今，举报者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暴风骤雨2006】
医生收回扣有多严重？举报者之一，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说，身边绝大多数医生都不同程度地收回扣，每月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即便如此，该院在被公开举报的同时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2006年，湖南检察系统在医药购销领域开展侦查专项行动。统计显示：至9月底，共立案侦查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177人。仅上半年就立案侦查医院院长19人，副院长11人，采购等部门负责人58人。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总结经验时分析说：回扣已经成为医药领域潜在的行业规则，“医疗系统中的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对回扣现象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把回扣作为了与供货商加强合作、实现双赢的正常途径。”
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石时态表示，在医药购销领域的专项行动推动了查处商业贿赂犯罪工作开展：2006年1至11月，全省贿赂案件数同比2005年增长20%；数额5万以上的贿赂案件225起，同比2005年增长35.54%。
检方感受到了开单提成问题的普遍存在，但是，由于法律政策和涉及面广的原因，主要查处权钱交易犯罪，矛头指向医院领导干部，而“开单提成则主要依靠医院自查自纠。”
【医改唯制度？】
自从“医改基本不成功”的争论开始之后，中国医改的模式探讨一直不曾停歇。在过去的2006年，尽管医改方向已基本理清，但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太大改观，医药系统的腐败并不鲜见。
“要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在2007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要着力建设四项基本制度——包括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等。
显然，高强的报告当是正在酝酿中的新医改方案的草本。而对于卫生部来说，这场被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2007年医改，良药是制度改革。
这种思想也正是医生中的“主流思想”。为更好地制定医改方案，国家发改委在网上征求意见，截至2007年1月8日，共有3791份建议提交。
记者浏览这些意见数日，发现绝大多数出自医生手笔。“现行报酬难以体现医生价值”；“改变对医生职业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医生的价值，才叫医改”。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制度：医生收入太低、回扣是必然选择。仿佛，只要制度稍一改变，就风清月明。
在网络上，则更为淋漓尽致。
2006年10月15日，网易论坛上出现一个转载率很高的帖子《是中国医生对不起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对不起中国医生？》。这篇长文总结说：“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中国病人就是中国医生的敌人。因为，不是中国医生对不起中国人，是你们这些中国人对不起我们中国医生。”
这一观点在网络论坛上一篇具有强烈思辨色彩的长篇连载小说《水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得到详尽阐发。这个原创连载截至2007年1月3日点击率达85643，跟帖者2281，当仁不让地成为网络热点。
【医界“潜道德”】
“为民医生”为什么无法挣脱被同事攻击和孤立的泥潭？悲剧就在于：原本预料的“潜规则”已经升级为“潜道德”。
因为，制度，已经成为众多医生要求其他同事一起拿回扣的理由。因为，回扣，已经成为医疗系统的基本价值观，一种“潜道德”。它的影响远远比“潜规则”更为深远，足以将一切试图维护医者良心的人视为异类，群起攻击。
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曾经深受同事欢迎的胡卫民在举报后科室被砸；为什么肖启伟被逼远离家乡和重病母亲；为什么陈晓兰被诬为“神经病”；为什么广东“深喉”用尽各种间谍手段完成举报……
肖启伟在自述中说：“在举报过程中，多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我提到，现在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投入还远远不够。似乎加大投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能解决回扣问题。可是我想，医务人员每月的收入到底要拿到多高才能不收回扣呢？3000元还是5000元？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对人心的诱惑更大？恐怕很多医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胡卫民则向记者这样解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制度，不太妥当。我们每一个医生读书的时候都举起过右手，宣读希伯克拉底誓言。我想，一个好医生应该用言行去感染患者，如果想发财，社会已经提供了经商的机会。”
2007年，国家将制定新的医改政策。“为民医生”的境遇在提醒我们：在将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原因的医改喧嚣声中，似乎先要理清：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记者手记：医改唯制度论的癫狂
制度改革当属社会转型的首要选择。采访前，我深信：一个追求合理制度的民族将超过那些仅仅追求精神的民族。我甚至深知：医生回扣是医疗腐败最末端的表现，更多问题存在于定价和购销环节。但是，当有人喊出“不是中国医生对不起中国人，是中国人对不起中国医生”时，我不得不信：医疗界已经陷入医改唯制度论的癫狂。那些对“为民医生”不约而同的人身攻击，莫非也是制度规定的？
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制度的羁绊，激进人士也许忽略了最基本的前提：正在努力蜕变、转型的医疗系统是如此庞大，我们甚至无法进行剧烈的大规模体制改造。在这个漫长的制度改革过程中，难道我们一直要忍受着那腐烂的气息？
再精致的制度，都可找出缝隙，制度再好，还靠人执行。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制度优化和民众素质优化合力的结果。不管是用手写药方，还是电脑制作药方，医生的属性都不会改变。当医生们以追逐个人利益为当然道德标准时，必然产生更多“制度漏洞”。因此，对“制度改革”的极端崇拜，其结果往往是必须用新的改革代替前次改革，陷入“改而不止，改而不变”的怪圈，欲罢不能。这正是医改恶性循环的症结。
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时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时弊必变之以心。”医疗界“潜道德”大行其道，正是一种“时弊”。当道德价值遭到破坏之时，“制度漏洞”会大量显现，极其容易将问题简化为制度问题。不解决风气之弊，而期待制度改革一统天下，包治百病，与其说是创新，还不如说是守旧。(据《湖南在线》）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