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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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现存文本为明初四夷馆汉文本，明洪武年间成书以来，传世各版本可分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自清代以来。十五卷本流传最为广泛，有十数种之多。其中张蓉镜抄本虽见于清人著录，然一百余年来未见其踪，更未有专文论及。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此张蓉镜抄本，与其他各本相较，显出其独特之文献版本价值，可作为校勘《元朝秘史》的主要参校本之一，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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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现存文本为明初四夷馆汉文本，明洪武年间成书以来，传世各版本可分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自清代以来。十五卷本流传最为广泛，有十数种之多。其中张蓉镜抄本虽见于清人著录，然一百余年来未见其踪，更未有专文论及。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此张蓉镜抄本，与其他各本相较，显出其独特之文献版本价值，可作为校勘《元朝秘史》的主要参校本之一，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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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使用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对提升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教育扩展显著提升了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且相对汉族而言增加幅度更大。进一步通过“贡献年数法”分析各级教育扩展对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由于多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停留在义务教育阶段，因此义务教育的普及能够更好地提升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并缩小与汉族的差距；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尤其明显。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为了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少数民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2017年7月15日～16日，由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主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委党校承办、内蒙古民族理论学会协办的“中国民族理论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坚持和完善”。来自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和民族工作部门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希恩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正>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广大的边疆地区,因此,边疆问题与我国少数民族问题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想要深刻地认识边疆,为边疆的未来发展制定出符合实际且切实可行的法律、法令、规划和政策,开展当代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在50年代,我国曾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几十年后,在我国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时,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现状,开展边疆调查研究工作的任务已摆在我们的面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文山部分苗族群众因土地资源缺乏，陆续移入广东阳江，成为阳江苗族代耕农。他们借助各种生存策略在移居地建立起有别于当地村落的相对独立的代耕社区。阳江苗族代耕农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困境，主要来自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如何赋予移民群体以平等发展的权利，将其整合到统一的政策框架之中，需要理论上和制度上的进一步探索。阳江苗族代耕社区的出现，为移民社区及移民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
201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内蒙古地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蒙汉等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和谐相处的局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赢得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总结不但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未来的更好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日益重要的城市民族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在此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2017出版了《内蒙古70年理论研究丛书》。
<正> 原苏联滨海边区境内的女真古城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大型平原城、小型平原城和山城。山城在滨海边区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女真设防居址,一般为单层遗存,分布在高陡的山崖之上.从那里,可以展望到数公里以外的河流谷地。这对即时发现敌军是大有益处的。城内均有充分的水源:泉水或者流经城区的溪水,有的古城还筑有蓄水池和水井。这样,当敌人围困时,城民们即可长期坚守在城内。城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所在地形的特点构筑。至于城内的形制,则不仅跟所在地形有关,而且同城民的生业和社会地位有关。
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和贵州师范大学联合主办、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承办的中国民族史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十次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28—29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次会议为期两天，包括学术研讨和学会换届两项议程。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10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85篇。
本文集中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宇宙观原理，亦即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认知结构，进而描述了古代汉文化对于远古发明“火”与“烹饪”（熟食）的那些“文化英雄”们的历史记忆，指出正是以此为基础，古代汉文化随后又进一步发明了对于周边异民族的“生／熟”分类。根据对汉语文献中相关史料的仔细梳理和分析，初步可以确认的是，对于古代的汉文化而言，所谓“生”的异民族，就是野蛮、不驯服的“他者”；而“熟”的异民族，就是愿意接受汉文化、或归顺中央王朝统治的“他者”。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中的“异民族生熟论”，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汉文化的一种我
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发现和刊布，为历史文献缺乏的西夏学增添了新的资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的诞生。这批社会文书填补了11至13世纪中国社会文书的空白，不少文书为中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提供了很多新的、原始性资料。这些文书不仅对西夏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补充中国历史上西夏社会的缺环做出了明显的贡献，而且因同时代宋、辽、金王朝与西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还具有整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文书，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独特或稀见的珍品，也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资料，做出了新贡献。
黑水城出土《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中编号为F116：W581文书中提到的忽刺术大王，并非元成宗朝担任兵马都指挥使、武宗朝任江浙行省丞相的忽刺术，而是窝阔台之子合丹之孙、被武宗封为陇王的西道诸王火郎撒。火郎撒，也译为和郎撒、忽剌出、忽刺术，主要生活在元朝中后期，至大元年受封陇王，至治三年出镇云南。其在亦集乃路有被抽调前往轮戍的位下驻军，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称之为忽剌术翼军人。黑水城文书为研究窝阔台后王忽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