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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息共享平台、培养“金黄牛”
科创帮CEO唐晓琳是上海科技圈里有名的“金黄牛”（科技服务中介），曾在体制内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她，“出走后”孵化投资或共同创业的几家公司均获得成功。2015年下半年，她依稀感觉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风口即将来临，乘着科技改革的春风，她再度创业成立科创帮，重回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帮助一批批企业找到好的技术，帮助多项好技术找到市场出路。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已聚集了一批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科创帮CEO唐晓琳（右一）正在接待前来寻找新技术的企业。
今年6月20日，“唐晓琳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上海市继《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之后，《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下称《行动方案》）新近出炉，组成了上海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三部曲”。 根据规划，至2020年，上海将成为全球技术转移网络重要枢纽。
唐晓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市的科研成果转化政策有比较大的突破，比如允许提取不低于70%的转化受益作为奖励和报酬;明确了收益计算口径，采用“净收入=收入-转化过程中的直接费用”的计算方法，不扣除前期研发投入成本。此外，“上海把技术经纪人的业绩贡献与落户挂钩，特别是导入积分机制，这对人才的吸引绝对是重磅利好。”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长期困扰我国科研和企业界的一个难题。一端是企业内部创新难，找不到好技术;另一端是存量和增量越来越大的科技成果找不到出路，转不出“含金量”。而今，上海市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是否能够率先破题？
上海拟建成果转化“种子”共享平台
业内人士介绍，以前企业对技术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但是到了高校等科研单位，积极性却不高，“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学校扣一点，学院再扣一点，到了科研人员手上，已所剩不多，做这些事还影响职称评定、单位内部晋升等自己的‘主业’，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把这个当成正式的商务合同来参与或投入。长此以往，企业端就认为高校院所科研能力不行。”
《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规定，允许将70%的转化收益留给科研团队。在实践过程中，不同科研单位对这一比例灵活掌握，比如上海同济大学就明确，将科研转化收益的85%归科研团队，用于支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以及对教师和学生的奖励。
丰厚的回报自然能够燃起科研工作者的热情。同济大学科研管理部副部长叶阳介绍，近期同济大学又有一系列技术成果走向市场：与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专利转移协议》，将该校王占山教授团队研发的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3800万元。这成为“企业 高校 独立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三位一体”技术转化转让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
“去年，美国沪亚公司深度介入复旦大学的新药研发项目，获取这种候选药物的海外专利许可权，这给了我们很大刺激，为什么没有中国企业关注这项研究呢？”上海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对此有些遗憾，“国内科技成果信息流通不畅，科研人员在研究什么我们不清楚，特别是早期的科研项目。”
为此，《行动方案》将推进成果信息作为成果转化“种子”共享利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成果信息最大限度向全社会开放，让广大国内企业、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及时全面地获取上海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在研项目信息。“今后，哪怕是刚刚开题的高校项目，都要尽快将信息传递到中介机构，找到合适的企业匹配。”陈宏凯说。
上海市技术转移协会执行会长、英普乐孚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创新的技术都是有风险的，大企业往往会选择规避这些风险，而愿意做这些转让的往往又是中小企业。其实不是所有技术都可以转化，找出适合转化的技术，必须符合两个标准：技术突破和市场需求。建立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供需平衡，为那些创新技术找到合适的企业。
技术转移中介遇机会，
“金黄牛”将成好职业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陈宏凯觉得，成果转化应该交给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办。《行动方案》也提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健全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委托独立的專业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保障科技成果所有者和需求者在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得到专业而有效的服务。
2016年，上海海事大学 “光纤传感在线监测应用”项目成功实施转化，今年该校蓄冷技术研究所研究了一套复合相变储热技术，可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热回收，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后，团队想要实现产业化。然而，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需要面对市场验证、产品定型、产业化模式选择等一系列难题。后来拥有丰富成果转化经验的科创帮与这个团队合作，为其提供了成果转化服务。
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上海多家机构均提到同一个名字——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技术转移，除了科技源头的释放、科技服务机构的能力提升、企业创新意识的激发、政策的保障之外，更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生态体系平台，而东部中心正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和探路人。唐晓琳坦言，当初正是因为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才与上海结缘，该中心打造的生态体系，目前在全国其他地方尚未见到。
据上海市科委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傅国庆透露，上海正在筹建技术转移学院，系统地培养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人才，也就是业界俗称的“金黄牛”。
“想成为一名‘金黄牛’可不容易，门槛相当高：需要理工科高学历背景，本行业3年工作经验;学习过专利法，懂知识产权，更需要能把技术卖出去的高情商，这是交叉复合型人才。”上海市科委创新处处长陈宏凯坦言，“国外优秀技术转移人才的收入远高于一般科技人员，但我们这方面的人才还是很紧缺。”
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副处长龚晋介绍说，目前上海已经有19所高校设立了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或者类似机构。其中，上海大学正在从理工科硕士中筛选、培养这类人才，并为他们开辟高级职称晋升通道。
科创帮CEO唐晓琳是上海科技圈里有名的“金黄牛”（科技服务中介），曾在体制内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她，“出走后”孵化投资或共同创业的几家公司均获得成功。2015年下半年，她依稀感觉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风口即将来临，乘着科技改革的春风，她再度创业成立科创帮，重回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帮助一批批企业找到好的技术，帮助多项好技术找到市场出路。
今年6月20日，“唐晓琳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上海市继《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之后，《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下称《行动方案》）新近出炉，组成了上海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三部曲”。 根据规划，至2020年，上海将成为全球技术转移网络重要枢纽。
唐晓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市的科研成果转化政策有比较大的突破，比如允许提取不低于70%的转化受益作为奖励和报酬;明确了收益计算口径，采用“净收入=收入-转化过程中的直接费用”的计算方法，不扣除前期研发投入成本。此外，“上海把技术经纪人的业绩贡献与落户挂钩，特别是导入积分机制，这对人才的吸引绝对是重磅利好。”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长期困扰我国科研和企业界的一个难题。一端是企业内部创新难，找不到好技术;另一端是存量和增量越来越大的科技成果找不到出路，转不出“含金量”。而今，上海市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是否能够率先破题？
上海拟建成果转化“种子”共享平台
业内人士介绍，以前企业对技术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但是到了高校等科研单位，积极性却不高，“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学校扣一点，学院再扣一点，到了科研人员手上，已所剩不多，做这些事还影响职称评定、单位内部晋升等自己的‘主业’，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把这个当成正式的商务合同来参与或投入。长此以往，企业端就认为高校院所科研能力不行。”
《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规定，允许将70%的转化收益留给科研团队。在实践过程中，不同科研单位对这一比例灵活掌握，比如上海同济大学就明确，将科研转化收益的85%归科研团队，用于支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以及对教师和学生的奖励。
丰厚的回报自然能够燃起科研工作者的热情。同济大学科研管理部副部长叶阳介绍，近期同济大学又有一系列技术成果走向市场：与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专利转移协议》，将该校王占山教授团队研发的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3800万元。这成为“企业 高校 独立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三位一体”技术转化转让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
“去年，美国沪亚公司深度介入复旦大学的新药研发项目，获取这种候选药物的海外专利许可权，这给了我们很大刺激，为什么没有中国企业关注这项研究呢？”上海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对此有些遗憾，“国内科技成果信息流通不畅，科研人员在研究什么我们不清楚，特别是早期的科研项目。”
为此，《行动方案》将推进成果信息作为成果转化“种子”共享利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成果信息最大限度向全社会开放，让广大国内企业、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及时全面地获取上海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在研项目信息。“今后，哪怕是刚刚开题的高校项目，都要尽快将信息传递到中介机构，找到合适的企业匹配。”陈宏凯说。
上海市技术转移协会执行会长、英普乐孚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创新的技术都是有风险的，大企业往往会选择规避这些风险，而愿意做这些转让的往往又是中小企业。其实不是所有技术都可以转化，找出适合转化的技术，必须符合两个标准：技术突破和市场需求。建立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供需平衡，为那些创新技术找到合适的企业。
技术转移中介遇机会，
“金黄牛”将成好职业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陈宏凯觉得，成果转化应该交给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办。《行动方案》也提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健全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委托独立的專业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保障科技成果所有者和需求者在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得到专业而有效的服务。
2016年，上海海事大学 “光纤传感在线监测应用”项目成功实施转化，今年该校蓄冷技术研究所研究了一套复合相变储热技术，可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热回收，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后，团队想要实现产业化。然而，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需要面对市场验证、产品定型、产业化模式选择等一系列难题。后来拥有丰富成果转化经验的科创帮与这个团队合作，为其提供了成果转化服务。
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上海多家机构均提到同一个名字——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技术转移，除了科技源头的释放、科技服务机构的能力提升、企业创新意识的激发、政策的保障之外，更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生态体系平台，而东部中心正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和探路人。唐晓琳坦言，当初正是因为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才与上海结缘，该中心打造的生态体系，目前在全国其他地方尚未见到。
据上海市科委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傅国庆透露，上海正在筹建技术转移学院，系统地培养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人才，也就是业界俗称的“金黄牛”。
“想成为一名‘金黄牛’可不容易，门槛相当高：需要理工科高学历背景，本行业3年工作经验;学习过专利法，懂知识产权，更需要能把技术卖出去的高情商，这是交叉复合型人才。”上海市科委创新处处长陈宏凯坦言，“国外优秀技术转移人才的收入远高于一般科技人员，但我们这方面的人才还是很紧缺。”
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副处长龚晋介绍说，目前上海已经有19所高校设立了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或者类似机构。其中，上海大学正在从理工科硕士中筛选、培养这类人才，并为他们开辟高级职称晋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