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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一个寒冷冬日，得知熊秉明先生离去。转瞬间，一年过去了。
我情愿把熊先生的离世看作“远行”，他离开这个动荡的物质世界远行；我也情愿把熊先生的离世看作为“回归”（“远行与回归”是一九九九年熊先生在国内举办的一次艺术展的题名），他向着那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回归。我情愿相信：此世的死就是彼世的生的开始，即生者的死向着死者之生的回归。
认识熊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那年我在巴黎学习，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学生”。很偶然地认识了熊先生的公子。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过这件事。我们是在巴黎南部大学城见面的，碰巧我也住在熊先生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提到过的荷兰楼。此后，我曾去过熊先生南郊蒙特利尔小道住所几次，好像熊先生也来过大学城两次。我一九八二年底回国，不久后在北大见过面，熊先生以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来中国商谈合作事宜。九十年代以后，我多次去法国，每次我都要去拜访熊先生，直到最后一次，那是二○○二年的八月。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熊先生当作可信赖的长辈，可敬可亲的老师。但这好像又不是全部，因为，我更经常感觉到熊先生是一位可以从精神上理解和温暖“异者”的朋友，他的朋友(更多的是尊崇他的“学生”们)年龄、国籍、职业等都与他非常不同，但都会从他那里得到可贵的帮助。我和许多认识熊先生的朋友在得知他的离去后，都有同样的想法：又少了一位“可以与之诉说”的朋友，失去了一位“能够懂得自己”的对话者。
和熊先生交谈，聆听他对艺术、哲学、人生的独到、深厚的见解和感受，真是一种幸运。窃以为，在熊先生那一代的学者中，他是独一的。有谁能像他那样从如此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出发开始他的思想、艺术追求?有谁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刻地进入西方文化的根本，对西方艺术思想具有那样刻骨的感受?有谁能像他那样用最西方的技艺和方法完美地表现最中国的精神现象?又有谁能像他那样在东方和西方、哲学与艺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中，保持着如此从容、潇洒的状态，表现得如此“有风度”?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把西方的清晰理性和中国的浑然大气沟通、比照得如此绝妙?也因为此，他的逝去，他的远行，是那么让我们感到失落，那么让我们难以接受。
熊先生的这种难得的状态，来源于他的生活态度。或者说来源于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对生命的感悟。当然，这一切的支撑，又都靠着他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和熊先生的交往中，令我最难忘的，就是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旨趣。多少年来，熊先生始终如一地遵循着他的生活原则行事待人，他不为名累，不为形役，乐常人难觅之乐，悲常人无视之悲，可谓参透了人生。他说过：“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到了生命的秋末，不得不把寒碜的果子摆在朋友们的面前，我无骄傲，也不自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记得在一九九七年，我在给熊先生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生不逢时”，熊先生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你说你们一代‘生不逢时’，其实大可不必做如此的叹息。每一代都有其幸与不幸，所谓幸与不幸全看我们如何去对待机遇。幸运的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不知利用也就无所谓幸运。不幸的方面能变成创造的资源，也就转化为幸运。”这段话令我感动。作为一个在异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他对故国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关注和理解，比一些留驻国内的人还要亲和和宽容得多。他从来没有用简单的“对、错”和“去、留”来进行判断和评论，他惟一重视的是个人生命的足迹。熊先生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早就表述了这种人生态度。我特别赞同宗璞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在人生的行程中，若想活得明白些，活得美些，都应读一读这本书。”其实，熊先生的所有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人们称他为“旅法雕刻艺术家”、“书法家”，其实他更是另一类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理念、哲学思考、哲学领悟都浸透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融化在他的书法理论著述中。他能依托中国古老文化把西方的现代哲学流派(生命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的思想精髓进行艺术形象化，他用最惰性的物质创造最富生命力的雕刻，他用最独立的单字组建最具内在层次的结构书法，他用最具理性的哲思书写充满人生激情的理论著述。吴冠中老人曾说过，熊先生和艺术总是在谈恋爱，总不结婚，而我更想说，熊先生其实和哲学也没有“结婚”，但他放弃哲学论文写作投身艺术，并非结束他与哲学的恋爱。他与哲学和艺术均保持的是“距离”的“热恋”状态，正是这种“热恋”关系，使他的创作与思考在艺术和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异并超出某些纯粹哲学家和纯粹艺术家的习惯界限。
近些年来，熊先生在谈话、文章中，多次谈到死这个话题。我感到，他对死，也与他对生一样，采取的是生存哲学家的立场和态度。他对老、死是坦然的，早在一九八九年退休时，他给好友顾寿观先生的信中说：“我们进入老境了，让我们塑造我们的老年，一个有风度的老年。”不久，顾寿观先生因病离世，一些亲朋故友陆续故去，熊先生生活中也屡有烦事，正应古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之言。但熊先生有对生的独特参悟，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那份坦然。他塑造的老年的确是“有风度”的。熊夫人陆丙安老师在熊先生去世后，曾把熊先生在最后一次老年书法班讲稿发给我，讲稿中谈到了他对生老病死的看法：“进入老年，少壮的搏斗已经过去，人生的幸运与多艰、成功与失败，已成定局。回顾平生是老年人很自然产生的心理。走过来的道路很长，似乎有许多偶然，然而细审此曲折道路所形成的图案，又可见其必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们自己的生涯。”下面一段关于书写字迹的论述更加精彩：“人即书，书即人，我们一生所写的字，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们的字迹。认同自己的一生，认同自己的字，也即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这里，熊先生把人生看作为不断走出的印迹的轨道，在走向衰老时，应该采取的是承认的态度，这种认同，就是对生命这个一切生者的绝对源泉的认同。熊先生对生的论述，使我想起去年去世的被誉为生命现象学家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米谢尔·亨利，亨利最吸引人的，就是他把生命与身体、肉身乃至信仰、圣子、上帝融合为一，打通了生和死，不可见的踪迹要先于可见的踪迹。而珍爱自己的生，才会倍觉自己走过的印迹的可贵，才会从容地对待老、死。熊先生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台湾诗人林亨泰的作品《二倍距离》的解析，这篇文章有一个后记，写作日期不详，但可肯定是在二○○二年。林亨泰的这首“现代诗”，打动了他，因为他谈的是“生和死”，他早就想写些东西：“但是动笔后便发现解说的困难，试写了不少次，但不能完卷。今年二○○二年，感到这一首诗的内容和我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不写出来很可惜的。并且必须在现在赶着写出来，时间已经紧迫，这首诗涉及的是生死的问题，我今年已经八十岁……”这些话写在熊先生即将“远行”之时。陆老师几次和我谈到这篇后记，我们想，莫非这就是他准备“远行”的告别词?熊先生去世的前三四年，每次到熊先生家拜访，熊先生都会谈到死的话题。二○○二年冬，我母亲去世，我在一封信中，简单提到此事。熊先生的回信同样令我感动：“来信的最后一段，颇有些沉重。语甚简，我不知其详，但也愿说几句。‘许多愿望没有满足母亲’，我想这是‘既往’了，无法以另外的样式再活一次，只有在‘来者可追’中做一点什么，补偿憾恨，比如说写一篇回忆之类。做一点什么，就不会有‘万念俱灰’的心情。你正当生命力最充实的年纪，自己想做的事，不想做而不得不做的事，都尽量去做。这些做了的事，若干年后都会成为生命的内容……”今天重读此信，感慨万千。又联想到熊先生在书法班讲稿和解读林亨泰《二倍距离》文章中对生死的解释和评论，心绪很难平静。熊先生其实早就准备着经历个体生命的整个过程，如海德格尔的“向死的生”，他认为认同自己的一生，认同自己的足迹，就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能认同个体的生命，当可以接受个体生命的死亡。”接受个体的死亡，就是真正地认同自己的生命。熊先生引用《礼记·檀弓》所记：“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终”就是结束，是使命的完成，是工作的收尾，意味着此世过程的终结。“在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从容地、自在地、平静地写自己可以认同的字。”这也就是熊先生向老年朋友所提倡的“人书吻合”的境界，创造与存在的“微妙的一致”。熊先生从书法来讲人生，讲的是人在“终”之前阶段“人书俱老”(唐人孙过庭语)的哲学意义：人的老年和哲学、艺术平行发展、相通汇合最终同时完成。熊先生如他所说，塑造了一个潇洒、有风度的老年，一个优雅、飘逸的终结……
在解析《二倍距离》的文章中，熊先生更加明确了生死的关系，正是这首诗蕴涵的生死的哲学意义打动了熊先生。诗人和哲学家灵犀相通。这首“怪异”的现代诗经熊先生的解读，明了清晰。它讲述的是“诞生的生者的死”的不死，熊先生解释的人是实际与真际的两栖存在。个体的人是世间的又是超世间的，有世间的生与世间的死，但又有世间的死与超世间的不死。所以，“你的死已经不死”。
熊先生“远行”周年在即，写下以上凌乱文字，以此寄托哀思，纪念在我们心中已经诞生的熊先生，他的死在我们心中已经不死。
熊先生，远行路长，慢走，保重!
我情愿把熊先生的离世看作“远行”，他离开这个动荡的物质世界远行；我也情愿把熊先生的离世看作为“回归”（“远行与回归”是一九九九年熊先生在国内举办的一次艺术展的题名），他向着那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回归。我情愿相信：此世的死就是彼世的生的开始，即生者的死向着死者之生的回归。
认识熊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那年我在巴黎学习，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学生”。很偶然地认识了熊先生的公子。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过这件事。我们是在巴黎南部大学城见面的，碰巧我也住在熊先生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提到过的荷兰楼。此后，我曾去过熊先生南郊蒙特利尔小道住所几次，好像熊先生也来过大学城两次。我一九八二年底回国，不久后在北大见过面，熊先生以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来中国商谈合作事宜。九十年代以后，我多次去法国，每次我都要去拜访熊先生，直到最后一次，那是二○○二年的八月。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熊先生当作可信赖的长辈，可敬可亲的老师。但这好像又不是全部，因为，我更经常感觉到熊先生是一位可以从精神上理解和温暖“异者”的朋友，他的朋友(更多的是尊崇他的“学生”们)年龄、国籍、职业等都与他非常不同，但都会从他那里得到可贵的帮助。我和许多认识熊先生的朋友在得知他的离去后，都有同样的想法：又少了一位“可以与之诉说”的朋友，失去了一位“能够懂得自己”的对话者。
和熊先生交谈，聆听他对艺术、哲学、人生的独到、深厚的见解和感受，真是一种幸运。窃以为，在熊先生那一代的学者中，他是独一的。有谁能像他那样从如此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出发开始他的思想、艺术追求?有谁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刻地进入西方文化的根本，对西方艺术思想具有那样刻骨的感受?有谁能像他那样用最西方的技艺和方法完美地表现最中国的精神现象?又有谁能像他那样在东方和西方、哲学与艺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中，保持着如此从容、潇洒的状态，表现得如此“有风度”?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把西方的清晰理性和中国的浑然大气沟通、比照得如此绝妙?也因为此，他的逝去，他的远行，是那么让我们感到失落，那么让我们难以接受。
熊先生的这种难得的状态，来源于他的生活态度。或者说来源于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对生命的感悟。当然，这一切的支撑，又都靠着他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和熊先生的交往中，令我最难忘的，就是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旨趣。多少年来，熊先生始终如一地遵循着他的生活原则行事待人，他不为名累，不为形役，乐常人难觅之乐，悲常人无视之悲，可谓参透了人生。他说过：“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到了生命的秋末，不得不把寒碜的果子摆在朋友们的面前，我无骄傲，也不自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记得在一九九七年，我在给熊先生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生不逢时”，熊先生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你说你们一代‘生不逢时’，其实大可不必做如此的叹息。每一代都有其幸与不幸，所谓幸与不幸全看我们如何去对待机遇。幸运的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不知利用也就无所谓幸运。不幸的方面能变成创造的资源，也就转化为幸运。”这段话令我感动。作为一个在异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他对故国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关注和理解，比一些留驻国内的人还要亲和和宽容得多。他从来没有用简单的“对、错”和“去、留”来进行判断和评论，他惟一重视的是个人生命的足迹。熊先生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早就表述了这种人生态度。我特别赞同宗璞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在人生的行程中，若想活得明白些，活得美些，都应读一读这本书。”其实，熊先生的所有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人们称他为“旅法雕刻艺术家”、“书法家”，其实他更是另一类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理念、哲学思考、哲学领悟都浸透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融化在他的书法理论著述中。他能依托中国古老文化把西方的现代哲学流派(生命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的思想精髓进行艺术形象化，他用最惰性的物质创造最富生命力的雕刻，他用最独立的单字组建最具内在层次的结构书法，他用最具理性的哲思书写充满人生激情的理论著述。吴冠中老人曾说过，熊先生和艺术总是在谈恋爱，总不结婚，而我更想说，熊先生其实和哲学也没有“结婚”，但他放弃哲学论文写作投身艺术，并非结束他与哲学的恋爱。他与哲学和艺术均保持的是“距离”的“热恋”状态，正是这种“热恋”关系，使他的创作与思考在艺术和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异并超出某些纯粹哲学家和纯粹艺术家的习惯界限。
近些年来，熊先生在谈话、文章中，多次谈到死这个话题。我感到，他对死，也与他对生一样，采取的是生存哲学家的立场和态度。他对老、死是坦然的，早在一九八九年退休时，他给好友顾寿观先生的信中说：“我们进入老境了，让我们塑造我们的老年，一个有风度的老年。”不久，顾寿观先生因病离世，一些亲朋故友陆续故去，熊先生生活中也屡有烦事，正应古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之言。但熊先生有对生的独特参悟，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那份坦然。他塑造的老年的确是“有风度”的。熊夫人陆丙安老师在熊先生去世后，曾把熊先生在最后一次老年书法班讲稿发给我，讲稿中谈到了他对生老病死的看法：“进入老年，少壮的搏斗已经过去，人生的幸运与多艰、成功与失败，已成定局。回顾平生是老年人很自然产生的心理。走过来的道路很长，似乎有许多偶然，然而细审此曲折道路所形成的图案，又可见其必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们自己的生涯。”下面一段关于书写字迹的论述更加精彩：“人即书，书即人，我们一生所写的字，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们的字迹。认同自己的一生，认同自己的字，也即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这里，熊先生把人生看作为不断走出的印迹的轨道，在走向衰老时，应该采取的是承认的态度，这种认同，就是对生命这个一切生者的绝对源泉的认同。熊先生对生的论述，使我想起去年去世的被誉为生命现象学家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米谢尔·亨利，亨利最吸引人的，就是他把生命与身体、肉身乃至信仰、圣子、上帝融合为一，打通了生和死，不可见的踪迹要先于可见的踪迹。而珍爱自己的生，才会倍觉自己走过的印迹的可贵，才会从容地对待老、死。熊先生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台湾诗人林亨泰的作品《二倍距离》的解析，这篇文章有一个后记，写作日期不详，但可肯定是在二○○二年。林亨泰的这首“现代诗”，打动了他，因为他谈的是“生和死”，他早就想写些东西：“但是动笔后便发现解说的困难，试写了不少次，但不能完卷。今年二○○二年，感到这一首诗的内容和我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不写出来很可惜的。并且必须在现在赶着写出来，时间已经紧迫，这首诗涉及的是生死的问题，我今年已经八十岁……”这些话写在熊先生即将“远行”之时。陆老师几次和我谈到这篇后记，我们想，莫非这就是他准备“远行”的告别词?熊先生去世的前三四年，每次到熊先生家拜访，熊先生都会谈到死的话题。二○○二年冬，我母亲去世，我在一封信中，简单提到此事。熊先生的回信同样令我感动：“来信的最后一段，颇有些沉重。语甚简，我不知其详，但也愿说几句。‘许多愿望没有满足母亲’，我想这是‘既往’了，无法以另外的样式再活一次，只有在‘来者可追’中做一点什么，补偿憾恨，比如说写一篇回忆之类。做一点什么，就不会有‘万念俱灰’的心情。你正当生命力最充实的年纪，自己想做的事，不想做而不得不做的事，都尽量去做。这些做了的事，若干年后都会成为生命的内容……”今天重读此信，感慨万千。又联想到熊先生在书法班讲稿和解读林亨泰《二倍距离》文章中对生死的解释和评论，心绪很难平静。熊先生其实早就准备着经历个体生命的整个过程，如海德格尔的“向死的生”，他认为认同自己的一生，认同自己的足迹，就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能认同个体的生命，当可以接受个体生命的死亡。”接受个体的死亡，就是真正地认同自己的生命。熊先生引用《礼记·檀弓》所记：“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终”就是结束，是使命的完成，是工作的收尾，意味着此世过程的终结。“在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从容地、自在地、平静地写自己可以认同的字。”这也就是熊先生向老年朋友所提倡的“人书吻合”的境界，创造与存在的“微妙的一致”。熊先生从书法来讲人生，讲的是人在“终”之前阶段“人书俱老”(唐人孙过庭语)的哲学意义：人的老年和哲学、艺术平行发展、相通汇合最终同时完成。熊先生如他所说，塑造了一个潇洒、有风度的老年，一个优雅、飘逸的终结……
在解析《二倍距离》的文章中，熊先生更加明确了生死的关系，正是这首诗蕴涵的生死的哲学意义打动了熊先生。诗人和哲学家灵犀相通。这首“怪异”的现代诗经熊先生的解读，明了清晰。它讲述的是“诞生的生者的死”的不死，熊先生解释的人是实际与真际的两栖存在。个体的人是世间的又是超世间的，有世间的生与世间的死，但又有世间的死与超世间的不死。所以，“你的死已经不死”。
熊先生“远行”周年在即，写下以上凌乱文字，以此寄托哀思，纪念在我们心中已经诞生的熊先生，他的死在我们心中已经不死。
熊先生，远行路长，慢走，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