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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的人生，以奋斗开始，以辉煌展现，以自我毁灭结局。”在中纪委官网新上线的《忏悔录》栏目中，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落马官员的忏悔，为人们看待贪腐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也为当下的反腐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警示。
一条雷同的人生轨迹：
许多人曾是“能吏”
不可否认，许多落马官员曾经是大有作为的“能吏”，甚至在当地或其所在领域内颇有建树。
“最典型的就是仇和。多年来，他一直饱受争议，其工作劲头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方法不能服众，尤其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角下观察更是如此。”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很多落马官员之所以能坐到那么高的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干”。
在谢春涛看来，尽管“能干”是一个好干部的必要因素，但很多“能吏”也往往刚愎自用、狂妄自大，很多人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出的问题，“掌权之后经不起诱惑，而且过度自信”。
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当地干部评价他：“有能力，也有水平，就是权力太集中;想干事，也能干事，就是干事没原则。” 杨跃国坦言，在任瑞丽市委书记期间，“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情”。
阅读这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会发现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人生轨迹如同一条抛物线。
在看了23名贪官的悔过书之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委员张学杰总结说：“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体相同：都经历过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最后都走向悲惨的晚年。他们的血泪教训也几乎相同——丧失了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比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书中写道：出身贫农，从大队会计干起，一直干到副国家级，连续参加六届全国党代会，连续四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最终在晚年身陷囹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许多落马官员并非一开始就贪污，也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但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所受到的约束反而越来越小，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问题出在哪里？落马官员自己在悔过书中也列出了一些答案。
思想蜕变是普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反省中提到，他的问题主要是在晚年放松了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导致了思想滑坡。“担任副省长后，接触的面广了、层次高了，看到的、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多了，致使我产生了错觉，把社会不正之风、非主流现象误认为是社会主流规则。”
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常见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白恩培在悔过书中提到，他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从请客送礼、接受礼品馈赠到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次数由少到多，数额由小到大，心理由小心不安逐渐变成心安理得。
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
个人贪欲带来家族腐败
落马贪官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是忏悔书中比较多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周边环境对官员的“围猎”还是家庭因素，都成为贪官腐化堕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政治生态。
作为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省长，倪发科因为长期收受玉石、玉器等贿赂，如今已成为“雅贪”的代名词。他在反思时说：“‘上有所好，下必附焉’，正是因为自己痴迷到了爱不释手、不能自拔、玩物丧志的境地，老板们才送来玉石、玉器。”经鉴定，倪发科收受的玉石、玉器价值1000多万元，最终他也栽倒在“疯狂的石头”上。
认为自己对不起家庭，也是落马官员悔过书的一个共性。
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作为湖南省交通系统腐败系列案中的一员，“坑”了自己，也“坑”了家人。在为弟弟妹妹一次次“打招呼”攫取利益而受到查处后，他忏悔道：“爸妈在世时，我曾向他们保证，要带着弟弟妹妹吃好饭。但现在，我却带着他们一起吃牢饭。”
“一想到母亲，我就想流眼泪——她是最要面子的人，怎么能接受这种现实！她曾经为儿子自豪，一谈到儿子就欣喜若狂，而今面对社会的议论和指责，她如何受得了这个打击！”张引对家人的愧疚之情跃然纸上。
官员自身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政治生态，往往造成他们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竹立家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可以反作用于环境，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受访专家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官员本身，与其说官员们被“围猎”，不如说一些官员主动选择了被“围猎”。
谢春涛教授认为：“环境再不好，难道是非、黑白的界线还不清楚吗？同样的环境，有人出问题，也有人不出问题，不能只把责任推卸到环境上，而忽略了个人主观意志的巨大作用。环境当然要改善，但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人的品质不好，只知道为老婆孩子谋私利，或者坐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收受财物，既没有修身，也没能齐家，你怎么能指望这些人治国平天下？”竹立家教授做过一个统计，在他收录的贪官案例中，90%的腐败案件都有家人参与。
心理失衡是贪官们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张引在忏悔书中写道：“看着老板们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反观自己，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可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个月就拿这点儿工资，觉得太亏了！”
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谢春涛教授看来，十八大以来大批官员的落马说明，此前的政治生态和從政环境出了问题，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坚持原则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一把手”贪腐，对于下面人的负面影响会非常直接。 一个必须重视的警示：
不让“双面人”逍遥法外
“公布忏悔录，对许多官员来说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对社会甚至对自身和家庭的伤害。”竹立家教授认为。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把官员的忏悔通过公开平台扩散开来，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看来，廉政风险防控机制逐渐开始与治本并重。
更进一步的看法是，这种忏悔录所公布的细节、情节发展的逻辑，为我们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提供了更多警示。竹立家教授指出：“这些忏悔录也在提醒我们，在对官员的监督方面还有很多漏洞，还有让他们越界的可能性。”
就连落马官员也这么认为。
“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行，他就会将权力为自己所用。”辽宁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党组成员、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是因为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影视行业内的“潜规则”，为自己和小圈子谋私利，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早已成为中国反腐败自上而下的共识。2015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令写下忏悔录的官员深有感触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极其重要。
“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让我认识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在政治生命终结之后，倪发科如是说。
每当有重要官员落马，人们总会发现，此前他们在一些场合谈反腐问题时也曾慷慨激昂，如苏荣等官员，在反腐讲话中“狠劲”十足。有网友因此戏称这些人为“演技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台上台下风格迥异。
“这是一种讽刺，能在台上讲出那些话，说明他们知道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职务期望是什么，结果背后却是照贪不误。”谢春涛教授表示，这是一种“双面人生”。
冯伟林是这么分析自己的：“在單位，我对下属也有严格的要求，经常在外面演讲写文章，表现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贪图享受的欲望。”
有别于在台上时大谈特谈反腐的表演，这些官员在落马后对贪腐问题的认识似乎更为深刻。“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三五年，我可能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倪发科这样说。
（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落马官员的忏悔，为人们看待贪腐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也为当下的反腐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警示。
一条雷同的人生轨迹：
许多人曾是“能吏”
不可否认，许多落马官员曾经是大有作为的“能吏”，甚至在当地或其所在领域内颇有建树。
“最典型的就是仇和。多年来，他一直饱受争议，其工作劲头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方法不能服众，尤其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角下观察更是如此。”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很多落马官员之所以能坐到那么高的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干”。
在谢春涛看来，尽管“能干”是一个好干部的必要因素，但很多“能吏”也往往刚愎自用、狂妄自大，很多人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出的问题，“掌权之后经不起诱惑，而且过度自信”。
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当地干部评价他：“有能力，也有水平，就是权力太集中;想干事，也能干事，就是干事没原则。” 杨跃国坦言，在任瑞丽市委书记期间，“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情”。
阅读这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会发现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人生轨迹如同一条抛物线。
在看了23名贪官的悔过书之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委员张学杰总结说：“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体相同：都经历过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最后都走向悲惨的晚年。他们的血泪教训也几乎相同——丧失了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比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书中写道：出身贫农，从大队会计干起，一直干到副国家级，连续参加六届全国党代会，连续四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最终在晚年身陷囹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许多落马官员并非一开始就贪污，也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但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所受到的约束反而越来越小，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问题出在哪里？落马官员自己在悔过书中也列出了一些答案。
思想蜕变是普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反省中提到，他的问题主要是在晚年放松了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导致了思想滑坡。“担任副省长后，接触的面广了、层次高了，看到的、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多了，致使我产生了错觉，把社会不正之风、非主流现象误认为是社会主流规则。”
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常见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白恩培在悔过书中提到，他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从请客送礼、接受礼品馈赠到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次数由少到多，数额由小到大，心理由小心不安逐渐变成心安理得。
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
个人贪欲带来家族腐败
落马贪官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是忏悔书中比较多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周边环境对官员的“围猎”还是家庭因素，都成为贪官腐化堕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政治生态。
作为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省长，倪发科因为长期收受玉石、玉器等贿赂，如今已成为“雅贪”的代名词。他在反思时说：“‘上有所好，下必附焉’，正是因为自己痴迷到了爱不释手、不能自拔、玩物丧志的境地，老板们才送来玉石、玉器。”经鉴定，倪发科收受的玉石、玉器价值1000多万元，最终他也栽倒在“疯狂的石头”上。
认为自己对不起家庭，也是落马官员悔过书的一个共性。
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作为湖南省交通系统腐败系列案中的一员，“坑”了自己，也“坑”了家人。在为弟弟妹妹一次次“打招呼”攫取利益而受到查处后，他忏悔道：“爸妈在世时，我曾向他们保证，要带着弟弟妹妹吃好饭。但现在，我却带着他们一起吃牢饭。”
“一想到母亲，我就想流眼泪——她是最要面子的人，怎么能接受这种现实！她曾经为儿子自豪，一谈到儿子就欣喜若狂，而今面对社会的议论和指责，她如何受得了这个打击！”张引对家人的愧疚之情跃然纸上。
官员自身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政治生态，往往造成他们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竹立家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可以反作用于环境，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受访专家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官员本身，与其说官员们被“围猎”，不如说一些官员主动选择了被“围猎”。
谢春涛教授认为：“环境再不好，难道是非、黑白的界线还不清楚吗？同样的环境，有人出问题，也有人不出问题，不能只把责任推卸到环境上，而忽略了个人主观意志的巨大作用。环境当然要改善，但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人的品质不好，只知道为老婆孩子谋私利，或者坐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收受财物，既没有修身，也没能齐家，你怎么能指望这些人治国平天下？”竹立家教授做过一个统计，在他收录的贪官案例中，90%的腐败案件都有家人参与。
心理失衡是贪官们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张引在忏悔书中写道：“看着老板们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反观自己，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可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个月就拿这点儿工资，觉得太亏了！”
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谢春涛教授看来，十八大以来大批官员的落马说明，此前的政治生态和從政环境出了问题，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坚持原则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一把手”贪腐，对于下面人的负面影响会非常直接。 一个必须重视的警示：
不让“双面人”逍遥法外
“公布忏悔录，对许多官员来说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对社会甚至对自身和家庭的伤害。”竹立家教授认为。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把官员的忏悔通过公开平台扩散开来，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看来，廉政风险防控机制逐渐开始与治本并重。
更进一步的看法是，这种忏悔录所公布的细节、情节发展的逻辑，为我们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提供了更多警示。竹立家教授指出：“这些忏悔录也在提醒我们，在对官员的监督方面还有很多漏洞，还有让他们越界的可能性。”
就连落马官员也这么认为。
“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行，他就会将权力为自己所用。”辽宁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党组成员、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是因为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影视行业内的“潜规则”，为自己和小圈子谋私利，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早已成为中国反腐败自上而下的共识。2015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令写下忏悔录的官员深有感触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极其重要。
“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让我认识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在政治生命终结之后，倪发科如是说。
每当有重要官员落马，人们总会发现，此前他们在一些场合谈反腐问题时也曾慷慨激昂，如苏荣等官员，在反腐讲话中“狠劲”十足。有网友因此戏称这些人为“演技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台上台下风格迥异。
“这是一种讽刺，能在台上讲出那些话，说明他们知道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职务期望是什么，结果背后却是照贪不误。”谢春涛教授表示，这是一种“双面人生”。
冯伟林是这么分析自己的：“在單位，我对下属也有严格的要求，经常在外面演讲写文章，表现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贪图享受的欲望。”
有别于在台上时大谈特谈反腐的表演，这些官员在落马后对贪腐问题的认识似乎更为深刻。“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三五年，我可能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倪发科这样说。
（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