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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生态文明不文明、正常不正常,主要不是体现在官员个体对权力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体现在如何获得权力和权力行使的目的上
据媒体报道,近日原佛山高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梁瑞强因涉嫌诬告陷害罪和涉嫌受贿罪,被审查起诉。为了扳倒高明区委书记马亮照,他指使人在国内两家知名的论坛网页上,出现多篇不同标题但内容几乎一样的攻击马亮照的帖子。帖子称,在马亮照任职期间,“授意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巧立名目征收货柜入场费,设区直机关小钱柜,侵占账户资金。”为了扳倒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手法之恶劣堪称“官场软暴力”的典范。无独有偶,近日,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交代其杀害情妇事实。为了清除“升迁”隐患,竟至杀人,可谓“官场硬暴力”的极致。
官场畸形生态孕育暴力土壤
令人不解的是官员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理应比社会普通民众道德水平、政治觉悟更高一些,人格更健全一些,法治意识、宗旨意识更浓一些,不至于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然而这样的事偏偏发生了,而且频频发生。我们是否能把它仅仅归结为官员的个人道德问题,抑或法治意识淡漠?
古人云:“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场生态恶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是: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改革具有生死攸关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换句话说,要改变官场畸形生态蔓延的状况,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
论及官场生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权力”或“公共权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古今中外官场人物的常态,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官场生态文明不文明、正常不正常,主要不是体现在官员个体对权力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体现在如何获得权力和权力行使的目的上。在政治文明的条件下,权力的获得是通过“社会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或民主的形式实现的,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在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运行的。这就是说,在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在权力摊在阳光下的情况下,官场生态一般不会恶化,在获得权力时,大家可以按照原则和程序公平竞争,大家都是“透明人”,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手段“恶性竞争”。毋庸置疑,我国近几年之所以频出官场暴力事件,根本原因还是“如何获得权力”及“权力行使的目的”没有刚性的制度制约,为一些目的不纯、不老实、不正派的人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使选人用人不正之风蔓延,买官卖官重现,几成顽症,破坏了官场正常生态,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了党和政府威信。
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
官场生态恶化、暴力频发这一现实说明,我们在选人用人体制机制科学化、民主化、客观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也就是说,在“如何获得职位权力”上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目前,我们虽然在选人用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选官、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选人”,“一把手”在选人中权力过大又没有制约的状况。官场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公共权力变成了个别人手中的“私器”,形成社会上所谓的“官二代”现象。
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一把手在选人用人官场中“欺上瞒下”,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明目张胆地歪曲中央的用人政策,冠冕堂皇地借选拔“年轻干部”、“后备干部”之名塞进“私人关系”,并美其名曰“推进改革”,乃至于买官卖官,群众敢怒不敢言。搞散了群众的精、气、神,搞坏了组织团结和组织生态,进而搞乱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官场氛围,不老实、不正派成为升迁捷径,以至于酿出为了升官使用暴力的情形来。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根本的还是要在选人用人中真正落实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特别是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一把手选任中的民主。
同时,为了使公共权力行使能真正体现公共利益,体现为了人民的目的,必须下决心从关键制度环节上遏制特权和腐败的蔓延。真正让个人的职位权力和政府机构权力摊在阳光下。使权力从“神龛”走向人间,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之变成一个“职业岗位”,这个岗位的唯一特殊性就是更多的辛苦、更多的奉献,那些觊觎权力而又目的不纯的不老实人就会自觉走开。
我们知道,权力运行不公开透明,很可能就变成了寻租的工具,变成可以私下交易的“商品”。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社会治理真理。权力不公开透明,文明社会公共权力的目的和性质也就发生了质变,变成了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敌人。古人云:“心以利倾,智以势惛”。如果一个人有权有势,而且腐败的“利润”很高,成本很低,那么,一些人就是杀头也要干,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出现为了升迁杀人的暴力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暴力的出现,是官场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各种资料显示,官员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可以说,尽快遏制官场腐败是消除官场暴力的根本措施。
而要遏制官场特权和腐败,改变畸形的官场生态,并进而消除官场暴力现象,还是大家都知道的办法:一是扩大选人用人中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二是权力公开透明,让人民监督;三是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至于如何具体来做,我们可以认真研究,关键是要按照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尽快做起来。(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据媒体报道,近日原佛山高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梁瑞强因涉嫌诬告陷害罪和涉嫌受贿罪,被审查起诉。为了扳倒高明区委书记马亮照,他指使人在国内两家知名的论坛网页上,出现多篇不同标题但内容几乎一样的攻击马亮照的帖子。帖子称,在马亮照任职期间,“授意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巧立名目征收货柜入场费,设区直机关小钱柜,侵占账户资金。”为了扳倒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手法之恶劣堪称“官场软暴力”的典范。无独有偶,近日,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交代其杀害情妇事实。为了清除“升迁”隐患,竟至杀人,可谓“官场硬暴力”的极致。
官场畸形生态孕育暴力土壤
令人不解的是官员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理应比社会普通民众道德水平、政治觉悟更高一些,人格更健全一些,法治意识、宗旨意识更浓一些,不至于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然而这样的事偏偏发生了,而且频频发生。我们是否能把它仅仅归结为官员的个人道德问题,抑或法治意识淡漠?
古人云:“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场生态恶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是: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改革具有生死攸关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换句话说,要改变官场畸形生态蔓延的状况,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
论及官场生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权力”或“公共权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古今中外官场人物的常态,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官场生态文明不文明、正常不正常,主要不是体现在官员个体对权力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体现在如何获得权力和权力行使的目的上。在政治文明的条件下,权力的获得是通过“社会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或民主的形式实现的,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在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运行的。这就是说,在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在权力摊在阳光下的情况下,官场生态一般不会恶化,在获得权力时,大家可以按照原则和程序公平竞争,大家都是“透明人”,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手段“恶性竞争”。毋庸置疑,我国近几年之所以频出官场暴力事件,根本原因还是“如何获得权力”及“权力行使的目的”没有刚性的制度制约,为一些目的不纯、不老实、不正派的人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使选人用人不正之风蔓延,买官卖官重现,几成顽症,破坏了官场正常生态,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了党和政府威信。
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
官场生态恶化、暴力频发这一现实说明,我们在选人用人体制机制科学化、民主化、客观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也就是说,在“如何获得职位权力”上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目前,我们虽然在选人用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选官、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选人”,“一把手”在选人中权力过大又没有制约的状况。官场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公共权力变成了个别人手中的“私器”,形成社会上所谓的“官二代”现象。
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一把手在选人用人官场中“欺上瞒下”,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明目张胆地歪曲中央的用人政策,冠冕堂皇地借选拔“年轻干部”、“后备干部”之名塞进“私人关系”,并美其名曰“推进改革”,乃至于买官卖官,群众敢怒不敢言。搞散了群众的精、气、神,搞坏了组织团结和组织生态,进而搞乱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官场氛围,不老实、不正派成为升迁捷径,以至于酿出为了升官使用暴力的情形来。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根本的还是要在选人用人中真正落实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特别是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一把手选任中的民主。
同时,为了使公共权力行使能真正体现公共利益,体现为了人民的目的,必须下决心从关键制度环节上遏制特权和腐败的蔓延。真正让个人的职位权力和政府机构权力摊在阳光下。使权力从“神龛”走向人间,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之变成一个“职业岗位”,这个岗位的唯一特殊性就是更多的辛苦、更多的奉献,那些觊觎权力而又目的不纯的不老实人就会自觉走开。
我们知道,权力运行不公开透明,很可能就变成了寻租的工具,变成可以私下交易的“商品”。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社会治理真理。权力不公开透明,文明社会公共权力的目的和性质也就发生了质变,变成了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敌人。古人云:“心以利倾,智以势惛”。如果一个人有权有势,而且腐败的“利润”很高,成本很低,那么,一些人就是杀头也要干,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出现为了升迁杀人的暴力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暴力的出现,是官场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各种资料显示,官员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可以说,尽快遏制官场腐败是消除官场暴力的根本措施。
而要遏制官场特权和腐败,改变畸形的官场生态,并进而消除官场暴力现象,还是大家都知道的办法:一是扩大选人用人中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二是权力公开透明,让人民监督;三是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至于如何具体来做,我们可以认真研究,关键是要按照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尽快做起来。(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