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到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就必须要提到“慈善总理”熊希龄，他被誉为“近代慈善之父”。熊希龄开创的慈善事业，尤其是官方和民间结合的办法，一直到今天还被广泛运用。熊希龄开办的香山慈幼院等机构，一直到当下还焕发活力，世界各地的香山慈幼院校友，每年都要聚集北京香山举行纪念活动。熊希龄为中国慈善事业做出了贡献。
　　熊希龄字秉三，清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世家。从小被视为“神童”，二十三岁就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名传天下。熊希龄上书两江总督张之洞，强烈要求变法维新，积极投身戊戌变法运动。1897年，熊希龄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办南学会，办《湘报》，办新政，与保守派做斗争，有股湖南人的“蛮劲”。辛亥革命后，熊希龄担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聘用张謇、梁启超、汪大燮等入阁，欲打造“第一流内阁”。袁世凯稱帝，谋略玩世，熊希龄被迫解散内阁，仅当了六个月的总理。熊希龄在做官期间，看到了民生疾苦，希望能从民间做一些工作，使广大百姓受益。1916年3月他到湘西赈灾，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慈善事业。从那以后，他越来越坚定“慈善救国”的道路，慈善与教育并举，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慈善家，有“慈善总理”之美誉。
　　民国时期，中国的天灾连着人祸，百姓生活痛苦不堪。熊希龄对此痛心疾首，作为中国早期的一名总理，他做到了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冲在了救灾最前线，组织了顺直救灾、北五省救灾、湘西义赈筹救灾活动。值得称赞的是，熊希龄的救灾活动具有很强的组织性、连续性，因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效果。这与他的政治家才华有关，他是把建设国家的理想与热情投在了救灾上，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悲哀，也是国人之大幸。因为熊希龄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在熊希龄亲自组织与主持的历次大救灾中，1917年的顺直救灾最考验人。当时北洋政府正忙于派系斗争，救灾拨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熊希龄没有再等下去，他开始行动了！他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从自身做起，带头捐赠了一百套旧衣、五百元钱。两三周内，众多官绅富豪与平民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捐赠钱物，计有旧衣133000多套，赈款200多万元。熊希龄联合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名流发起水灾助赈会，“征集物品、出集彩票，以所得贾资尽数充赈”。还以个人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数百万元用于救灾专款。还发电报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的矿物局捐赠煤炭五千吨，同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帮助与支持。北洋政府见事关民意，同意支持赈灾活动。熊希龄此举拯救了灾民五百万人，有功于中国。
　　顺直救灾结束，留下了二百多名儿童无家可归，熊希龄在北京香山设立香山慈幼院，专门安置难民孤儿和流浪儿童。香山慈幼院的开办目的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就这样，很多儿童陆续进入香山慈幼院，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千人。香山慈幼院实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不仅收容儿童，还要教育儿童;不仅教育儿童，还要使儿童能够谋生，甚至成为各界精英人士。熊希龄为了实现这一长远的目标，努力做好香山慈幼院这个家庭的“父亲”，学校的校长，每日操劳，亲自撰写院歌、标语，做好宣传，对儿童充满爱心，1932年他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儿童慈善事业。几十年经营下来，香山慈幼院在熊希龄的领导下，师资力量与教学成果成为一流，不但救助了灾民，更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被誉为“中国儿童的黄埔军校”。
　　熊希龄作为中国的一名老总理，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九一八”事变时，熊希龄虽已年老体弱，但他再次振奋起军人作风，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宣言、办医院、救伤员、设公墓、奔走四方呼吁抗战救亡。长城抗战时熊希龄亲赴前线组织救护队，鼓舞士气。淞沪会战时熊希龄在上海，他认为：“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于是再次赶赴前线，率领红十字会救死扶伤，设立临时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所，救援伤兵六千余人，收容难民十五万余人。熊希龄善于运用乡党的力量，与湖南同乡会一起救出难民一千余人，出资遣返五千余人。此役是熊公最后之战役，“八一三”上海沦陷后，1937年12月，熊公辗转香港回湖南老家，不幸因操劳过度，致脑溢血而病故。
　　熊希龄故居坐落在今湘西凤凰古城沱江镇，历经百年，经过“文化大革命”一场“破四旧”竟得以保存下来，并修葺一新供后人观光，堪称历史奇迹，实属不易。如今，这座旧宅已成为凤凰人的一处骄傲，湘西人的骄傲，也成为当代青少年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贯穿熊希龄先生一生的慈善事业已不仅是慈善事业，而是上升到了服务于人民的高度。熊希龄说：“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从;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无论为何教何学，无不以人道为重，则救护同胞，实为吾人天职！”熊希龄这种自觉的人道意识和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实施救助的科学办法，对当今都有重大的意义，值得继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