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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综观中国30年改革和发展,有两条最基本的经验值得重视。一是经济改革坚持了市场化方向,使中国经济有了活力;二是经济发展沟通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如果要检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教训,也可以从这两方面看:一是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还没有得到有效清除,适应市场化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不健全;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乡社会经济体制不统一。今后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任务应该是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民的顽强拼搏精神。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应了那句流行语——给点阳光就灿烂。尽管中国有一个户籍制度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中国农民还是勇敢地奔向城市寻求命运的改善,为此,我国经济体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农民工,由此形成每年的“春运”大观;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限制农民自主办企业,中国农民还是大胆冲破体制束缚,创造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奇迹,使一批新兴城市平地崛起。
中国的农村发展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小规模农业经营。我国耕地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亿4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000-5000元。这些农民只能是穷人,他们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也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
二是农民“兼业模式”。尽管有官方的数据,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但还是很难确切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按一个保守的判断,可假设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现实情况来看,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产生支撑新农村的新型农民,而现行的农民“兼业模式”虽然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了收入,但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更为突出;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祛除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民的顽强拼搏精神。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应了那句流行语——给点阳光就灿烂。尽管中国有一个户籍制度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中国农民还是勇敢地奔向城市寻求命运的改善,为此,我国经济体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农民工,由此形成每年的“春运”大观;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限制农民自主办企业,中国农民还是大胆冲破体制束缚,创造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奇迹,使一批新兴城市平地崛起。
中国的农村发展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小规模农业经营。我国耕地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亿4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000-5000元。这些农民只能是穷人,他们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也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
二是农民“兼业模式”。尽管有官方的数据,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但还是很难确切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按一个保守的判断,可假设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现实情况来看,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产生支撑新农村的新型农民,而现行的农民“兼业模式”虽然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了收入,但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更为突出;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祛除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