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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中,新技术的创造和商用化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背后的推动力。在中国,创新始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当前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能够制定一些政策来更好的完善和鼓励创新体系的经济发展。虽然很多的政策制定者都理解帮助经济发展需要更具有创造性,但是,如何最好地进行协助并不清楚。然而,对于创新系统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创新系统和创新体系就是创新从哪里来的?怎样创造系统体系?怎样发展、运用、再创新,并且把创新运用到经济发展当中去。创新体系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因为在创新体系当中有很多的参与者和行动。(如表中所示)
每当谈到复杂体系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制定这个体系。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体系时,大多会产生两种错误思维。或许这两个错误思维不一定是在中国发生的,但是这两个错误在西方国家广泛存在。第一就是过分简化这个系统,就是说在系统中所有的动态因素,仅仅过分关注其中一两个因素,而无视这些因素是如何适应整个系统的。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通常把风险资金看作是使得经济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关键”。 这是一个误区。因为风险资本只是推动创新的一小部分。如果一个成功的创新系统所需要的其他因素不存在的话,将风险资金引入并不能真正刺激一个经济体的神经。
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就是认为这个系统太复杂,以致于不能够对其施加真正的影响。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影响这个系统,所以在一些不太内行的人看来,其结果显得随机。这使得许多决策者们在做决定之前不愿进行计划或者收集资料。
明智的科技政策要求政策制定者们既对他们的创新系统有深入的理解,其中包括这个系统的优势和不足,同时,也要求他们精心设计政策。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中庸之道,通过仔细考虑创新体系,制定出一些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点,尽可能的避免缺点,最大化的推动我们的创新能力。
在这个创新体系中,我主要关注大学。因为大学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技术商用化的源泉。全世界的大学在创新方面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而且大学是实施创新的独特主力。中国的大学也不例外,而且中国的精英大学已经表现出了发展商业创新的强大实力。这里说的“创新”不是指广义的创新,是指狭义的创新,是指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创新。当前,中国精英大学的专利和新建项目的数据正在表明这些大学在创新实力上的显著进步。
大学技术的商用化是在“创新体系”内部发生的,大学持续进行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的能力能够利用创新体系进行分析。成功的大学技术商用化具有固有的复杂性,是各个相互关联的成分组成的矩阵,这些成分包括:根植于竞争的研究文化之下的强大的大学研发实力;有能力吸收这些已开发技术的产业;能够培养可以在以创新为基础的环境中工作的高技术工人;对大学科研充分有效地资金支持。对于新建企业和其他高科技公司在大学开发的技术上拓展的业务进行充分和有效地资金支持;各种中介机构(包括风险基金公司)以及在不同的行为体及其活动之间提高关联性和协同性的机制;在大学内部建立制度支持商用化过程并创造技术商业化文化的大学管理者;强有力的制度,包括支持市场交易、知识产权交易以及、技术商用化交易的法律制度。长期而言,这些因素之间的有效连接能够创造一个成功的大学商业化的环境。
通过观察、研究,目前,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切实可行的大学技术商用化的制度。虽然,在知识经济下,中国公司尚未到达能够依靠大学持续提供所需的创新和技术来提高竞争力的阶段。但考虑到中国给予其大学的资源及其在科技商用化上的政策重视,有懂得公共资助商业研发必要性且持支持态度的政府,有中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主导作用的稳步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强有力的技术转移规制框架,而且从中国大学和商业部门不断增强的研发实力来看,大学技术的商用化能够从外围起步,成为整个国家技术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
从长远来看,中国大学技术商用化的发展趋势一片光明,然而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商业机构对于研发的投入仍有质疑,这降低了其吸收大学研发的技术的能力;不同的创新体系行为者的联系很脆弱;缺乏“市场支持的行为者”(例如,风险投资人、知识产权评估专家、交易掮客)来支持中国的科技市场;中国大学中的知识产权管理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创新机构仍然没有充分开发等。
如何强化中国大学技术商用化能力
如果要长期强化中国大学技术商用化的能力,完善以下几方面内容,或许对中国更有帮助:
1、改善中国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的环境。当然是在大学基础上的环境。建立中国技术转移办公室联盟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这是大学技术商用化体系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TTOs逐渐生根的美国,其最主要的活动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识别技术:TTOs 挖掘大学中可以申请专利(或版权)的有价值技术。
保护技术:一旦被识别,TTOs将评估这些技术的商业潜力从而决定是否应当申请专利,保护有价值的技术。
技术的市场化:TTOs 也承担者技术开发和实施技术的市场化战略的责任,例如找到商业的许可人,以及同他们进行技术许可的谈判等等。
塑造大学技术转移的环境:最好的TTOs也扮演着一个更为微妙的角色——他们帮助塑造大学的技术转移环境。
2、学习硅谷和128公路在提高大学技术商用化上的宝贵经验
为什么伯克利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技术的商用化方面如此成功?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拥有许多关键的竞争优势: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大学研究人员;相当强大的技术商用化的文化两个最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为沃土;也许集中了那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促进大学技术商用化的中介机构(例如,风险基金公司、知识产权和新建公司律师、企业家支持团队,等等);一个成功的研究和商用化的跟踪记录,帮助吸引了更多的(1)政府研发资助;(2)聪颖的大学研究者(3)来收购大学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以及(4)中介机构来促进整个的模式;如果你的大学没有类似的优势,那么借鉴硅谷/128公路的经验将不会获得成功;大学技术的商用化可以惠及所有的大学。
对于大多数大学而言,成功的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的具体情况的成功模型。在美国,有很多多元化的大学开发出了成功的技术商用化体系,并且克服了主要的系统劣势。
3、提升对TTOs联盟的认识水平。理解大学技术商用化能够产生的利益,这其中包括潜在的利润,能够帮助提升和协调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行为者的决策制定过程。用很多成本集约的技术来建立认识,包括:将大学技术转移商用化的课程包含到科学、商学和法学的课程当中;推动大学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参与大学技术商用化的研讨会;大学应当主导将大学研究人员、高科技的企业和潜在的投资者联系到一起的工作。一个中国TTOs 的联盟能够在提高认识水平上起到主导的作用。
4、继续提高中国高科技新建企业的环境——尤其是新建企业的早期环境。一个富有生机的创新产业对于一个大学的技术商用化体系非常有利。成功的新建企业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获得专业化的资金来源,来资助高增长,高风险的公司。
首先要建立一个“新建企业管道”。有关新建企业融资,最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风险基金公司上。
实际上,风险基金公司倾向于将其投资限制在相对成熟的新建企业上,就是那些能够成熟地进入到后期阶段,有蓬勃生命力的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容易根据企业的要求找到帮助企业抵制风险的基金来源。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问题之一就是,在中国许多新建企业面临着创造一个理想的新建企业环境。
大学开发的技术有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潜力。一个成功的系统的所有的基础的元素都已经到位——或者已经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例如,中国公司的研发能力)。雄厚的根基已经建立,大学技术商用化面临的问题更有可能基于具体的问题。提高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找到使更多的大学参与到技术商用化过程中的方式,在大学技术商用化体系中持续提高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有效地交流,发展缺失的能够提高大学技术市场的效率的中介机构(例如,早期阶段的初创企业)。
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国不仅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加速大学技术商用化,而且也有能力将它的好处扩散到更多的中国大学和地区。
(本文作者为富兰克林·皮尔斯法律中心教授)
创新系统和创新体系就是创新从哪里来的?怎样创造系统体系?怎样发展、运用、再创新,并且把创新运用到经济发展当中去。创新体系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因为在创新体系当中有很多的参与者和行动。(如表中所示)
每当谈到复杂体系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制定这个体系。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体系时,大多会产生两种错误思维。或许这两个错误思维不一定是在中国发生的,但是这两个错误在西方国家广泛存在。第一就是过分简化这个系统,就是说在系统中所有的动态因素,仅仅过分关注其中一两个因素,而无视这些因素是如何适应整个系统的。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通常把风险资金看作是使得经济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关键”。 这是一个误区。因为风险资本只是推动创新的一小部分。如果一个成功的创新系统所需要的其他因素不存在的话,将风险资金引入并不能真正刺激一个经济体的神经。
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就是认为这个系统太复杂,以致于不能够对其施加真正的影响。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影响这个系统,所以在一些不太内行的人看来,其结果显得随机。这使得许多决策者们在做决定之前不愿进行计划或者收集资料。
明智的科技政策要求政策制定者们既对他们的创新系统有深入的理解,其中包括这个系统的优势和不足,同时,也要求他们精心设计政策。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中庸之道,通过仔细考虑创新体系,制定出一些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点,尽可能的避免缺点,最大化的推动我们的创新能力。
在这个创新体系中,我主要关注大学。因为大学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技术商用化的源泉。全世界的大学在创新方面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而且大学是实施创新的独特主力。中国的大学也不例外,而且中国的精英大学已经表现出了发展商业创新的强大实力。这里说的“创新”不是指广义的创新,是指狭义的创新,是指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创新。当前,中国精英大学的专利和新建项目的数据正在表明这些大学在创新实力上的显著进步。
大学技术的商用化是在“创新体系”内部发生的,大学持续进行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的能力能够利用创新体系进行分析。成功的大学技术商用化具有固有的复杂性,是各个相互关联的成分组成的矩阵,这些成分包括:根植于竞争的研究文化之下的强大的大学研发实力;有能力吸收这些已开发技术的产业;能够培养可以在以创新为基础的环境中工作的高技术工人;对大学科研充分有效地资金支持。对于新建企业和其他高科技公司在大学开发的技术上拓展的业务进行充分和有效地资金支持;各种中介机构(包括风险基金公司)以及在不同的行为体及其活动之间提高关联性和协同性的机制;在大学内部建立制度支持商用化过程并创造技术商业化文化的大学管理者;强有力的制度,包括支持市场交易、知识产权交易以及、技术商用化交易的法律制度。长期而言,这些因素之间的有效连接能够创造一个成功的大学商业化的环境。
通过观察、研究,目前,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切实可行的大学技术商用化的制度。虽然,在知识经济下,中国公司尚未到达能够依靠大学持续提供所需的创新和技术来提高竞争力的阶段。但考虑到中国给予其大学的资源及其在科技商用化上的政策重视,有懂得公共资助商业研发必要性且持支持态度的政府,有中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主导作用的稳步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强有力的技术转移规制框架,而且从中国大学和商业部门不断增强的研发实力来看,大学技术的商用化能够从外围起步,成为整个国家技术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
从长远来看,中国大学技术商用化的发展趋势一片光明,然而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商业机构对于研发的投入仍有质疑,这降低了其吸收大学研发的技术的能力;不同的创新体系行为者的联系很脆弱;缺乏“市场支持的行为者”(例如,风险投资人、知识产权评估专家、交易掮客)来支持中国的科技市场;中国大学中的知识产权管理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创新机构仍然没有充分开发等。
如何强化中国大学技术商用化能力
如果要长期强化中国大学技术商用化的能力,完善以下几方面内容,或许对中国更有帮助:
1、改善中国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的环境。当然是在大学基础上的环境。建立中国技术转移办公室联盟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这是大学技术商用化体系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TTOs逐渐生根的美国,其最主要的活动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识别技术:TTOs 挖掘大学中可以申请专利(或版权)的有价值技术。
保护技术:一旦被识别,TTOs将评估这些技术的商业潜力从而决定是否应当申请专利,保护有价值的技术。
技术的市场化:TTOs 也承担者技术开发和实施技术的市场化战略的责任,例如找到商业的许可人,以及同他们进行技术许可的谈判等等。
塑造大学技术转移的环境:最好的TTOs也扮演着一个更为微妙的角色——他们帮助塑造大学的技术转移环境。
2、学习硅谷和128公路在提高大学技术商用化上的宝贵经验
为什么伯克利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技术的商用化方面如此成功?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拥有许多关键的竞争优势: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大学研究人员;相当强大的技术商用化的文化两个最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为沃土;也许集中了那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促进大学技术商用化的中介机构(例如,风险基金公司、知识产权和新建公司律师、企业家支持团队,等等);一个成功的研究和商用化的跟踪记录,帮助吸引了更多的(1)政府研发资助;(2)聪颖的大学研究者(3)来收购大学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以及(4)中介机构来促进整个的模式;如果你的大学没有类似的优势,那么借鉴硅谷/128公路的经验将不会获得成功;大学技术的商用化可以惠及所有的大学。
对于大多数大学而言,成功的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的具体情况的成功模型。在美国,有很多多元化的大学开发出了成功的技术商用化体系,并且克服了主要的系统劣势。
3、提升对TTOs联盟的认识水平。理解大学技术商用化能够产生的利益,这其中包括潜在的利润,能够帮助提升和协调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行为者的决策制定过程。用很多成本集约的技术来建立认识,包括:将大学技术转移商用化的课程包含到科学、商学和法学的课程当中;推动大学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参与大学技术商用化的研讨会;大学应当主导将大学研究人员、高科技的企业和潜在的投资者联系到一起的工作。一个中国TTOs 的联盟能够在提高认识水平上起到主导的作用。
4、继续提高中国高科技新建企业的环境——尤其是新建企业的早期环境。一个富有生机的创新产业对于一个大学的技术商用化体系非常有利。成功的新建企业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获得专业化的资金来源,来资助高增长,高风险的公司。
首先要建立一个“新建企业管道”。有关新建企业融资,最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风险基金公司上。
实际上,风险基金公司倾向于将其投资限制在相对成熟的新建企业上,就是那些能够成熟地进入到后期阶段,有蓬勃生命力的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容易根据企业的要求找到帮助企业抵制风险的基金来源。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问题之一就是,在中国许多新建企业面临着创造一个理想的新建企业环境。
大学开发的技术有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潜力。一个成功的系统的所有的基础的元素都已经到位——或者已经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例如,中国公司的研发能力)。雄厚的根基已经建立,大学技术商用化面临的问题更有可能基于具体的问题。提高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找到使更多的大学参与到技术商用化过程中的方式,在大学技术商用化体系中持续提高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有效地交流,发展缺失的能够提高大学技术市场的效率的中介机构(例如,早期阶段的初创企业)。
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国不仅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加速大学技术商用化,而且也有能力将它的好处扩散到更多的中国大学和地区。
(本文作者为富兰克林·皮尔斯法律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