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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有了互联网,作家的日常生活往往会如实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昔日的世界可并非这样。多年以前,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想发掘一位作家或名人的趣闻轶事,则常常需要费尽心思。
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一些作家,因为他们的旷世之作而名扬天下,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却是另一回事。下面介绍的十位作家的生活状况既十分有趣,又迥然不同。尽管关于他们的趣闻不计其数,但这十件可以说最为扣人心弦。
海明威在两次坠机事故中死里逃生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一生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只要看一看此人一生的所作所为,你就会发现很难找出此人生平最有趣的一件事。一战期间,他做过救护车司机,获得过意大利勇敢银质奖章和铜星勋章。接着,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成了一名战地新闻工作者。后来,二战期间,他是《时代》杂志的记者——说此人的一生不同凡响,一点也不过分,但1954年的两次空难,差一点让他提前终结自己的一生。
第一次空难发生时,他和妻子正乘坐观光包机,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飞往乌干达维多利亚尼罗河下游的默奇森瀑布。他们乘坐的飞机撞到一根电线杆后坠毁,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需要送医治疗。后来,他们换乘另一架飞机,前往乌干达的南部城市恩德培。然而,这架飞机却在机场跑道上发生爆炸,海明威身受重伤。然而,当他们夫妇换乘卡车最终抵达恩德培时,当地新闻工作者已经报道了海明威的死讯,结果是:他们夫妇俩可以活着阅读自己的讣告。
斯蒂芬·金不记得自己写过《厄兆》
斯蒂芬·金(1947—)是当代最多产的惊悚小说家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将近100部小说。如果说他无法记住所有小说里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细节,那还情有可原。但是,金竟然不记得自己写的一本书,而且是他的名作之一,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金在1981年創作了《厄兆》(后改编为电影,中文译名为《狂犬惊魂》),那是他写的第11部小说,可他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写过此书,甚至想不起来他是怎样将此书送去出版的。
对于自己记忆中的这一空白,金在《论写作》一书中这样解释:“关于小说《厄兆》,我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曾经写过这本书。我这么说,并非因为我为此书感到骄傲或耻辱,而是隐隐约约地感到遗憾和失落。我喜欢这本书。但愿我能回想起我写作此书时的美好记忆。”金还解释说,造成此书写作过程的记忆空白,是由于自己酗酒和可卡因成瘾。那时他每晚要喝掉一箱啤酒,但此后便改邪归正。近几十年来,金滴酒不沾。
杰克·凯鲁亚克从未学过开车
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是位多产作家。到1969年因急性肝损伤去世时,他总共创作了20部小说。尽管作品可以开列出一张长长的书单,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却是1957年9月出版的《在路上》。他因出色地刻画“垮掉的一代”而受到赞扬。此书与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一书极为相似,后者刻画的是“失落的一代”。凯鲁亚克根据自己在美国各地的旅行经历创作了《在路上》,此后畅销不衰。
凯鲁亚克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在路上》,有助于美国业已存在的“垮掉的一代”确立其社会地位。然而,有关此书及其作者凯鲁亚克本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作者从未学过开车。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在美国各地到处旅行的书,他竟然没有驾照,而且也不想拥有驾照。凯鲁亚克到处旅游,主要是依靠他的朋友尼尔·凯塞迪和公交车,他自己则从不开车,这使人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考虑到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当你驱车离开人群,人们在平原上渐渐远去,直到你看见他们变成一个个斑点散去。”
乔治·艾略特其实是位女作家
乔治·艾略特(1819—188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她所创作的七部小说,以现实主义与洞察心灵而著称,尤其是《米德尔马契》,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艾略特的小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是众多的读者并不知道乔治·艾略特只是一个笔名,作家的真名是玛丽·安·伊万斯。尽管在19世纪中后叶,妇女已可使用自己的名字著书立说,但她还是选择让大家相信她的书出自男士之手。
当时的女作家大多创作言情小说,倘若你读过一本乔治·艾略特“写”的书,就会发现此人写的书都是关于英格兰的乡村生活。她决定用笔名写作,是为了让世界可以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小说,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写作,伊万斯还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评论家,她想把她的小说和她独立的职业分开。她也可能想把她的小说与私生活分开,以免她与一位有妇之夫的关系成为丑闻。
卡夫卡从未写过一本完整的书
多数人对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的了解,是通过上高中时阅读他的名著《变形记》这一短篇小说实现的。自从1924年他逝世以来,他的写作风格影响了整个文坛,他是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文学巨匠之一。他使用极其怪诞、离奇的情景来讲述故事,而故事的题材往往是多数作家极力避免触碰的。他作品的独特性,催生出了一个新词“卡夫卡风格”,用来描述与他创作风格相似的作品。
虽然卡夫卡是他生活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却从未把一部小说真正写完,尽管他一生中曾亲眼见到自己的几本书出版问世。他写的小说中有三部是他的朋友和遗稿保管人马克斯·布洛德在他过世后整理出版的。而碰巧的是,卡夫卡原先是要求他的朋友布洛德销毁他未写完的小说原稿以及其他著作。但后者拒不执行卡夫卡的遗嘱,而是利用卡夫卡留下的笔记,凭着他对卡夫卡本人的了解,完成了这三部小说的写作并付印出版,使其一直流传至今。
托尔金编纂过《新英语词典》
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1892—1973)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也是一位诗人、语言学家和大学教授。他通过《霍比特人》、《魔戒》三部曲和《精灵宝钻》等作品,在奇幻文学领域创建了一个中土世界。托尔金的著作持续影响着奇幻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常被誉为“现代奇幻文学之父”。尽管他的奇幻小说名扬四海,但作为学者,他在一战服役结束后,也参加了《新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托尔金从事的英语词典编纂工作,是他离开军队后的第一份文职工作。他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事自字母W开始的英语单词的历史和词源的研究。他的专长是研究德语词源的英语单词。他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像“海象”“贝壳串珠”“使来回(或上下)摆动”等英语词汇的含义。深厚的语言功底是托尔金的强项之一,他在完成词典编纂工作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翻译《贝奥武甫》,而这一译著直到他完稿将近90年后的2014年才出版面世。
柯南·道尔爵士相信有超自然现象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1859—1930)既是作家,又是医生。他在1887年因成功塑造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一人物而出名。福尔摩斯是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人物之一,因为他已经成为众多的小说、短篇故事、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题材。夏洛克·福尔摩斯最吸引读者之处在于,他运用逻辑和推理来揭示谜案的真相,而这也为他赢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的美誉。当你知道福尔摩斯的本质之后,然后又获悉其作者道尔爵士是神秘主义和超自然世界的信徒,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通过这些共同的兴趣爱好,道尔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魔术大师哈利·胡迪尼的密友。后者曾對他的朋友(和粉丝)道尔敞开心扉,说他的魔术是幻觉和诡计的产物,但是道尔就是不信。道尔认为胡迪尼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使他能够做出令人惊奇的神奇之事。胡迪尼极不喜欢道尔这种说法,因为他坚定地反对20世纪20年代的通灵术。他常常揭露通灵人是骗子,而道尔坚持认为胡迪尼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这最终导致他们两人公开、粗暴地争吵。
奥尔科特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创作了众多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她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奥尔科特著作等身,而小说《小妇人》则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小说的背景是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奥尔科特家的住宅,小说的内容大体基于作者的早年生活,但并未涉及她当年的一些趣事。尽管奥尔科特多年来确实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书信,但作者生活的很多方面均未在作品中提及。
1860年,奥尔科特的写作生涯始于《大西洋月刊》,但美国的南北战争爆发后,她志愿参战。从1862年到1863年,她在哥伦比亚特区乔治城的联合医院当护士。她本来计划在那儿工作三个月,但她工作了一个半月后,不幸感染了伤寒而几乎丧生。她在那个时期所写的信件,修改后发表在波士顿的《联邦报》上,后来又收集成册出版,书名为《医院随笔》。这些作品给她带来了评论界的普遍赞誉,确保了她持久的写作生涯。
帕斯捷尔纳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早年的诗歌作品为他进入文学殿堂打开了大门,使他能够写出一个发生在1905年俄国革命和二次大战之间的故事。这本书就是《日瓦戈医生》,而此书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由于苏联禁止出版此书,帕斯捷尔纳克在1957年就想方设法把书稿偷运到意大利出版。第二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是每一个作家最希望获得的奖项之一,但最后帕斯捷尔纳克却拒绝了领奖。事实是,他别无选择,因为当时有关部门迫使他拒绝接受这一奖项。他通过一份电报表达了这一决定,电报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一奖项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我被授予的但我不应获得的这一奖项。请不要因我的自愿拒绝而感到不悦。”他的后人最终在1988年以他的名义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自2003年开始,《日瓦戈医生》就成为俄罗斯学校的教材。
《一九八四》的情节是奥威尔“借”来的
乔治·奥威尔(1903—1950)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尊敬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两本书是《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后者讲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人们牺牲个人自由来换取安全,用迎合别人的谎言来代替历史事实,用重新定义(或禁止)的词语来摧毁思想和言论自由。而专制国家随后使用大规模的监控系统,反映了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景。
《一九八四》无疑是奥威尔最重要的作品,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借用了”另一部小说中的观念。在此书出版前几年,他发表了一篇评论叶甫盖尼·扎米亚金的作品《我们》的文章,该书的故事背景是“某个国家通过革命掌权1000年以后”。其实,奥威尔对《我们》一书持批评态度,他甚至指出:“总的来说,此书的内容更符合我们自己的情况。”他认为扎米亚金这本书的内容没有组织好,因此,他在写完书评三年以后,把该书的一些观念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一九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