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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因为反蒋，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彻底同国民党政府决裂，参加53位立法委员起义。在这过程中，我父亲的思想和行动也受到我舅舅的影响，这里就要讲一讲我两位舅舅的经历。
我母亲这个家族是山西寿阳祁氏家族，是个大家族，在山西有点名气。我母亲的曾祖父叫祁寯藻，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过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故有“三代帝师”之称。祁寯藻是一位非常廉洁的官员，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现在出版的文学史写他比较多，历史类著作通史写得少。2008年，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部电视剧叫《天地民心》，就是写他的一生。他的儿子叫祁世长，是我母亲和舅舅的祖父，也做过高官，担任过清王朝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我外祖父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氏家族两代人在清朝做过大官，所以在山西寿阳很有名。
现在山西寿阳地方当局也重视地方历史文化建设，搞了一个祁家大院，仿紫禁城建筑。这完全违背了祁寯藻当年的意志，他其实是个非常廉洁的官员，家境并不怎么富裕，祖居也很一般。所以我们亲戚去那里看了后都是倒抽一口冷气。他们回到故乡一般是把原来祖居的破瓦、泥土拿一点回来，留作纪念，这个新的建筑看都不看。
祁家到了我外祖父祁友蒙这一代，就开始败落了，我外祖父虽然也任过南河同知、湖北知府，但后来到扬州做寓公，不担任任何官职，等于坐吃山空了。我外祖父的婚姻还是门当户对的，他娶了当时闽浙总督卞宝第（他最后做官到闽浙总督，他是江苏仪征人）的女儿，所以我的外婆就是卞家的后代，从小受家庭影响，有点文化，从小我外婆还跟我们一起生活过。我台湾已经故世的表姐就是卞家的姑娘。但是历史的发展很奇怪，祁家到了我母亲他们这一代，竟然出了好几个革命者，就是我舅舅们，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热忱的抗日斗士
我的亲舅舅（卞宝第的外孙）祁式潜，字乐淘，是祁友蒙之子，从小生长在扬州，后考入南京钟英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三省沦陷，民族危机严重，南京的學生也掀起救亡运动，祁式潜被选为罢课代表。同年秋他考入金陵大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祁式潜参与组织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当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成立，祁式潜被选为总负责，所以他是个对抗日活动非常热忱投入的活跃人物。后来他在扬州、芜湖、武汉、皖北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7年8月，中共南京市委在中止活动三年多后重新组建，经李华书记等介绍，祁式潜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经党组织派遣，他先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为长江局青委委员。后来祁式潜由党组织派遣，离开武汉，几经辗转，于1938年8月到达湖北黄冈鄂东游击根据地。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刘芳，她的先生当年就是同我舅舅一起在南京学联从事抗日活动的。南京学联出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我舅舅在金陵大学读书时，从事学生运动过程中认识了一位女同学，是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她是湖北人。居瀛棣也倾向革命，1939年初，祁式潜、居瀛棣在安徽省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兵站结婚。后居瀛棣由方毅、何伟介绍加入中共组织。同年，祁式潜夫妇随中共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和方毅等前往皖东地区，4月抵达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驻扎地安徽全椒县小马厂。郭述申向皖东的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决定，成立了以刘顺元为书记的苏皖省委。5月，和（县）江（浦）中心县委成立，祁式潜担任书记，委员是童浩生、张恺帆，由此，祁式潜开始了在淮南和县的战斗历程。
作为和江中心县委书记，祁式潜坚决执行胡服（刘少奇）关于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斗争，成立农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准备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1939年11月以后，按照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命令，已经从江南来到江北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的一营，和经过祁式潜等人的争取工作，原来是“青帮”而转变立场站到新四军方面来的赵朋程任队长的地方游击队，合并扩充成以余龙贵为团长、廖成美为政委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祁式潜兼任了这个部队的政治处主任。新七团在和县、含山、巢县一带扩大军事行动，牵制和吸引了日伪军，减轻了淮南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压力。同时，又确保了和含地区的大别山地区党组织和中原局之间、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指挥部之间交通线的畅通。祁式潜在和含地区战斗了整整一年。
祁式潜在淮南地区战斗时，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叫淮南行署，汪道涵是行署专员，同祁式潜熟悉。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大学有一次召开上海学成立大会，在四川路靠近天潼路上的新亚大酒店举行，汪道涵同志也来了，我上去跟他打了个招呼，我说我是武和轩的儿子，祁式潜的外甥。他回过头来朝我看看，说你舅舅很可惜（因为我舅舅在“文革”中早就去世了），他说你爸爸也过世了。我问您老身体怎么样？他们生前都念叨你啊！他说谢谢，就这样简单打了个招呼。
吴克坚情报系统的骨干
几年后，祁式潜辗转到了重庆。1945年8月以后，由刘少文介绍，祁式潜在重庆加入了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成为吴克坚的助手之一。1946年，祁式潜夫妇随吴克坚同机由渝抵沪，在吴克坚直接领导下，祁式潜以国民党中央银行专员和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婿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他们把家安在江湾路口子上第二个弄堂里一栋三层楼洋房内，他的真实身份是吴克坚系统的情报人员。吴克坚是共产党里面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湖南平江人，读中学时就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吴克坚在中央特科工作，曾任中央特科秘书长，多次机智地完成保卫、情报任务。1932年，他被送往苏联学习。1936年，他被派往法国巴黎，任《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40年代中期他在重庆时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领导后就不公开露面了。我曾经看到有一篇文章写到他，说有一次吴克坚和民联负责人郭春涛接头，被特务包围了，后来郭春涛的夫人秦德君从外面买菜回来，大吵大闹，惊动他们从后门逃走了。我说这里面史实错了，吴克坚根本就不出来，他最后住在陈明山家里，所以陈明山解放后很红，陈明山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某商号的老板，去联系的人就是我舅舅祁式潜。我舅舅曾跟我讲过这段经历。
我舅舅祁式潜接受吴克坚的任务在江湾路家里安了一部电台。这段时间我舅妈曾从上海到香港去见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把译电员和密电码一道接回上海。他们的电台跟中央直接通电。在他们的周围有李白的电台，旁边还住着一个国民党高官，他有一个私人电台，三个电台成一个三角形，李白的电台在黄渡路，就在他们的后面，李白的电台后来遭到破坏，我舅舅祁式潜的电台没被国民党特务侦察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隔壁就是国民党高官的私人电台，这两个电台混在一起，就没被发现。但是李白电台被破坏后他赶紧搬家，搬到常熟路100弄（当时叫善钟路100弄），就是那条歌剧院所在的弄堂。进弄堂后有一排四层楼的高级公寓，他住在二楼，在晒台上搭了一个木头房子，不住人，电台就放在里面，半夜里秘密收发报。解放前，我们在上海住时，他那个地方我们去过，我们几个小兄弟要到晒台上去玩，被他制止了，解放后他们才告诉我们上面有电台，小孩子上去玩就暴露了。据我所知，这是解放前夕上海地区保存最好的吴克坚系统唯一跟中央通电的电台。
我从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吴克坚传记中知道，吴克坚情报系统在上海地区共设有4部秘密电台，台号分别是岭台、崎台、昆台、岚台。在1947年1月至1949的6月，4个电台共发出电报977份。这些电报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建立了功勋。其中的岭台就是由祁式潜、居瀛棣作掩护，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几部电台中，岭台工作时间最长，收发报量最大。1949年1月20日，吴克坚情报系统获悉“蒋介石1月初在中常会上的决定：一、以蒋元旦文告中的条件为条件；二、向中共要求和平；三、能战始能和，以战求和；四、和战均由蒋领导，勿自乱步骤” 。1月31月和2月1日，又获悉蒋介石在1月17日、20日、24日连续召开中常会，讨论和谈等问题的重要情报。1月31日，又获悉蒋介石手令，令沪特及军警必要时将宋庆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郭春涛、吴绍澍等三十余人架走南移，如遇反抗即枪决的情报；并获悉汤恩伯召集沪军、警、宪、特首要开会，布置对京（即南京）沪民主人士及我地下人员进行逮捕和枪杀的重要情报。这些重要情报都通过岭台等发给党中央。1月底，周恩来向吴克坚、潘汉年情报系统发出表扬电：“毛主席声明发表前后，你们反映的美、蒋、李、白等阴谋。对目前形势极为重要，中央对此甚重视。”
上海解放前夕，我舅舅祁式潛还参与了吴克坚情报系统开展的很多策反活动。据我了解，包括嘉兴的国民党青年军起义、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起义，还有国民党海军林遵的第二舰队起义、江阴要塞起义，都同他有关。他和林亨元一起，成功争取了上海国民党提篮桥监狱典狱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前屠杀被囚禁的革命同志的阴谋，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志士。
因为我舅舅祁式潜在“文革”初期就去世了，所以后来有关这些策反活动的文章都没提到他。他在党内的名字不叫祁式潜，叫徐大可。
平时我舅舅祁式潜跟我父亲无话不谈。他在我母亲的大家庭里排行第九，我父亲亲切地称他为九弟，他叫我父亲为五哥，他们之间的称呼非常亲密，我父亲和这个内弟关系最好，受他的影响也最大。这个影响显然是要拥护共产党，所以我父亲也认识吴克坚，和党的情报系统都有很亲密的关系。我的一般朋友不知道我还有这种关系。
（大标题有改动，小标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杨之立
我母亲这个家族是山西寿阳祁氏家族，是个大家族，在山西有点名气。我母亲的曾祖父叫祁寯藻，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过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故有“三代帝师”之称。祁寯藻是一位非常廉洁的官员，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现在出版的文学史写他比较多，历史类著作通史写得少。2008年，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部电视剧叫《天地民心》，就是写他的一生。他的儿子叫祁世长，是我母亲和舅舅的祖父，也做过高官，担任过清王朝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我外祖父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氏家族两代人在清朝做过大官，所以在山西寿阳很有名。
现在山西寿阳地方当局也重视地方历史文化建设，搞了一个祁家大院，仿紫禁城建筑。这完全违背了祁寯藻当年的意志，他其实是个非常廉洁的官员，家境并不怎么富裕，祖居也很一般。所以我们亲戚去那里看了后都是倒抽一口冷气。他们回到故乡一般是把原来祖居的破瓦、泥土拿一点回来，留作纪念，这个新的建筑看都不看。
祁家到了我外祖父祁友蒙这一代，就开始败落了，我外祖父虽然也任过南河同知、湖北知府，但后来到扬州做寓公，不担任任何官职，等于坐吃山空了。我外祖父的婚姻还是门当户对的，他娶了当时闽浙总督卞宝第（他最后做官到闽浙总督，他是江苏仪征人）的女儿，所以我的外婆就是卞家的后代，从小受家庭影响，有点文化，从小我外婆还跟我们一起生活过。我台湾已经故世的表姐就是卞家的姑娘。但是历史的发展很奇怪，祁家到了我母亲他们这一代，竟然出了好几个革命者，就是我舅舅们，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热忱的抗日斗士
我的亲舅舅（卞宝第的外孙）祁式潜，字乐淘，是祁友蒙之子，从小生长在扬州，后考入南京钟英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三省沦陷，民族危机严重，南京的學生也掀起救亡运动，祁式潜被选为罢课代表。同年秋他考入金陵大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祁式潜参与组织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当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成立，祁式潜被选为总负责，所以他是个对抗日活动非常热忱投入的活跃人物。后来他在扬州、芜湖、武汉、皖北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7年8月，中共南京市委在中止活动三年多后重新组建，经李华书记等介绍，祁式潜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经党组织派遣，他先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为长江局青委委员。后来祁式潜由党组织派遣，离开武汉，几经辗转，于1938年8月到达湖北黄冈鄂东游击根据地。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刘芳，她的先生当年就是同我舅舅一起在南京学联从事抗日活动的。南京学联出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我舅舅在金陵大学读书时，从事学生运动过程中认识了一位女同学，是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她是湖北人。居瀛棣也倾向革命，1939年初，祁式潜、居瀛棣在安徽省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兵站结婚。后居瀛棣由方毅、何伟介绍加入中共组织。同年，祁式潜夫妇随中共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和方毅等前往皖东地区，4月抵达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驻扎地安徽全椒县小马厂。郭述申向皖东的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决定，成立了以刘顺元为书记的苏皖省委。5月，和（县）江（浦）中心县委成立，祁式潜担任书记，委员是童浩生、张恺帆，由此，祁式潜开始了在淮南和县的战斗历程。
作为和江中心县委书记，祁式潜坚决执行胡服（刘少奇）关于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斗争，成立农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准备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1939年11月以后，按照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命令，已经从江南来到江北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的一营，和经过祁式潜等人的争取工作，原来是“青帮”而转变立场站到新四军方面来的赵朋程任队长的地方游击队，合并扩充成以余龙贵为团长、廖成美为政委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祁式潜兼任了这个部队的政治处主任。新七团在和县、含山、巢县一带扩大军事行动，牵制和吸引了日伪军，减轻了淮南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压力。同时，又确保了和含地区的大别山地区党组织和中原局之间、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指挥部之间交通线的畅通。祁式潜在和含地区战斗了整整一年。
祁式潜在淮南地区战斗时，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叫淮南行署，汪道涵是行署专员，同祁式潜熟悉。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大学有一次召开上海学成立大会，在四川路靠近天潼路上的新亚大酒店举行，汪道涵同志也来了，我上去跟他打了个招呼，我说我是武和轩的儿子，祁式潜的外甥。他回过头来朝我看看，说你舅舅很可惜（因为我舅舅在“文革”中早就去世了），他说你爸爸也过世了。我问您老身体怎么样？他们生前都念叨你啊！他说谢谢，就这样简单打了个招呼。
吴克坚情报系统的骨干
几年后，祁式潜辗转到了重庆。1945年8月以后，由刘少文介绍，祁式潜在重庆加入了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成为吴克坚的助手之一。1946年，祁式潜夫妇随吴克坚同机由渝抵沪，在吴克坚直接领导下，祁式潜以国民党中央银行专员和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婿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他们把家安在江湾路口子上第二个弄堂里一栋三层楼洋房内，他的真实身份是吴克坚系统的情报人员。吴克坚是共产党里面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湖南平江人，读中学时就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吴克坚在中央特科工作，曾任中央特科秘书长，多次机智地完成保卫、情报任务。1932年，他被送往苏联学习。1936年，他被派往法国巴黎，任《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40年代中期他在重庆时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领导后就不公开露面了。我曾经看到有一篇文章写到他，说有一次吴克坚和民联负责人郭春涛接头，被特务包围了，后来郭春涛的夫人秦德君从外面买菜回来，大吵大闹，惊动他们从后门逃走了。我说这里面史实错了，吴克坚根本就不出来，他最后住在陈明山家里，所以陈明山解放后很红，陈明山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某商号的老板，去联系的人就是我舅舅祁式潜。我舅舅曾跟我讲过这段经历。
我舅舅祁式潜接受吴克坚的任务在江湾路家里安了一部电台。这段时间我舅妈曾从上海到香港去见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把译电员和密电码一道接回上海。他们的电台跟中央直接通电。在他们的周围有李白的电台，旁边还住着一个国民党高官，他有一个私人电台，三个电台成一个三角形，李白的电台在黄渡路，就在他们的后面，李白的电台后来遭到破坏，我舅舅祁式潜的电台没被国民党特务侦察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隔壁就是国民党高官的私人电台，这两个电台混在一起，就没被发现。但是李白电台被破坏后他赶紧搬家，搬到常熟路100弄（当时叫善钟路100弄），就是那条歌剧院所在的弄堂。进弄堂后有一排四层楼的高级公寓，他住在二楼，在晒台上搭了一个木头房子，不住人，电台就放在里面，半夜里秘密收发报。解放前，我们在上海住时，他那个地方我们去过，我们几个小兄弟要到晒台上去玩，被他制止了，解放后他们才告诉我们上面有电台，小孩子上去玩就暴露了。据我所知，这是解放前夕上海地区保存最好的吴克坚系统唯一跟中央通电的电台。
我从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吴克坚传记中知道，吴克坚情报系统在上海地区共设有4部秘密电台，台号分别是岭台、崎台、昆台、岚台。在1947年1月至1949的6月，4个电台共发出电报977份。这些电报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建立了功勋。其中的岭台就是由祁式潜、居瀛棣作掩护，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几部电台中，岭台工作时间最长，收发报量最大。1949年1月20日，吴克坚情报系统获悉“蒋介石1月初在中常会上的决定：一、以蒋元旦文告中的条件为条件；二、向中共要求和平；三、能战始能和，以战求和；四、和战均由蒋领导，勿自乱步骤” 。1月31月和2月1日，又获悉蒋介石在1月17日、20日、24日连续召开中常会，讨论和谈等问题的重要情报。1月31日，又获悉蒋介石手令，令沪特及军警必要时将宋庆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郭春涛、吴绍澍等三十余人架走南移，如遇反抗即枪决的情报；并获悉汤恩伯召集沪军、警、宪、特首要开会，布置对京（即南京）沪民主人士及我地下人员进行逮捕和枪杀的重要情报。这些重要情报都通过岭台等发给党中央。1月底，周恩来向吴克坚、潘汉年情报系统发出表扬电：“毛主席声明发表前后，你们反映的美、蒋、李、白等阴谋。对目前形势极为重要，中央对此甚重视。”
上海解放前夕，我舅舅祁式潛还参与了吴克坚情报系统开展的很多策反活动。据我了解，包括嘉兴的国民党青年军起义、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起义，还有国民党海军林遵的第二舰队起义、江阴要塞起义，都同他有关。他和林亨元一起，成功争取了上海国民党提篮桥监狱典狱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前屠杀被囚禁的革命同志的阴谋，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志士。
因为我舅舅祁式潜在“文革”初期就去世了，所以后来有关这些策反活动的文章都没提到他。他在党内的名字不叫祁式潜，叫徐大可。
平时我舅舅祁式潜跟我父亲无话不谈。他在我母亲的大家庭里排行第九，我父亲亲切地称他为九弟，他叫我父亲为五哥，他们之间的称呼非常亲密，我父亲和这个内弟关系最好，受他的影响也最大。这个影响显然是要拥护共产党，所以我父亲也认识吴克坚，和党的情报系统都有很亲密的关系。我的一般朋友不知道我还有这种关系。
（大标题有改动，小标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