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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为高校科研评价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让人不由思考：对一些不会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学科，破了SCI，立什么？
有的人提出，用同行评议来替代SCI影响因子。但在我国现实的高校管理体制乃至文化下，某自然科学工作者赞扬师娘愿意做饭的优美感文章能够通过同行评议发表在一份地学学术期刊上;某著名演员虽“不知知网”，其社会科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却顺利通过了同行专家的评议并获好评;SCI作为一个文献索引系统，到了我国大学里，却成了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高校科研评价看似是一个局部领域的工作，却关系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全局。高等学校是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但长久以来，受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及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人事制度之深刻影响，我国高校管理机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权力泛化，行政权力无所不在;二是关系泛化，教师的很多精力和时间被浪费在复杂无聊的人际关系中。由此给高校科研评价带来严重的内部人评价和简单化评价问题，阻碍了科技创新，扼杀了许多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与才能。在笔者看来，论文“SCI至上”只是上述深层机制问题的突出表现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问题要抓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认为，当下中国科研评价制度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两种具体的科研评价方法（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之间，解决之道是彻底取消量化评估，代之以全面的同行评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只能分出主次，不能分出好壞，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实际上，同行评议存在着两种类型：“坏”的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即内部人同行评议;“好”的或公正的同行评议，即外部人同行评议。同样，量化评估也存在两种类型：“坏”的或不科学的量化评估，即片面性量化评估;“好”的或科学的量化评估，即全面性量化评估。现分述如下——
内部人同行评议
内部人和外部人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一对概念，这里转用于科研管理中。同行评议者如果和被评议者存在直接或间接或隐性的利益关系，则称为内部人同行;反之，则为外部人同行。在我国高校，一方面，行政权力往往同时拥有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也积极向行政权力靠拢;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并未真正形成，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已有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同行评议的结果更多偏向于官人、熟人、老人、内部人。因此，在没有建立完善的针对同行评议专家的能力和信誉的评价机制的前提下，就盲目推行不要量化评估的同行评议，可能会使学术评价失去最起码的客观标准，导致权力寻租、学术腐败等现象发生。
外部人同行评议
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谁是同行？谁是外部人同行？就“谁是同行”的问题来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同时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像传统的苏联式科研体制——在对专业进行琐细划分的基础上，只认定几个权威学者为评价者——这样做实际上会造成近亲繁殖而不自知，却以根深叶茂而沾沾自喜。笔者以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参考英、美、德等国经验，长期实行的“小同行”（学科范围较窄）和“大同行”（学科范围较宽）相结合进行评议的方式非常值得推广。至于“谁是外部人同行”，内部人当然不是，内部人所圈定的外部人也不能算真正的外部人同行。在这方面，就近期而言，引入第三方评价是可行的。笔者以为，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推进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是一个契机，其试点范围是否也能扩大到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及某些交叉学科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进一步，社会科学专业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则可由各级社科联逐步承接下来。当然，科协和社科联也应该努力加强自身的能力、独立性和公信力建设，以更好地承担“第三方评估”这一新任务和新角色。
片面性量化评估
有些行政权力虽然戴上了学术权力的面具，但对自身的公正性似乎不够自信，只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通过简单化的数数甚至非黑即白式的所谓“量化评估”来标榜自己的公正性。或者，有些学术权力因为艳羡行政权力，耳濡目染，学会了行政权力那种简单化的做事方式，也没有什么兴趣和更多时间去了解作为另一门学术的科研评价。这种数数式的量化评估弊端很多，很多人已经口诛笔伐过，笔者想强调的是不能矫枉过正：一方面，科研管理是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有计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但没有计量分析也是万万不行的;另一方面，有人说量化评估是外行评价内行，其实这道理正如生产活动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管理问题，量化评估对于具体的研究领域是外行，但对科研管理却是真正的内行。
全面性量化评估
既然科学可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巨大如宇宙、微小如粒子，那么科学研究本身不能被量化研究似乎说不过去。作为科研评价量化评估的学理基础，现代文献计量学已远远超越了简单化的“数数”，其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引文分析。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第一个文献计量学指标十分重要，因为被引正是同行评议的一种最重要体现方式。一般而言，一篇科学论文超过五年无人引用，就可被称为“死论文”，意思是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了，但在同行中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或者，没有后人在这篇文章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所以，这篇文章没有为人类的知识积累作出什么贡献。在对单篇论文进行引文分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诸如针对期刊的影响因子和针对学者的H指数分析等。
二是共引分析。引文分析不是孤立的，其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对此网络各节点位置与关系的分析亦可运用于学术评价。比如，“中心中间性”（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概念）较高的文献或作者往往被认为更重要、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共引分析目前已成为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热点。
三是替代计量。其主要测度引文指标触及不到的领域，包括数据集的重用率、学术视频的影响力、学术博客的社会影响力等。如笔者曾提出一个新的计量指标，即在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某一学科书评的数量与该学科原创性论文的数量的比值（简称BA），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学科中专著的相对重要性。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论文“SCI至上”不过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权力泛化和关系泛化给科研评价领域带来的“坏”的同行评议和“坏”的量化评估的突出表现而已。因此，破除论文“SCI至上”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否则容易陷入“有破无立”或“破易立难”的尴尬境地，甚或转了一圈，又搞成了升级版的论文“SCI至上”，而需要从高校改革发展的大局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去行政化和去关系化也完全符合党和国家关于高校的大政方针。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党风政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就包括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际关系庸俗化。高校虽是象牙塔，但其间的人际关系恐也并非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高校等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号角，目前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科研评价作为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绝不应置身事外。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刘洁
有的人提出，用同行评议来替代SCI影响因子。但在我国现实的高校管理体制乃至文化下，某自然科学工作者赞扬师娘愿意做饭的优美感文章能够通过同行评议发表在一份地学学术期刊上;某著名演员虽“不知知网”，其社会科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却顺利通过了同行专家的评议并获好评;SCI作为一个文献索引系统，到了我国大学里，却成了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高校科研评价看似是一个局部领域的工作，却关系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全局。高等学校是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但长久以来，受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及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人事制度之深刻影响，我国高校管理机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权力泛化，行政权力无所不在;二是关系泛化，教师的很多精力和时间被浪费在复杂无聊的人际关系中。由此给高校科研评价带来严重的内部人评价和简单化评价问题，阻碍了科技创新，扼杀了许多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与才能。在笔者看来，论文“SCI至上”只是上述深层机制问题的突出表现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问题要抓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认为，当下中国科研评价制度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两种具体的科研评价方法（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之间，解决之道是彻底取消量化评估，代之以全面的同行评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只能分出主次，不能分出好壞，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实际上，同行评议存在着两种类型：“坏”的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即内部人同行评议;“好”的或公正的同行评议，即外部人同行评议。同样，量化评估也存在两种类型：“坏”的或不科学的量化评估，即片面性量化评估;“好”的或科学的量化评估，即全面性量化评估。现分述如下——
内部人同行评议
内部人和外部人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一对概念，这里转用于科研管理中。同行评议者如果和被评议者存在直接或间接或隐性的利益关系，则称为内部人同行;反之，则为外部人同行。在我国高校，一方面，行政权力往往同时拥有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也积极向行政权力靠拢;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并未真正形成，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已有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同行评议的结果更多偏向于官人、熟人、老人、内部人。因此，在没有建立完善的针对同行评议专家的能力和信誉的评价机制的前提下，就盲目推行不要量化评估的同行评议，可能会使学术评价失去最起码的客观标准，导致权力寻租、学术腐败等现象发生。
外部人同行评议
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谁是同行？谁是外部人同行？就“谁是同行”的问题来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同时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像传统的苏联式科研体制——在对专业进行琐细划分的基础上，只认定几个权威学者为评价者——这样做实际上会造成近亲繁殖而不自知，却以根深叶茂而沾沾自喜。笔者以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参考英、美、德等国经验，长期实行的“小同行”（学科范围较窄）和“大同行”（学科范围较宽）相结合进行评议的方式非常值得推广。至于“谁是外部人同行”，内部人当然不是，内部人所圈定的外部人也不能算真正的外部人同行。在这方面，就近期而言，引入第三方评价是可行的。笔者以为，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推进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是一个契机，其试点范围是否也能扩大到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及某些交叉学科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进一步，社会科学专业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则可由各级社科联逐步承接下来。当然，科协和社科联也应该努力加强自身的能力、独立性和公信力建设，以更好地承担“第三方评估”这一新任务和新角色。
片面性量化评估
有些行政权力虽然戴上了学术权力的面具，但对自身的公正性似乎不够自信，只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通过简单化的数数甚至非黑即白式的所谓“量化评估”来标榜自己的公正性。或者，有些学术权力因为艳羡行政权力，耳濡目染，学会了行政权力那种简单化的做事方式，也没有什么兴趣和更多时间去了解作为另一门学术的科研评价。这种数数式的量化评估弊端很多，很多人已经口诛笔伐过，笔者想强调的是不能矫枉过正：一方面，科研管理是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有计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但没有计量分析也是万万不行的;另一方面，有人说量化评估是外行评价内行，其实这道理正如生产活动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管理问题，量化评估对于具体的研究领域是外行，但对科研管理却是真正的内行。
全面性量化评估
既然科学可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巨大如宇宙、微小如粒子，那么科学研究本身不能被量化研究似乎说不过去。作为科研评价量化评估的学理基础，现代文献计量学已远远超越了简单化的“数数”，其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引文分析。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第一个文献计量学指标十分重要，因为被引正是同行评议的一种最重要体现方式。一般而言，一篇科学论文超过五年无人引用，就可被称为“死论文”，意思是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了，但在同行中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或者，没有后人在这篇文章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所以，这篇文章没有为人类的知识积累作出什么贡献。在对单篇论文进行引文分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诸如针对期刊的影响因子和针对学者的H指数分析等。
二是共引分析。引文分析不是孤立的，其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对此网络各节点位置与关系的分析亦可运用于学术评价。比如，“中心中间性”（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概念）较高的文献或作者往往被认为更重要、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共引分析目前已成为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热点。
三是替代计量。其主要测度引文指标触及不到的领域，包括数据集的重用率、学术视频的影响力、学术博客的社会影响力等。如笔者曾提出一个新的计量指标，即在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某一学科书评的数量与该学科原创性论文的数量的比值（简称BA），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学科中专著的相对重要性。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论文“SCI至上”不过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权力泛化和关系泛化给科研评价领域带来的“坏”的同行评议和“坏”的量化评估的突出表现而已。因此，破除论文“SCI至上”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否则容易陷入“有破无立”或“破易立难”的尴尬境地，甚或转了一圈，又搞成了升级版的论文“SCI至上”，而需要从高校改革发展的大局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去行政化和去关系化也完全符合党和国家关于高校的大政方针。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党风政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就包括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际关系庸俗化。高校虽是象牙塔，但其间的人际关系恐也并非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高校等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号角，目前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科研评价作为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绝不应置身事外。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