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村记
　　踩过泥水的鞋被甩在田埂上，他把裤脚卷得松松垮垮，赤脚踩进田里。插完秧，饥饿和疲惫催促他回家，他眯起眼看着家的方向，大团乌云在上空聚集，逼得他发闷。
　　家里没有一点柴火味，母亲坐在由一块木板搭成的桌边，借着油灯昏黄的亮光缝补。弟弟趴在桌上睡着了，脸被木板边缘压出一道红痕。他从斜撑的竹竿上拽下发黑的毛巾，擦净脚换了鞋便钻进厨房里淘米。母亲回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别过脸去看院子里啄米的母鸡。
　　还有三个月中考了，摆在他眼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去县里读高中、考大学，要么留在村里，一辈子和土地生活在一起。他明白家里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两个孩子的教育，也从母亲歉疚的眼神中读出家庭的窘迫，但他依旧无法忘却自己在放牛时爬上山丘的所见。
　　山峰之外堆叠着更多的山，远处起伏渐显平息，天际末端似有影影绰绰的建筑物，他猜那就是县城。他转过身，俯视山脚下灰黄破败的屋顶。
　　那天他在山顶上待了很久，久到老牛都开始焦虑地喷响鼻。也是在那天，他明白了自己渴望离开这个三面围山的逼仄村庄。就算是去打工赚学费，也要离开这里。
　　他放下手中的淘米盆，灶里点起火星，木柴一根根丢进去，火舌在他眼里映出一片明亮。
　　那团火便是后来一切的开端。每当我的爸爸和我讲起他下定决心要走出家乡的那个下午，他都会感慨年轻时一腔热血、想要大展宏图的勃勃雄心，感慨想做就做、不顾一切的“冲劲”。乡村孩子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兜兜转转回到原地的路，一条是未知的通向外边世界的路，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我问他，你有没有怀念那种脚踩田地的生活？也许喝了点酒的中年人眼角总会蒸着些热气和湿气，他抿完最后一口拍腿大笑：要不是我走出来了，你还得和我一起种田喂猪呢。
　　然而他的桌上除了厚重的专业书，只有几本旧到纸面泛黄、墨迹晕开的路遥作品，发皱的纸面上用笔细细密密地写了很多小字，大多看不清了。
　　“高加林心里一下子涌起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着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里仍然是深深热爱着的。”这句话被黑水笔划了出来，书页折起一个角，压进心底。我想，当爸爸回到老家，站在田的这头望向另一头参差不齐的平房，看着山脚静默的小乡村被绿色笼罩，心绪大约如此。
　　柴火灶
　　钳起堆在灶边的木柴，木条与墙面相碰的那一面混杂着墙灰和霉点，落在灶里都化成明亮而温暖的火焰，火星迸溅几乎探至我的指尖。
　　“会不会用柴火灶啊，看把你烫的。”奶奶调侃我迅速跳起来甩手的样子。
　　我其实是个很怕火的人，平时在家里对煤气灶蓝幽幽的光看着就发怵。然而老家土灶中熊熊燃烧的火光却对我有种危险的吸引力，也许是从人类始祖传下来对明火的依赖在那个时候盖过了畏惧，我几乎抱着飞蛾扑火般的决意，在灶口搬个凳子，担起递柴的活儿。
　　灶边摆着迎灶王爷时的粘糖瓜和麦芽糖，记得小时候奶奶也是这样把祭灶的物品放在土灶旁，而那些甜滋滋的玩意被我们这群孩子的眼神舔过千遍万遍，直到祭灶过了，才都落入了我们的肚里。十年过去了，爷爷奶奶家经过整修变了不少，但是家中的柴火灶依然霸道地占据了厨房最中央的一方地，就连摆祭品的位置都不曾改变。
　　与奶奶热衷看我不熟练的动作相反，爷爷就不太乐意让我烧锅。每次见到我坐在灶前，他都要放下手中的活劝一句“不要来，太脏了”，走过来却发现我还是不肯挪走，于是就搬个凳子和我坐在一起。相比奶奶，我和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熟，或许是因为听不懂他的方言，也或许是我们俩话都不算太多。我沉默着往灶里添柴，他沉默着坐在一边看我。我被安静的空气压得发闷，便问他是不是不放心我，怕我把厨房给烧了。他从喉咙中发出一声沙哑的笑声，把剛刚切了一半的笋拿过来继续切。
　　我耸耸肩，继续往灶里递柴。火舌窜起来，柴火燃烧得噼里啪啦，爷爷大刀阔斧地切着，故意把一根笋切出惊天动地的意思，突然低声咕哝了一句：“小点火。”
　　冬笋切成薄片倒进锅中，腊肉、大葱、辣椒悉数撒入，茶油快炒，炒作红红绿绿的一团，热腾腾的蒸汽从锅底升起。年夜饭的第一道菜上桌。
　　吃完年夜饭，一家人也不急着看什么联欢晚会，倒是围坐在灶台边舍不得离开。爷爷奶奶坐在最中，父亲那辈的几个兄弟姊妹围着二老坐下，聊着一年所有的桃李春风江湖夜雨。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庞，和着酒气蒸出冬夜里生命的热力，男人们由于喝了些酒双颊通红，讲起话来更要激动几分。
　　我插不上话，就在一边安安静静地蹭着柴火灶的余温暖手。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忽然又一起大笑起来。有人说年味变得越来越淡了，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强烈的春节仪式感，但像这样多一个回家团圆的理由，一个和常年不见亲朋好友相聚的机会，又有何不可呢？
　　窗外寒风卷过菜园，偶有远处烟花爆竹毕毕剥剥的声响在我耳边炸出冬夜里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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