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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当点小官，就容易被身边人寄予过高期望。本文展示了一位国家某部委处长不为外界所知的无奈与尴尬。
老人很失落，
娃离中南海还远得很呢
哥们的爷爷当了一辈子农民，已过了古稀之年。去年被子女带到首都北京，要圆一圆看毛主席的夙愿。毕竟是家族的长辈，哥们一连几天忙前忙后，先后带爷爷去逛了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看了升国旗仪式，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甚至，哥们还托关系让老人往钓鱼台国宾馆行走了一遭。
行程十分饱满，老人家也很高兴。谁知，在回程临近之时，老人又提出，不如带我到你上班的地方去看看？哥们一想，那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小院几栋高楼，有啥可参观的？
几经解释，哥们最后发现，老人想去的地方，其实是电视新闻中常报道的中南海紫光阁。这下可把哥们给难住了！
不好驳老人的面子，最后，哥们只好带老人去北海公园逛了一圈，指着对面说：“瞧见没有，那就是中南海！不巧，今天周末不上班，门都上锁了，没法带您穿过去。”
到了门口却进不去，老人并不糊涂。离开北京回到家鄉后，老人逢人就说：“娃不行啊，中南海都进不去，离中央领导还远得很呢！”
医院搞不掂：
连个病床位也安排不了
哥们的小学老师疑似患了癌症，专门跑到北京看病，请哥们帮忙联系大医院名大夫。哥们虽说在北京盘踞多年，可目前也就一个小处长，社会关系很有限。但人命关天，师恩似海，哥们到处找关系层层托人说情，终于联系了个知名大夫。
大夫检查后，说要住院观察。哥们好说歹说，可人家床位实在紧张，根本排不过来，必须等候。
约莫过了两三天，哥们老师的家人有点等不及了，就央求哥们再找找关系。哥们无奈地感叹：“太为难了！这几乎已经动用了我的全部能量。说实话，我自个儿老婆生孩子、自个儿家人住院，都还没有去求过人。”
又等了几天还是没进展，无奈之下，哥们的老师只好开了点药，回家等消息。但此后，关于哥们“在北京混得不咋地，一个病房床位都安排不了”的传言，就开始在老家扩散开来。
回家惹非议：
县里领导都不待见他了
哥们从农村扎根起步，深知基层办事不易。因此，每次老家来人求帮忙，只要不违反原则，基本上都是满腔热情对待。“其实，好多事，都是程序上的，咱也起不了关键性作用，主要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哥们说。哥们的好人缘，多年积攒下来，换来了一大帮家乡的朋友，基本都在市县机关单位工作。这些人，也就是哥们乡亲们眼中所谓的县领导。
“以前，每次回家，大家都客气邀请，有些是出于真心，有的恐怕也是情非得已。但不管怎样，在我们老家面子最重要，哪个不去都不合适。”哥们顿了一下，“所以，回趟家名义说是看父母，但真正与父母待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其实寥寥无几。”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接待收紧了，再加上新一届政府下决心推进简政放权，地方跑步进京要项目的明显少了。哥们如释重负地说：“原来好多饭局不好推，现在理由都很充足。刚开始，大家还都相互抹不开面子，依然会试探性地邀约。硬推几次，慢慢大家也就都习惯成自然了。”
“现在不是挺好嘛！我每次回去，都是悄悄的，坐车都是网约车，方便得很。根本不用跟他们打招呼，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哥们说。只是，哥们这两年低调回家，与朋友的聚会应酬少了，却被老家人质疑非议，认为：“现在县领导都不咋待见他了，说明他混得不咋地。”
同学发牢骚：
托他办的事不是很给力
不久前，一个二十几年没联系，且上学时就没什么互动和交流的初中同学，突然很热情地给哥们打电话。唠了半天，原来这个初中同学瞄上了老家一个工程项目，想承揽但又苦于关系不到位。辗转听说哥们在中央部委工作，且又与市县地方领导相熟，所以想请哥们帮忙牵线搭桥。
哥们唯有打哈哈：“与地方领导只是认识而已，并无深交，实在说不上话，非常抱歉。”这是违反原则的事不说，即使他想帮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一些中央投资补助的项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前期审批不假，但一旦项目落地，包括后期招投标开工建设，就是地方政府的事权了。
哥们还有个高中同学的弟弟，想在另外一个县里谋个副科级的差事。拗不过老同学的情谊，看着同学弟弟的基本条件也还算不错，哥们倒是当面给该县一个曾在京有过数面之缘的领导推荐了一下。该领导还算客气，没直接拒绝，但谈了一大堆理由，意思很明显，竞争的人太多，打招呼的人一大堆，不如等下次吧……
亲戚群吐槽：
自个家的事都帮不上忙
去年5月，哥们突然接到了老家舅妈的电话：“你赶紧给省里领导打个电话，你表弟马上要毕业了，得赶紧把工作安排了。”哥们一听，头皮都炸了，表弟一个电大毕业的大专生，居然要一个电话就安排到省里？他解释说：“招聘都是讲程序、讲门槛的，不报考真不行！”
舅妈一听，让了一步：“那就委屈一下，安排到市里面吧。”哥们哭笑不得，但还得接着耐心解释。舅妈一听，有些气了：“这事就撂给你了，最低安排到县里，但必须得是好单位，你看着办吧！人家县里面一个小科长，都给自家堂弟安排到电力公司了。你在中央当官，你表弟这点事都办不了，说出去不给你爹丢人嘛！”
“类似这种事多了去了，仿佛我只手通天一样，其实就是个小公务员。”去年中秋节，哥们的小姨父去县里赶会时，与一个醉酒的路人争吵打架，致使手臂骨折，吃了亏。躺在医院里，小姨父非要让哥们给公安部的朋友打电话，让当地公安局赶紧把那人抓起来。
本来不想管，哥们的老爹又亲自打来电话，告诉哥们，多少还要说句话，不然没法给亲戚交代。后来，哥们还是托人给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交代了一下，不激化矛盾，公平公正处理。僵持多日，双方最终达成妥协，但据说哥们的小姨父很不高兴，因为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
“凡事，但求尽心而已！我让他们失望了，只能说抱歉。”哥们苦笑一声。只是，一个原本普通的职业，缘何却被方方面面寄予这么大的期望，这其实不正反映了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吗？
（吕丽妮荐自2016年8月11日《文化艺术报》）
老人很失落，
娃离中南海还远得很呢
哥们的爷爷当了一辈子农民，已过了古稀之年。去年被子女带到首都北京，要圆一圆看毛主席的夙愿。毕竟是家族的长辈，哥们一连几天忙前忙后，先后带爷爷去逛了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看了升国旗仪式，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甚至，哥们还托关系让老人往钓鱼台国宾馆行走了一遭。
行程十分饱满，老人家也很高兴。谁知，在回程临近之时，老人又提出，不如带我到你上班的地方去看看？哥们一想，那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小院几栋高楼，有啥可参观的？
几经解释，哥们最后发现，老人想去的地方，其实是电视新闻中常报道的中南海紫光阁。这下可把哥们给难住了！
不好驳老人的面子，最后，哥们只好带老人去北海公园逛了一圈，指着对面说：“瞧见没有，那就是中南海！不巧，今天周末不上班，门都上锁了，没法带您穿过去。”
到了门口却进不去，老人并不糊涂。离开北京回到家鄉后，老人逢人就说：“娃不行啊，中南海都进不去，离中央领导还远得很呢！”
医院搞不掂：
连个病床位也安排不了
哥们的小学老师疑似患了癌症，专门跑到北京看病，请哥们帮忙联系大医院名大夫。哥们虽说在北京盘踞多年，可目前也就一个小处长，社会关系很有限。但人命关天，师恩似海，哥们到处找关系层层托人说情，终于联系了个知名大夫。
大夫检查后，说要住院观察。哥们好说歹说，可人家床位实在紧张，根本排不过来，必须等候。
约莫过了两三天，哥们老师的家人有点等不及了，就央求哥们再找找关系。哥们无奈地感叹：“太为难了！这几乎已经动用了我的全部能量。说实话，我自个儿老婆生孩子、自个儿家人住院，都还没有去求过人。”
又等了几天还是没进展，无奈之下，哥们的老师只好开了点药，回家等消息。但此后，关于哥们“在北京混得不咋地，一个病房床位都安排不了”的传言，就开始在老家扩散开来。
回家惹非议：
县里领导都不待见他了
哥们从农村扎根起步，深知基层办事不易。因此，每次老家来人求帮忙，只要不违反原则，基本上都是满腔热情对待。“其实，好多事，都是程序上的，咱也起不了关键性作用，主要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哥们说。哥们的好人缘，多年积攒下来，换来了一大帮家乡的朋友，基本都在市县机关单位工作。这些人，也就是哥们乡亲们眼中所谓的县领导。
“以前，每次回家，大家都客气邀请，有些是出于真心，有的恐怕也是情非得已。但不管怎样，在我们老家面子最重要，哪个不去都不合适。”哥们顿了一下，“所以，回趟家名义说是看父母，但真正与父母待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其实寥寥无几。”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接待收紧了，再加上新一届政府下决心推进简政放权，地方跑步进京要项目的明显少了。哥们如释重负地说：“原来好多饭局不好推，现在理由都很充足。刚开始，大家还都相互抹不开面子，依然会试探性地邀约。硬推几次，慢慢大家也就都习惯成自然了。”
“现在不是挺好嘛！我每次回去，都是悄悄的，坐车都是网约车，方便得很。根本不用跟他们打招呼，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哥们说。只是，哥们这两年低调回家，与朋友的聚会应酬少了，却被老家人质疑非议，认为：“现在县领导都不咋待见他了，说明他混得不咋地。”
同学发牢骚：
托他办的事不是很给力
不久前，一个二十几年没联系，且上学时就没什么互动和交流的初中同学，突然很热情地给哥们打电话。唠了半天，原来这个初中同学瞄上了老家一个工程项目，想承揽但又苦于关系不到位。辗转听说哥们在中央部委工作，且又与市县地方领导相熟，所以想请哥们帮忙牵线搭桥。
哥们唯有打哈哈：“与地方领导只是认识而已，并无深交，实在说不上话，非常抱歉。”这是违反原则的事不说，即使他想帮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一些中央投资补助的项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前期审批不假，但一旦项目落地，包括后期招投标开工建设，就是地方政府的事权了。
哥们还有个高中同学的弟弟，想在另外一个县里谋个副科级的差事。拗不过老同学的情谊，看着同学弟弟的基本条件也还算不错，哥们倒是当面给该县一个曾在京有过数面之缘的领导推荐了一下。该领导还算客气，没直接拒绝，但谈了一大堆理由，意思很明显，竞争的人太多，打招呼的人一大堆，不如等下次吧……
亲戚群吐槽：
自个家的事都帮不上忙
去年5月，哥们突然接到了老家舅妈的电话：“你赶紧给省里领导打个电话，你表弟马上要毕业了，得赶紧把工作安排了。”哥们一听，头皮都炸了，表弟一个电大毕业的大专生，居然要一个电话就安排到省里？他解释说：“招聘都是讲程序、讲门槛的，不报考真不行！”
舅妈一听，让了一步：“那就委屈一下，安排到市里面吧。”哥们哭笑不得，但还得接着耐心解释。舅妈一听，有些气了：“这事就撂给你了，最低安排到县里，但必须得是好单位，你看着办吧！人家县里面一个小科长，都给自家堂弟安排到电力公司了。你在中央当官，你表弟这点事都办不了，说出去不给你爹丢人嘛！”
“类似这种事多了去了，仿佛我只手通天一样，其实就是个小公务员。”去年中秋节，哥们的小姨父去县里赶会时，与一个醉酒的路人争吵打架，致使手臂骨折，吃了亏。躺在医院里，小姨父非要让哥们给公安部的朋友打电话，让当地公安局赶紧把那人抓起来。
本来不想管，哥们的老爹又亲自打来电话，告诉哥们，多少还要说句话，不然没法给亲戚交代。后来，哥们还是托人给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交代了一下，不激化矛盾，公平公正处理。僵持多日，双方最终达成妥协，但据说哥们的小姨父很不高兴，因为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
“凡事，但求尽心而已！我让他们失望了，只能说抱歉。”哥们苦笑一声。只是，一个原本普通的职业，缘何却被方方面面寄予这么大的期望，这其实不正反映了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吗？
（吕丽妮荐自2016年8月11日《文化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