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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年去世了。但我却经常想起她老人家在世时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她在“三年困难时期”,那种面对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乐观,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年困难时期”也正值生产队的“大锅饭”停火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只能依靠野菜度日。
讀过几年书的父亲,说话做事都很斯文。长时间靠吃野菜度日,父亲的身体有些浮肿,要想父亲亲自带领我们去挖野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母亲虽然骨瘦如柴,身体也不好,但是,她体贴敬重父亲,让父亲歇着,不让父亲操劳,自己每天拿着工具带着我们几姐弟上山坡去挖野菜。母亲会耐心地告诉我们怎样识别野菜和野草,了解哪些野菜可吃,应当怎样挖才能保持野菜的完整性。见我们都会识别,都会挖野菜了,她便高兴地给我们摆一些有益的“龙门阵”,讲她那苦难的童年趣事,她讲着,我们听着笑着,渐渐地似乎忘记了饥饿,整个山坡上全是我们的欢笑声。
回到家,母亲用各种方法调制野菜,煮汤、凉拌,和点麦面做野菜粑粑……好一点的野菜首先敬着曾祖母和父亲,其次是顾及我们几姐弟,母亲吃的全是清汤寡菜。吃野菜久了,父亲已经支撑不住了,浑身浮肿得越来越厉害。要是再没有粮食吃,父亲的命就保不住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时人民公社“农事站”的医院把一些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青壮年集中起来医治,父亲当年不到四十岁,自然也就住进了人民公社“农事站”的医院。
父亲住医院去了,苦了我们的母亲。她用瘦弱的身子支撑起这个家。如果父亲不去住院,母亲就不会心分几处,遇到什么事情,父亲也可以给母亲出出主意,分一份忧。这下可难了,母亲不仅要照顾曾祖母,操心父亲,家里医院两头忙,还要继续带我们上山挖野菜。能干的母亲,硬是凭着心灵手巧,把“野菜”翻着花样弄出来,让我们慢慢地往肚子里咽。看着我们艰难地吞咽野菜,母亲时不时地还要说一些笑话,逗我们开心,还给我们讲:要活命,野菜再难吃也得吃。一根田坎三节烂,不知烂在那一节。一生不知道要遇到多少苦难,吃得苦,才办得成事。苦难总会过去的……
母亲的坚强乐观也感染着我们,我和两个未成年的姐姐以及八十三岁的曾祖母,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终于保住了性命。同时,父亲在医院里病情也得到了控制,身体开始恢复了。
较长时间地吃着野菜,我们几姐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了,特别是我,营养极度不良,连走路都晃晃荡荡地走不稳。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母亲把我带到比我们家略好一些的五姨娘家去……
那天,十五里路,母子二人居然走了一整天。三岁的我十分饥饿,加上我不懂事,一路上叫着饿,总是缠着要母亲背着我走。母亲虽然也是有气无力,但是她心疼我,还是强振精神背着我走。不过,心疼归心疼,一个已经饿到极限的女人,又怎么能背着我走那样远的路?她只好背着我走一段,又放下我哄着我走一段,实在不能走了,便和我在路边歇歇。哪料不歇还好,一歇就起不来了,饥饿倍加折磨我们。这时,不堪忍受饥饿的我,总是要问:“快到五姨娘家了吗?五姨娘在哪里?”甚至怀疑地问,“妈妈,找得到五姨娘的家吗?”面对我无休止的探问,母亲总是说:“不远了,快到了。”可事实上路还远着呢!直到天快黑了,我们才终于到了五姨娘的家。五姨娘见到皮包骨头的母亲和我,忍不住流泪了,赶快给我们端来不多的稀饭。不知事的我一见稀饭,竟然忘了母亲和我一样的饿,甚至比我饿得还厉害。我抢过稀饭钵就吃,直到一口气吃光。母亲只是喝了一碗水,就又独自一人踏上了归途。因为家里一刻也离不开她。我终于在五姨娘家渡过了我生命的难关。
接下来,母亲不时去探望还在住医院的父亲,照顾我们,伺候躺在床上的曾祖母,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然而除了这些,母亲还得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大姐依然上山挖野菜,我和小姐姐在家陪伴曾祖母。一天,曾祖母要上厕所,我和小姐姐没有体力搀扶,只好到房后的山坡上去喊母亲。我们轮流着拼命地呼唤,声音都嘶哑了,还是没有母亲的回音。我们不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干活,也不敢离家走远了,只好拼命地喊,喊不应就哭。喊着哭着,哭着喊着,不知什么时候,姐弟俩累了竟然睡在竹林里。等母亲回来,见到熟睡的我们时,心疼极了:我们身上已经被蚊虫咬起了很多疙瘩。母亲含着泪花,还没听完我们说曾祖母要上厕所的话,她马上飞奔回家。曾祖母大小便失禁,全拉在床上了,屋子里臭气熏人。母亲顾不上我们,赶忙给曾祖母换洗。
曾祖母很喜欢我们的母亲,她总是当着我们的面夸奖母亲:“赵姑娘,你心眼好,有孝心,好人有好报,你好好地把几个孩子带大,你以后会有好日子的。”
母亲原本是童养媳,九岁时就到了我们家,长辈们都叫她赵姑娘。母亲听了,脸上的笑容竟然有些羞涩。
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母亲对未来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希望。
改革开放,生产队开始了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划分给一家一户的农民,给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让农民自主种植。
分到了土地,家家户户都欢天喜地起来,可是我们家还是高兴不起来:父亲还在医院里。当家人不在,我们家还没有划分到土地。我们都只能围在母亲身边,盼望着父亲能够早一点从医院回来,好早一点分到土地。
经过治疗,加上在医院工作的四姑姑的精心照顾,父亲的浮肿完全消除了,终于回来了,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这高兴很短暂,因为我们家还没有分到土地。在一家人正愁成一团时,生产队长前来叫父亲随他去分土地。
我们兴奋地等待着好消息。不料,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说:生产队那些肥沃的土地已经分完了,留给我们的是两个小山坡坡顶的坡壳地。母亲听说分到的全是坡壳地,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们也跟着哭起来。
父亲沉默着,硬是把泪水往肚子里咽。曾祖母安慰我们说:“别哭了,只要你们勤快,有地种,人勤地不懒,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
母亲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人。经曾祖母这么一说,母亲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有坡壳地种,总比没地种强。我们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坡壳地种好!” 我们也不哭了,父亲还在为他住医院没能分到肥沃的土地而感到十分的内疚与自责。在曾祖母与母亲的鼓励下,父亲也坚信:“人勤地不懶,只要自己能吃苦,坡壳地也会有好收成。”
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郁闷,或是为了给我们留下一份土地,第二天,也就是父亲从医院回来分到土地的第二天,年迈体衰的曾祖母撒手去了天堂。根据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不添,死不减”的政策,我们家多了一份包产到户的土地。
坡壳地的泥土很薄,不耐旱,没有办法种植玉米之类的主食作物,只能种植花生、绿豆之类的副作物。父亲身体不好,干农活的动作没有母亲快,但是父亲的悟性好,很会干农活,他自然是母亲干农活的技术指导了。母亲没日没夜地把多年荒芜的坡壳地上的泥土一点一点地收拢,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经过父母亲很长时间的辛勤劳作,坡壳地还真的成了像模像样的可以种植庄稼的土地了。
把杂草腐烂后,上到地里泥土就变得特别肥沃;再加上地块小,地与地之间有石滩滩间隔着,小块小块的土地上种植的花生与绿豆光合作用好,自然就长得特别好。收获时,我们家收获的花生与绿豆特别多。说来也巧,那几年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让农民用花生与绿豆兑换大米。当那些分到肥沃土地的邻居们收割玉米的喜悦还没有消减时,我们家已经将花生与绿豆换成了大米。当邻居们吃玉米粑粑时,我们家却可以吃大米饭。每当吃饭时,母亲总是开心而自豪地说:“没人要的坡壳地,终于让我们种出大米来了。”
自然,坡壳地有了好收成,不但邻居们羡慕,也成了父亲心疼与夸赞母亲的重要话题,父母亲还时常以这事来教育我们。母亲大概受了父亲识文断字的影响,竟然也说得非常感人:“遇到困难,要乐观,要敢于面对,人勤地不懒,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只要勤快,一个人就有奔头,就有希望。”
好景不长,仅仅几年光景,包产到户的土地全被收回到生产队,加上我们家先后又添了两个弟弟,一家人又一次陷入了艰难的苦日子。
不过,日子虽然很苦,一字不识的母亲却坚持让我们读书,她羡慕读书人,她让我们一定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我们身上流淌着父母亲聪明睿智和勤勉刻苦的血液,同时被母亲坚强乐观的精神所感染,还有母亲的严格教诲,个个在学校里勤奋读书。“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大中专招生考试,我们三兄弟都通过大中专考试,走进了不同的校园,毕业以后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我在南溪三中当了多年的语文教师,还任了多年的校长;大兄弟先后在富顺、高县、筠连等几个县的煤矿当过多年的矿长;小兄弟在南溪区林业局工作。同样,母亲也特别关心孙子一代,经常鼓励三个孙子勤奋读书。如今母亲的三个孙子都是大学毕业生。目前,大孙子在宜宾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教书;二孙子正在美国留学——“硕士博士”连读,享受全额奖学金;三孙子大学毕业后正在深圳富士康工作。
时间应验了曾祖母对母亲的预言——“你以后会有好日子的。”当小兄弟从四川林业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们三兄弟就把父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赡养。三个儿媳都很孝顺,父母亲无忧无虑地过了几十年。不幸的是去年,九十一岁的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虽然走了,但是,她面对困难的精神却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三年困难时期”也正值生产队的“大锅饭”停火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只能依靠野菜度日。
讀过几年书的父亲,说话做事都很斯文。长时间靠吃野菜度日,父亲的身体有些浮肿,要想父亲亲自带领我们去挖野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母亲虽然骨瘦如柴,身体也不好,但是,她体贴敬重父亲,让父亲歇着,不让父亲操劳,自己每天拿着工具带着我们几姐弟上山坡去挖野菜。母亲会耐心地告诉我们怎样识别野菜和野草,了解哪些野菜可吃,应当怎样挖才能保持野菜的完整性。见我们都会识别,都会挖野菜了,她便高兴地给我们摆一些有益的“龙门阵”,讲她那苦难的童年趣事,她讲着,我们听着笑着,渐渐地似乎忘记了饥饿,整个山坡上全是我们的欢笑声。
回到家,母亲用各种方法调制野菜,煮汤、凉拌,和点麦面做野菜粑粑……好一点的野菜首先敬着曾祖母和父亲,其次是顾及我们几姐弟,母亲吃的全是清汤寡菜。吃野菜久了,父亲已经支撑不住了,浑身浮肿得越来越厉害。要是再没有粮食吃,父亲的命就保不住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时人民公社“农事站”的医院把一些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青壮年集中起来医治,父亲当年不到四十岁,自然也就住进了人民公社“农事站”的医院。
父亲住医院去了,苦了我们的母亲。她用瘦弱的身子支撑起这个家。如果父亲不去住院,母亲就不会心分几处,遇到什么事情,父亲也可以给母亲出出主意,分一份忧。这下可难了,母亲不仅要照顾曾祖母,操心父亲,家里医院两头忙,还要继续带我们上山挖野菜。能干的母亲,硬是凭着心灵手巧,把“野菜”翻着花样弄出来,让我们慢慢地往肚子里咽。看着我们艰难地吞咽野菜,母亲时不时地还要说一些笑话,逗我们开心,还给我们讲:要活命,野菜再难吃也得吃。一根田坎三节烂,不知烂在那一节。一生不知道要遇到多少苦难,吃得苦,才办得成事。苦难总会过去的……
母亲的坚强乐观也感染着我们,我和两个未成年的姐姐以及八十三岁的曾祖母,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终于保住了性命。同时,父亲在医院里病情也得到了控制,身体开始恢复了。
较长时间地吃着野菜,我们几姐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了,特别是我,营养极度不良,连走路都晃晃荡荡地走不稳。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母亲把我带到比我们家略好一些的五姨娘家去……
那天,十五里路,母子二人居然走了一整天。三岁的我十分饥饿,加上我不懂事,一路上叫着饿,总是缠着要母亲背着我走。母亲虽然也是有气无力,但是她心疼我,还是强振精神背着我走。不过,心疼归心疼,一个已经饿到极限的女人,又怎么能背着我走那样远的路?她只好背着我走一段,又放下我哄着我走一段,实在不能走了,便和我在路边歇歇。哪料不歇还好,一歇就起不来了,饥饿倍加折磨我们。这时,不堪忍受饥饿的我,总是要问:“快到五姨娘家了吗?五姨娘在哪里?”甚至怀疑地问,“妈妈,找得到五姨娘的家吗?”面对我无休止的探问,母亲总是说:“不远了,快到了。”可事实上路还远着呢!直到天快黑了,我们才终于到了五姨娘的家。五姨娘见到皮包骨头的母亲和我,忍不住流泪了,赶快给我们端来不多的稀饭。不知事的我一见稀饭,竟然忘了母亲和我一样的饿,甚至比我饿得还厉害。我抢过稀饭钵就吃,直到一口气吃光。母亲只是喝了一碗水,就又独自一人踏上了归途。因为家里一刻也离不开她。我终于在五姨娘家渡过了我生命的难关。
接下来,母亲不时去探望还在住医院的父亲,照顾我们,伺候躺在床上的曾祖母,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然而除了这些,母亲还得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大姐依然上山挖野菜,我和小姐姐在家陪伴曾祖母。一天,曾祖母要上厕所,我和小姐姐没有体力搀扶,只好到房后的山坡上去喊母亲。我们轮流着拼命地呼唤,声音都嘶哑了,还是没有母亲的回音。我们不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干活,也不敢离家走远了,只好拼命地喊,喊不应就哭。喊着哭着,哭着喊着,不知什么时候,姐弟俩累了竟然睡在竹林里。等母亲回来,见到熟睡的我们时,心疼极了:我们身上已经被蚊虫咬起了很多疙瘩。母亲含着泪花,还没听完我们说曾祖母要上厕所的话,她马上飞奔回家。曾祖母大小便失禁,全拉在床上了,屋子里臭气熏人。母亲顾不上我们,赶忙给曾祖母换洗。
曾祖母很喜欢我们的母亲,她总是当着我们的面夸奖母亲:“赵姑娘,你心眼好,有孝心,好人有好报,你好好地把几个孩子带大,你以后会有好日子的。”
母亲原本是童养媳,九岁时就到了我们家,长辈们都叫她赵姑娘。母亲听了,脸上的笑容竟然有些羞涩。
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母亲对未来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希望。
改革开放,生产队开始了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划分给一家一户的农民,给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让农民自主种植。
分到了土地,家家户户都欢天喜地起来,可是我们家还是高兴不起来:父亲还在医院里。当家人不在,我们家还没有划分到土地。我们都只能围在母亲身边,盼望着父亲能够早一点从医院回来,好早一点分到土地。
经过治疗,加上在医院工作的四姑姑的精心照顾,父亲的浮肿完全消除了,终于回来了,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这高兴很短暂,因为我们家还没有分到土地。在一家人正愁成一团时,生产队长前来叫父亲随他去分土地。
我们兴奋地等待着好消息。不料,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说:生产队那些肥沃的土地已经分完了,留给我们的是两个小山坡坡顶的坡壳地。母亲听说分到的全是坡壳地,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们也跟着哭起来。
父亲沉默着,硬是把泪水往肚子里咽。曾祖母安慰我们说:“别哭了,只要你们勤快,有地种,人勤地不懒,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
母亲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人。经曾祖母这么一说,母亲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有坡壳地种,总比没地种强。我们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坡壳地种好!” 我们也不哭了,父亲还在为他住医院没能分到肥沃的土地而感到十分的内疚与自责。在曾祖母与母亲的鼓励下,父亲也坚信:“人勤地不懶,只要自己能吃苦,坡壳地也会有好收成。”
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郁闷,或是为了给我们留下一份土地,第二天,也就是父亲从医院回来分到土地的第二天,年迈体衰的曾祖母撒手去了天堂。根据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不添,死不减”的政策,我们家多了一份包产到户的土地。
坡壳地的泥土很薄,不耐旱,没有办法种植玉米之类的主食作物,只能种植花生、绿豆之类的副作物。父亲身体不好,干农活的动作没有母亲快,但是父亲的悟性好,很会干农活,他自然是母亲干农活的技术指导了。母亲没日没夜地把多年荒芜的坡壳地上的泥土一点一点地收拢,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经过父母亲很长时间的辛勤劳作,坡壳地还真的成了像模像样的可以种植庄稼的土地了。
把杂草腐烂后,上到地里泥土就变得特别肥沃;再加上地块小,地与地之间有石滩滩间隔着,小块小块的土地上种植的花生与绿豆光合作用好,自然就长得特别好。收获时,我们家收获的花生与绿豆特别多。说来也巧,那几年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让农民用花生与绿豆兑换大米。当那些分到肥沃土地的邻居们收割玉米的喜悦还没有消减时,我们家已经将花生与绿豆换成了大米。当邻居们吃玉米粑粑时,我们家却可以吃大米饭。每当吃饭时,母亲总是开心而自豪地说:“没人要的坡壳地,终于让我们种出大米来了。”
自然,坡壳地有了好收成,不但邻居们羡慕,也成了父亲心疼与夸赞母亲的重要话题,父母亲还时常以这事来教育我们。母亲大概受了父亲识文断字的影响,竟然也说得非常感人:“遇到困难,要乐观,要敢于面对,人勤地不懒,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只要勤快,一个人就有奔头,就有希望。”
好景不长,仅仅几年光景,包产到户的土地全被收回到生产队,加上我们家先后又添了两个弟弟,一家人又一次陷入了艰难的苦日子。
不过,日子虽然很苦,一字不识的母亲却坚持让我们读书,她羡慕读书人,她让我们一定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我们身上流淌着父母亲聪明睿智和勤勉刻苦的血液,同时被母亲坚强乐观的精神所感染,还有母亲的严格教诲,个个在学校里勤奋读书。“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大中专招生考试,我们三兄弟都通过大中专考试,走进了不同的校园,毕业以后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我在南溪三中当了多年的语文教师,还任了多年的校长;大兄弟先后在富顺、高县、筠连等几个县的煤矿当过多年的矿长;小兄弟在南溪区林业局工作。同样,母亲也特别关心孙子一代,经常鼓励三个孙子勤奋读书。如今母亲的三个孙子都是大学毕业生。目前,大孙子在宜宾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教书;二孙子正在美国留学——“硕士博士”连读,享受全额奖学金;三孙子大学毕业后正在深圳富士康工作。
时间应验了曾祖母对母亲的预言——“你以后会有好日子的。”当小兄弟从四川林业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们三兄弟就把父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赡养。三个儿媳都很孝顺,父母亲无忧无虑地过了几十年。不幸的是去年,九十一岁的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虽然走了,但是,她面对困难的精神却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愿母亲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