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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多,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
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算是富裕的知识阶级分子,胡适介于二者之间,他没有梁启超等人那么富裕,但远比鲁迅要多一些“财务自由”。有人甚至认为,如以纯粹的文人论,胡适的收入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收入中的冠军。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9月,胡适给母亲写信,在北大饭钱每月才九元,他和高一涵合租一房,“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上课一个月,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月薪从260元加到280元。胡适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1919学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628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美金3300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高将近700美元。有人认为,蔡元培等人建立的现代中国大学,一开始就跟国际同步,也在于这种高薪给予知识人的安全感。
胡适虽比鲁迅小十岁,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等相比,要优待得多。
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4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身影。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4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 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因为胡适太有名了。他成名之早给他的生活铺平了道路,同时,他既深谙中国世故,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而又不露痕迹的大师。”胡适远比那些在书院里正襟危坐、论学讲道的“村学究”要“现代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
跟鲁迅相比,胡适的人生要顺得多。鲁迅的书多由他的学生李小峰出版,但也为李小峰所骗。胡适的书则由老乡朋友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版税一律为15%;远比当今的作者版税要高。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计胡适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远远高过鲁迅,有人说,胡适的收入是鲁迅的两倍以上。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
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两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个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个小时。”
胡适的“成功人士”生活也使得他有余力救济他人。年轻的诗人汪静之多次写信求助,仅1922年一年就借去了140元,约今天的五六千元,1923年,汪静之跟胡适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圆”的要求,“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林语堂到哈佛读书,得到了奖学金,他后来才知道,是胡适给的2000元,约今天的小十万元……
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多,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钱穆曾与顾颉刚同去拜访胡适,胡对他们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
就是说,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 “太太客厅”。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佣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没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了四十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四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算是富裕的知识阶级分子,胡适介于二者之间,他没有梁启超等人那么富裕,但远比鲁迅要多一些“财务自由”。有人甚至认为,如以纯粹的文人论,胡适的收入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收入中的冠军。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9月,胡适给母亲写信,在北大饭钱每月才九元,他和高一涵合租一房,“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上课一个月,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月薪从260元加到280元。胡适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1919学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628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美金3300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高将近700美元。有人认为,蔡元培等人建立的现代中国大学,一开始就跟国际同步,也在于这种高薪给予知识人的安全感。
胡适虽比鲁迅小十岁,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等相比,要优待得多。
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4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身影。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4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 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因为胡适太有名了。他成名之早给他的生活铺平了道路,同时,他既深谙中国世故,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而又不露痕迹的大师。”胡适远比那些在书院里正襟危坐、论学讲道的“村学究”要“现代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
跟鲁迅相比,胡适的人生要顺得多。鲁迅的书多由他的学生李小峰出版,但也为李小峰所骗。胡适的书则由老乡朋友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版税一律为15%;远比当今的作者版税要高。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计胡适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远远高过鲁迅,有人说,胡适的收入是鲁迅的两倍以上。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
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两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个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个小时。”
胡适的“成功人士”生活也使得他有余力救济他人。年轻的诗人汪静之多次写信求助,仅1922年一年就借去了140元,约今天的五六千元,1923年,汪静之跟胡适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圆”的要求,“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林语堂到哈佛读书,得到了奖学金,他后来才知道,是胡适给的2000元,约今天的小十万元……
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多,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钱穆曾与顾颉刚同去拜访胡适,胡对他们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
就是说,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 “太太客厅”。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佣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没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了四十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四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