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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描绘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今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的开局之年，深入分析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探讨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对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技术革命的新挑战
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科技革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社会政治和世界格局的深度调整，为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机遇。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能跻身现代国家的行列；谁错失了这个机遇，谁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正处于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期，上一轮电子信息技术革命还在持续；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爆发前夜，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及其交叉融合将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一是信息革命向产业延伸，正在颠覆传统商业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在过去的20多年创造了全球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跃成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最前沿、最具革命性的创新领域，并快速向生产生活领域延伸。传统企业生产运作的所有环节都将一步步被互联网化，一种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全新商业世界将逐步显现。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基于资产专用性的组织边界将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管理业务向企业外转移，外包、甚至是众包等柔性合作组织形式开始大量出现。企业内部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将走向终结，大规模标准化批量生产方式开始转向依靠网络协同的个性化定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挖掘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用户驱动型商业模式。知识型员工正在告别“螺丝钉”的角色，自上而下的监督控制型管理将转向分散合作型管理模式。总之，互联网服务生活化和实体经济互联网化正在成为时代的特征。那些还在犹豫是否要尝试“触网”，或仅仅把销售这一环节搬到互联网上的企业，很可能被彻底颠覆；而那些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模式和管理范式的企业，则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是制造业革命已现端倪，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兴起。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智能软件、新一代机器人和3D打印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开始向工业领域拓展。制造过程越来越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工业领域得到大规模应用，这使得劳动力在制造领域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3D打印机的发明则更是一次制造原理的根本性创新。它去除了传统的“铸造毛坯、切削加工、组装成品”的循序渐进生产流程，将电脑上的三维产品模型通过层层叠加材料的方式直接“打印”出来。“打印”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废料，也不会因为产品复杂而产生额外费用。虽然从“打印”到“规模生产”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打印”所体现出的制造理念的变化将对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极大冲击。首先，制造的成本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大规模生产中最大的开销为前期的工具设备和劳动力投入，而且产品越复杂，成本越高。而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新型制造中，这些花费很少。产品成本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如何与最终客户保持零距离、分散生产布局、生产的灵活性和产品多样化等方面。数百年来全球生产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国家的趋势将发生改变，这将对以人口红利作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其次，传统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步转变为“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按需生产、体验式生产、参与式生产将越来越普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将得到最便捷最有效的满足。总之，未来的制造将使设计与生产难以区分、生产与服务真正融合，以地理位置划分的本地市场与全球市场将变得没有意义，基于互联网的远程个性化定制、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新模式很可能重塑全球制造业。
三是能源技术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能源供给和使用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巨大能源需求，有效应对煤炭、石油等常规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正在兴起一场新能源革命，以实现能源供给的多样化和可持续。由于技术上的突破，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进入了大规模商业化开发的新阶段。近六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5%，2011年已占到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34%。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在2009—2035年期间，美国页岩气产量有望再增加近四倍，到2035年左右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同时，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未来能源发展先机的重点领域。欧盟委员会预计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比例提高到20%，我国也提出“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争取达到总发电量的20%以上，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在能源方面更具革命性的变化是信息网络技术向能源领域的渗透，一种全新的分布式能源生产与使用方式正在兴起。德国分布式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集中式供电的发电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2012年12月，我国青岛也诞生了国内首个家用分布式光伏系统，国家电网公司已发布了接纳分布式光伏发电上网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分布式能源开始进入商业化应用的新阶段。和一百多年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革命所不同的是，这场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将重构全球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方式，进而引起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和分工体系调整，甚至出现如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预测的那样一种全新经济范式。
（二）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首次明确提出“双倍增”计划，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后对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GDP要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翻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但依靠的是物质资源投入、规模扩张和低成本的优势，一直没有摆脱粗放式发展道路。近年来，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日趋紧张，成本不断上升。能源消耗总量从2002年的15.1亿吨标煤快速增长至2011年的34.8亿吨标煤，十年间总量翻番。一次能源消费净增量已占全球的71%，消费总量已占全球的21.3%。石油、铁矿石等大宗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了50%，已突破国际通行的“能源安全警戒线”。土地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用地成本快速上升，甚至超过了美国部分地区的用地成本。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劳动力相对短缺和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已成为常态。各地大规模高强度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但钢铁、有色、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行业，甚至风电设备和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严重过剩。有专家认为，与上世纪末和2005年前后我国发生的两次过剩相比，此轮过剩波及领域更广、形势更严峻。2012年底公布的“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占到了23.1%，比2011年上升了5.5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值。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较上年大幅下滑，其中国企利润同比下降了5.1%。钢铁等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而且，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已对部分地区的土壤、水源、空气等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保危机，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许多人看来，要实现GDP翻番并不难。问题和挑战在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不可持续。新的要求是，要通过转型创造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没有“水分”的GDP。这一条说了多年，可见实施的难度。时至今日，不“转型”可能就迈不过这个坎。 二是劳动生产率倍增是居民收入倍增的前提。首次提出的人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更为刚性，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感到这个指标的压力。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标志着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到了国际公认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警戒线。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十八大提出了“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新的要求是，首先要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遏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从人均GDP的数值看，我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仅为12%—15%，远低于日韩的40%—50%，与沦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类似。因此，收入倍增的主体应该是中低收入人群，要使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增长大大高于高收入阶层，使收入分配结构由宝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要实现这些目标和要求，企业首当其冲，面临职工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有三个关键要素，即人口、资本、生产率。按上所述，目前我国劳动力扩张和成本低廉的态势已出现反转，资本积累虽还有空间，但从科学发展角度看，重点应该在于提高生产率。要通过大力调整结构，关停过剩产能，将资源输入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通过技术管理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提供增值服务，用同样的投入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只有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超过成本的增速，才有可能跨越陷阱，走上持续发展的新路。
收入倍增为我们带来挑战，但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职工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可以引发需求结构调整，促进生产结构调整，为我们带来机遇。洞察和抓住机遇，在双倍增中拓展市场空间，通过创新驱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摆在企业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全球化竞争的新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次艰难而又曲折的再平衡过程，全球经济结构、贸易体系、治理方式、分工格局、利益关系都将发生深刻调整，全球化竞争正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一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正在引发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了实体经济对国家竞争力和就业的重要性，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2009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包括《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措施，以重振美国制造业。其中，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最近几年，尽管美国经济困难，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且屡创新高。2011年政府研发投入已达到148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积极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革命，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海外企业回归。美国近年来大力推广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制造、3D打印等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率先策动制造业革命，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幅增加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产量，提高能源自给率，降低国内能源成本和制造业成本；并通过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对回归美国的企业减免税和提供补贴、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的税务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美国企业回归本土。总之，美国“再工业化”的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低成本、广就业的新型制造业，重塑美国竞争优势，抢占全球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二是要做好应对新格局、新挑战的准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持续推进，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以欧美国家消费拉动、以新兴国家生产制造的全球分工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将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形成直接碰撞。美国必将利用其全球技术领先者的地位“先发制人”。近年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受理的“337调查”数量快速增长。2011年涉及中国企业的数量已达到16件，占到当年全球数量的23.1%。中国数十家企业被迫应诉，否则将被禁止出口到美国，彻底丧失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资格。华为、中兴等甚至被美国国会调查是否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正在悄然进行全球分工体系调整，以抢占未来竞争先机，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于中美等国企业将在高端制造等诸多领域开展竞争的新格局，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以管理创新应对新挑战
（一）树立互联网时代新观念，挖掘数据信息商业价值
近年来，继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之后，大数据正在成为新一波信息化浪潮中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认定，大数据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会、新财富，价值堪比石油。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大数据是下一代创新、竞争、生产力提高的前沿。如果充分利用大数据，零售业的营业利润将提高60%以上，制造业可以节省一半的成本。
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可以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可量化的分析工具，使决策行为更为科学和理性。更为关键的是，数据可以产生商业价值。通过海量数据分析精准地了解客户需求，为个性化的定制和服务提供依据，从而开拓业务范围和潜在市场，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数据正在成为比土地、资本、劳动力更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谁拥有大数据谁就拥有商业的未来。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一个洞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世界观。一旦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够被巧妙的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可以产生基于数据的智慧经济，进入智慧时代。
（二）打破企业组织边界，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
随着技术创新的日益复杂、创新速度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企业的组织边界被打破，创新已突破传统的线性链条和封闭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的特征，并逐步演变为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新模式，过去“研发”被看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今天封闭创新是企业缺乏竞争力的表现，“研发”可以“外包”，甚至“众包”，许多跨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打破领域、区域和国别的界限，构建起庞大的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协同创新”的概念。强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和有效配合，通过“合作”提升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这种提法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创新的主要形式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来源主要是靠引进。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在高端领域实现创新正在逐步转向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不等于企业独自创新，而是要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是开放创新的重要形式。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推进产学研结合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创新链和产业链断裂仍然严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广泛存在，制约了整体技术能力的提升。在包括政产学研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中，企业为主体关键是企业为主动，主动寻求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等外部创新组织的技术合作，从而建立起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市场机制。要认清当今企业最重要的竞争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技术核心能力了，而是整个业务链、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主导能力，是发言权、定价权和掌控权。过去我们讲企业管理主要是练内功，把注意力放在企业内部管理，在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的新时代，需要企业具备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力量进行创新和运作的能力，企业管理由重视内部管理向重视内部和协调外部并重的方向发展。
（三）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在双倍增计划中有效开拓市场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向服务经济转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经占到75%以上。发达国家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一条成功路径，就是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美国与制造相关的服务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达到58%，日本为15%，而中国仅为2%。差距也就是机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在规模、产业纵深以及客户需求复杂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向服务转型的可能和广阔空间。如果能够通过创新，积极进行服务业务的拓展，对制造业摆脱低附加值加工者的角色，找到高附加值业务，实现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服务经济所指的“业务”从根本上讲是通过服务能带来“增值”的业务。不能带来增值的比如售后服务，是企业兑现产品功能的组成部分，企业应为此增加成本，而不可能给企业提供额外收益。因此将强化售后服务作为发展服务业的途径存在认识误区。在服务经济、体验经济时代，服务已发展成为企业重要的增值领域。服务与产品之间不再是互补关系，而是平行关系，是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而且，服务经济与产品经济有着不同的经济规律和管理规律。产品经济讲规模效益，而服务经济既讲规模，更讲范围；产品经济时代，供应链是企业赚钱的法宝之一，而在服务经济时代，需求链才是赚钱的关键。传统的管理科学是基于产品经济发展起来的。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管理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管理学界未来十年重点研究的热点之一。
企业如何依托原有产业向服务经济转型呢？不同企业有不同路径。其中最有效的一条途径：从需求出发，在客户的价值链和价值网络中，寻找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缝隙”，开拓能带来增值的服务业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或为客户创造更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服务价值。比如，有的企业从核心产品或技术出发，为客户提供集成服务和解决方案服务。有人测算，在工业领域围绕产品进行系统集成服务，可以将整个合同价值提升至少3—5倍。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人是转型的主要力量。经济要转型，产业要升级，服务要增值，关键在人。在于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对职工提高技术、获取经验的投入），创新人力资源的管理。当前，企业“两高”即高端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发展。
从高端科技人才队伍来看。虽然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培养的大量工科博士生只有20%左右进入企业，而在国外，大部分工科博士都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1.26%，而美国达到6.02%，日本为4.95%。如果企业高端科技人才瓶颈问题不解决，企业的竞争力将长期停留在低级阶段，在国际竞争中将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如何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端科技人才队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能否从技术“追赶者”变成“超越者”、甚至是“领跑者”的关键。
从高技能人才队伍来看。技术工人是生产制造过程和工艺技术创新过程的双重主体，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从“世界制造”转为“世界创造”，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并逐步实现技工时代向高技工时代的过渡。虽然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突破1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2600多万人，占比为26.3%，但仍然低于发达国家35%的水平。目前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中有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近年来企业为了应对劳动成本压力，吸收了大量的劳务派遣工，仅央企就达五、六百万，约占职工队伍1/3。流动性大、培训不到位、权益无保障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这支队伍的素质，影响着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工艺技术水平。
（五）积极开展国际“对标”和“走出去”，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检验我们的企业强不强，是不是世界一流，除了“对标”外，还必须走出去，在强手如林、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接受检验。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的10年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2001亿美元，是前20年的10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2年底，我国企业一共在17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对外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央企走出国门，不仅仅可以获得油气等资源以弥补我国长期供不应求的短板，使得经济持续发展；还可以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汲取先进的经营理念，以开放促改革创新。从这种意义上讲，“走出去”也是国企走向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作者系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顾问）
一、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技术革命的新挑战
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科技革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社会政治和世界格局的深度调整，为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机遇。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能跻身现代国家的行列；谁错失了这个机遇，谁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正处于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期，上一轮电子信息技术革命还在持续；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爆发前夜，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及其交叉融合将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一是信息革命向产业延伸，正在颠覆传统商业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在过去的20多年创造了全球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跃成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最前沿、最具革命性的创新领域，并快速向生产生活领域延伸。传统企业生产运作的所有环节都将一步步被互联网化，一种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全新商业世界将逐步显现。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基于资产专用性的组织边界将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管理业务向企业外转移，外包、甚至是众包等柔性合作组织形式开始大量出现。企业内部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将走向终结，大规模标准化批量生产方式开始转向依靠网络协同的个性化定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挖掘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用户驱动型商业模式。知识型员工正在告别“螺丝钉”的角色，自上而下的监督控制型管理将转向分散合作型管理模式。总之，互联网服务生活化和实体经济互联网化正在成为时代的特征。那些还在犹豫是否要尝试“触网”，或仅仅把销售这一环节搬到互联网上的企业，很可能被彻底颠覆；而那些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模式和管理范式的企业，则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是制造业革命已现端倪，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兴起。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智能软件、新一代机器人和3D打印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开始向工业领域拓展。制造过程越来越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工业领域得到大规模应用，这使得劳动力在制造领域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3D打印机的发明则更是一次制造原理的根本性创新。它去除了传统的“铸造毛坯、切削加工、组装成品”的循序渐进生产流程，将电脑上的三维产品模型通过层层叠加材料的方式直接“打印”出来。“打印”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废料，也不会因为产品复杂而产生额外费用。虽然从“打印”到“规模生产”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打印”所体现出的制造理念的变化将对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极大冲击。首先，制造的成本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大规模生产中最大的开销为前期的工具设备和劳动力投入，而且产品越复杂，成本越高。而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新型制造中，这些花费很少。产品成本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如何与最终客户保持零距离、分散生产布局、生产的灵活性和产品多样化等方面。数百年来全球生产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国家的趋势将发生改变，这将对以人口红利作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其次，传统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步转变为“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按需生产、体验式生产、参与式生产将越来越普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将得到最便捷最有效的满足。总之，未来的制造将使设计与生产难以区分、生产与服务真正融合，以地理位置划分的本地市场与全球市场将变得没有意义，基于互联网的远程个性化定制、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新模式很可能重塑全球制造业。
三是能源技术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能源供给和使用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巨大能源需求，有效应对煤炭、石油等常规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正在兴起一场新能源革命，以实现能源供给的多样化和可持续。由于技术上的突破，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进入了大规模商业化开发的新阶段。近六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5%，2011年已占到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34%。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在2009—2035年期间，美国页岩气产量有望再增加近四倍，到2035年左右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同时，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未来能源发展先机的重点领域。欧盟委员会预计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比例提高到20%，我国也提出“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争取达到总发电量的20%以上，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在能源方面更具革命性的变化是信息网络技术向能源领域的渗透，一种全新的分布式能源生产与使用方式正在兴起。德国分布式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集中式供电的发电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2012年12月，我国青岛也诞生了国内首个家用分布式光伏系统，国家电网公司已发布了接纳分布式光伏发电上网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分布式能源开始进入商业化应用的新阶段。和一百多年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革命所不同的是，这场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将重构全球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方式，进而引起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和分工体系调整，甚至出现如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预测的那样一种全新经济范式。
（二）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首次明确提出“双倍增”计划，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后对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GDP要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翻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但依靠的是物质资源投入、规模扩张和低成本的优势，一直没有摆脱粗放式发展道路。近年来，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日趋紧张，成本不断上升。能源消耗总量从2002年的15.1亿吨标煤快速增长至2011年的34.8亿吨标煤，十年间总量翻番。一次能源消费净增量已占全球的71%，消费总量已占全球的21.3%。石油、铁矿石等大宗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了50%，已突破国际通行的“能源安全警戒线”。土地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用地成本快速上升，甚至超过了美国部分地区的用地成本。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劳动力相对短缺和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已成为常态。各地大规模高强度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但钢铁、有色、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行业，甚至风电设备和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严重过剩。有专家认为，与上世纪末和2005年前后我国发生的两次过剩相比，此轮过剩波及领域更广、形势更严峻。2012年底公布的“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占到了23.1%，比2011年上升了5.5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值。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较上年大幅下滑，其中国企利润同比下降了5.1%。钢铁等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而且，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已对部分地区的土壤、水源、空气等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保危机，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许多人看来，要实现GDP翻番并不难。问题和挑战在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不可持续。新的要求是，要通过转型创造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没有“水分”的GDP。这一条说了多年，可见实施的难度。时至今日，不“转型”可能就迈不过这个坎。 二是劳动生产率倍增是居民收入倍增的前提。首次提出的人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更为刚性，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感到这个指标的压力。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标志着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到了国际公认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警戒线。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十八大提出了“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新的要求是，首先要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遏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从人均GDP的数值看，我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仅为12%—15%，远低于日韩的40%—50%，与沦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类似。因此，收入倍增的主体应该是中低收入人群，要使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增长大大高于高收入阶层，使收入分配结构由宝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要实现这些目标和要求，企业首当其冲，面临职工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有三个关键要素，即人口、资本、生产率。按上所述，目前我国劳动力扩张和成本低廉的态势已出现反转，资本积累虽还有空间，但从科学发展角度看，重点应该在于提高生产率。要通过大力调整结构，关停过剩产能，将资源输入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通过技术管理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提供增值服务，用同样的投入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只有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超过成本的增速，才有可能跨越陷阱，走上持续发展的新路。
收入倍增为我们带来挑战，但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职工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可以引发需求结构调整，促进生产结构调整，为我们带来机遇。洞察和抓住机遇，在双倍增中拓展市场空间，通过创新驱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摆在企业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全球化竞争的新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次艰难而又曲折的再平衡过程，全球经济结构、贸易体系、治理方式、分工格局、利益关系都将发生深刻调整，全球化竞争正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一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正在引发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了实体经济对国家竞争力和就业的重要性，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2009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包括《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措施，以重振美国制造业。其中，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最近几年，尽管美国经济困难，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且屡创新高。2011年政府研发投入已达到148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积极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革命，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海外企业回归。美国近年来大力推广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制造、3D打印等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率先策动制造业革命，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幅增加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产量，提高能源自给率，降低国内能源成本和制造业成本；并通过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对回归美国的企业减免税和提供补贴、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的税务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美国企业回归本土。总之，美国“再工业化”的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低成本、广就业的新型制造业，重塑美国竞争优势，抢占全球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二是要做好应对新格局、新挑战的准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持续推进，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以欧美国家消费拉动、以新兴国家生产制造的全球分工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将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形成直接碰撞。美国必将利用其全球技术领先者的地位“先发制人”。近年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受理的“337调查”数量快速增长。2011年涉及中国企业的数量已达到16件，占到当年全球数量的23.1%。中国数十家企业被迫应诉，否则将被禁止出口到美国，彻底丧失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资格。华为、中兴等甚至被美国国会调查是否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正在悄然进行全球分工体系调整，以抢占未来竞争先机，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于中美等国企业将在高端制造等诸多领域开展竞争的新格局，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以管理创新应对新挑战
（一）树立互联网时代新观念，挖掘数据信息商业价值
近年来，继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之后，大数据正在成为新一波信息化浪潮中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认定，大数据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会、新财富，价值堪比石油。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大数据是下一代创新、竞争、生产力提高的前沿。如果充分利用大数据，零售业的营业利润将提高60%以上，制造业可以节省一半的成本。
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可以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可量化的分析工具，使决策行为更为科学和理性。更为关键的是，数据可以产生商业价值。通过海量数据分析精准地了解客户需求，为个性化的定制和服务提供依据，从而开拓业务范围和潜在市场，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数据正在成为比土地、资本、劳动力更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谁拥有大数据谁就拥有商业的未来。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一个洞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世界观。一旦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够被巧妙的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可以产生基于数据的智慧经济，进入智慧时代。
（二）打破企业组织边界，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
随着技术创新的日益复杂、创新速度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企业的组织边界被打破，创新已突破传统的线性链条和封闭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的特征，并逐步演变为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新模式，过去“研发”被看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今天封闭创新是企业缺乏竞争力的表现，“研发”可以“外包”，甚至“众包”，许多跨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打破领域、区域和国别的界限，构建起庞大的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协同创新”的概念。强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和有效配合，通过“合作”提升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这种提法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创新的主要形式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来源主要是靠引进。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在高端领域实现创新正在逐步转向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不等于企业独自创新，而是要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是开放创新的重要形式。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推进产学研结合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创新链和产业链断裂仍然严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广泛存在，制约了整体技术能力的提升。在包括政产学研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中，企业为主体关键是企业为主动，主动寻求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等外部创新组织的技术合作，从而建立起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市场机制。要认清当今企业最重要的竞争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技术核心能力了，而是整个业务链、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主导能力，是发言权、定价权和掌控权。过去我们讲企业管理主要是练内功，把注意力放在企业内部管理，在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的新时代，需要企业具备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力量进行创新和运作的能力，企业管理由重视内部管理向重视内部和协调外部并重的方向发展。
（三）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在双倍增计划中有效开拓市场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向服务经济转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经占到75%以上。发达国家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一条成功路径，就是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美国与制造相关的服务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达到58%，日本为15%，而中国仅为2%。差距也就是机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在规模、产业纵深以及客户需求复杂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向服务转型的可能和广阔空间。如果能够通过创新，积极进行服务业务的拓展，对制造业摆脱低附加值加工者的角色，找到高附加值业务，实现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服务经济所指的“业务”从根本上讲是通过服务能带来“增值”的业务。不能带来增值的比如售后服务，是企业兑现产品功能的组成部分，企业应为此增加成本，而不可能给企业提供额外收益。因此将强化售后服务作为发展服务业的途径存在认识误区。在服务经济、体验经济时代，服务已发展成为企业重要的增值领域。服务与产品之间不再是互补关系，而是平行关系，是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而且，服务经济与产品经济有着不同的经济规律和管理规律。产品经济讲规模效益，而服务经济既讲规模，更讲范围；产品经济时代，供应链是企业赚钱的法宝之一，而在服务经济时代，需求链才是赚钱的关键。传统的管理科学是基于产品经济发展起来的。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管理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管理学界未来十年重点研究的热点之一。
企业如何依托原有产业向服务经济转型呢？不同企业有不同路径。其中最有效的一条途径：从需求出发，在客户的价值链和价值网络中，寻找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缝隙”，开拓能带来增值的服务业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或为客户创造更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服务价值。比如，有的企业从核心产品或技术出发，为客户提供集成服务和解决方案服务。有人测算，在工业领域围绕产品进行系统集成服务，可以将整个合同价值提升至少3—5倍。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人是转型的主要力量。经济要转型，产业要升级，服务要增值，关键在人。在于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对职工提高技术、获取经验的投入），创新人力资源的管理。当前，企业“两高”即高端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发展。
从高端科技人才队伍来看。虽然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培养的大量工科博士生只有20%左右进入企业，而在国外，大部分工科博士都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1.26%，而美国达到6.02%，日本为4.95%。如果企业高端科技人才瓶颈问题不解决，企业的竞争力将长期停留在低级阶段，在国际竞争中将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如何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端科技人才队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能否从技术“追赶者”变成“超越者”、甚至是“领跑者”的关键。
从高技能人才队伍来看。技术工人是生产制造过程和工艺技术创新过程的双重主体，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从“世界制造”转为“世界创造”，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并逐步实现技工时代向高技工时代的过渡。虽然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突破1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2600多万人，占比为26.3%，但仍然低于发达国家35%的水平。目前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中有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近年来企业为了应对劳动成本压力，吸收了大量的劳务派遣工，仅央企就达五、六百万，约占职工队伍1/3。流动性大、培训不到位、权益无保障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这支队伍的素质，影响着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工艺技术水平。
（五）积极开展国际“对标”和“走出去”，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检验我们的企业强不强，是不是世界一流，除了“对标”外，还必须走出去，在强手如林、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接受检验。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的10年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2001亿美元，是前20年的10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2年底，我国企业一共在17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对外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央企走出国门，不仅仅可以获得油气等资源以弥补我国长期供不应求的短板，使得经济持续发展；还可以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汲取先进的经营理念，以开放促改革创新。从这种意义上讲，“走出去”也是国企走向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作者系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