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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销瓷”是一种专供外销的商品瓷，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外销瓷”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古代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海上陶瓷之路”和“外销瓷”发展脉络，并结合清代历史背景，研究清代“外销瓷”中隐含的文化交流信息，总结“外销瓷”在清代对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外销瓷；“海上陶瓷之路”；文化交流
中国瓷器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6世纪就已成功烧造出原始瓷，宋元以后瓷器制造进入繁荣阶段。随着国内制瓷业和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外销瓷”作为一种专供出口的商品瓷，开始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各地，为中国瓷器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外销瓷”不仅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仍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
1 “海上陶瓷之路”发展概说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活动其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经过几代商贾开拓，逐渐形成一条出长安至玉门，经天山南北两路，跨越葱岭，直抵地中海东部的陆路商道，史称“丝绸之路”。“外销瓷”作为一种专供出口的商品瓷，早期贸易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主要使用马车和驼队进行运输，商品瓷运输数量有限且多有损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陶瓷贸易的发展规模。随着国外市场对中国瓷器认可度的提高，“絲绸之路”的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贸易需求，一条“海上陶瓷之路”得以发展起来。
“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于唐代，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运送陶瓷的商船由明州（今宁波）出港后，由广州中转，经波斯湾抵达阿拉伯诸国。晚唐、五代至宋初“海上陶瓷之路”进一步拓展，开辟出东亚及东南亚四条海上线路，骨干航线基本形成。后经宋、元至明初，“海上陶瓷之路”规模逐渐扩大，开辟出两条印度洋航线。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曾对“外销瓷”航运情况进行过如下记述：“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广隙地也”，贸易规模可见一斑。[1]随着陶瓷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清代“海上陶瓷之路”延伸至西欧诸国，最终形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巨大商路网络，“外销瓷”贸易发展至鼎盛时期。随着“海上陶瓷之路”航线的拓展，中国瓷器逐渐成为欧亚诸国贵族阶层竞相追捧的至宝，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被奉为“白色黄金”。
2 清代制瓷业与“外销瓷”贸易的繁荣
清代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突破了以往传统的亚非格局，转而发展中欧关系，与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交往成为清政府外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清康熙年间“废除匠籍”，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手工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一度消沉的制瓷业得以重振。清代陶瓷产地众多，政府借鉴明代“中官督陶”的方法对制瓷业进行管理，官窑和民窑共存共荣，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的局面。与此同时，制瓷工艺也得到很大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制胚阶段瓷胎中增加了高岭土的用量，使瓷器达到了硬质瓷的标准；另一方面，各地窑厂对窑具和窑炉进行改革，烧成温度、气孔率、吸水率等工艺都更加精进。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国内制瓷业逐渐发展出订制业务，即“订烧瓷”。订烧瓷主要按照客户提供的版式和图样进行烧制，多为粉彩或珐琅彩瓷器，在造型和纹饰设计上更加符合欧洲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次年清朝开放广州、福建等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均有出海门户，福建、浙江沿海也是‘江海风清，梯队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山东、河北、辽宁港口‘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2]与此同时，“海上陶瓷之路”欧洲航线的开辟，拓宽了中国商品瓷外销市场的范围，这一时期中国瓷器输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外交活动赠与其他国家；另一种则是商品瓷的外销活动。清代国内经济的繁荣吸引了西方投资者的眼光，大批外国商人纷至沓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欧洲诸国开始积极寻求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发展陶瓷贸易。此后，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也相继设立贸易站，“外销瓷”贸易进入“全盛时期”。
3 清代“外销瓷”的艺术特质
通过拓展“海上陶瓷之路”，在进一步巩固原有亚非市场的基础上，清代陶瓷外销的重心开始转向新兴的欧洲商品瓷市场。针对欧洲市场的需求，国内制瓷业积极进行革新，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等工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时，“外销瓷”也通过借鉴西方造型语言，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具有浓厚中国内涵，又富于异域审美情趣的艺术特质。
这一时期，“外销瓷”在器型、纹样等方面的设计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以本土文化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产品输入国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标准为原则。明清之前，“外销瓷”多为生活用瓷，推崇瓷器的实用性，如元代“至正型”青花瓷主要销往中东和西亚一带，器型多为大盘、大碟，主要是为满足西亚地区“大盘盛饭，手抓而食”的生活习惯。清代“外销瓷”除实用功能外更重视装饰性，纹样上采用西洋装饰图案，引入山楂花、郁金香、勿忘我、孔雀纹等动植物纹样。并开始创作反映西方题材的作品；人物创作上常见西洋人物、圣母、天使等形象。器型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瓶、盘、壶等陈设器型，烧制出西餐用具及西式生活用品，如茶具、咖啡具、酒具等。清代“外销瓷”为适应世界市场需求不断革新，瓷器不再仅是满足西方贵族猎奇心理的奢侈品，而作为一种必需品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艺术一贯追求“师法自然”，崇尚飘逸灵动、澄澈洗练的艺术情趣。受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瓷器在设计上往往追求古朴雅致、清新自然的格调，呈现出釉色洁白、色彩素雅、纹饰典雅的特色。区别于中国注重“写意”、追求“传神”的传统美学追求，西方艺术强调“写实”、崇尚“再现”。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西方画家都曾供职于清宫画院，将西方绘画的构图方式和造型手段引入中国。受其影响，制瓷工匠打破传统开始将焦点透视的方法运用于瓷器的纹饰设计之中，并通过探讨明暗关系增强画面的纵深感。受西方“色彩塑形”理念的影响，脱胎于法国铜胎画珐琅技法之上的清代瓷胎画珐琅，施彩浓艳且色彩绚丽，“课子图是乾隆时期珐琅器的流行画题，人物讲究解剖结构及比例，绘制采用西洋技法，……人物生动传神，画法细腻，色泽华丽，以色塑形，线条的痕迹不显，具有很浓厚的欧洲画风格”。[3]而粉彩瓷也借鉴了西方油画、水粉画技巧，通过创造透视效果塑造画面的立体感，在人物设计上突破了传统中国画仅衣物设色的方法，人物面部也施以色彩强调五官的凹凸感。清代瓷器创作在技巧上开始采用写实的西方绘画手法，《陶雅》一书中曾记载：“画笔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绘人物面目，其精细者，用写照法，以淡红笔描面部凸凹，恍如传神阿睹者”，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质。 4 清代“外销瓷”的文化传播功用
清代制瓷业大胆引进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这种吸收与借鉴不单单只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延伸至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各地窑厂通过引进世界先进烧制技术，并将欧洲“回青料”运用到着色环节，从而烧造出质地更为细腻、色彩更加绚丽的精品瓷器。此外，通过学习西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和色彩塑形技巧，在原有绘制技法的基础上营造出画面的透视效果，增强了空间的纵深感和人物的立体感。清代制瓷业大胆引入西方烧造技艺，但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并非简单的奉行“拿来主义”，而是通过主动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既适应本国传统文艺观念又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新型产品。在遵循中国瓷器设计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中国瓷器的文化适应性，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得以保存，又迎合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审美情趣和生活需求。商品瓷的器型和纹样设计上的创新和改良，使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既能够反映中国精神特质，不失中国意趣又富于西洋风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
随着“外销瓷”的热销，中国文化通过瓷器这一载体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曾这样评价中国瓷器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通过陶瓷器，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交流史，……通过陶瓷器考察文化交流情况，最好的线索是中国的陶瓷器。没有任何国家的陶瓷像中国陶瓷那样历史悠久，风格多样，而且珍品众多，给予世界各地的陶瓷器以那么大的影响”。[4]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道德追求和审美旨趣以“外销瓷”为载体销往各地，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欧洲日常生活。清代“外销瓷”在图案内容上包含大量如“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元素，纹样设计中遵循均匀、对称、统一的传统设计理念，体现着中国文化“中和为美”境界的追求，人们在欣赏和使用瓷器的同时通过解读其中的图像信息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将其自身特质与销售市场需求相结合，逐渐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
5 结语
中国瓷器釉质细腻、色彩绮丽，以其独特的东方韵味征服了世界。“外销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中外交通史和对外贸易史的重要篇章。清代作为中国外销商品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积极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分，逐渐发展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具有异质文化元素和鲜明特征的瓷器品种。
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的国力竞争不再仅限于经济、国防等传统领域，文化实力已发展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国际贸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贸易不仅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更世界范围内发挥沟通各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产品”，通过发展文化项目促进传统文化的新生；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商品的产业化经营和商业化运作，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通过文化贸易增强本国文化话语权，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笔者相信，总结清代“外销瓷”贸易的成功经验将对现阶段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起到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熊翠燕.中国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南方文物，2008（1）.
[2] 詹嘉.明清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J].中国陶瓷，2002（6）.
[3] 耿东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景德镇外销瓷的欧洲艺术风格[J].收藏家，2005（10）.
[4] 李书琴，胡光华.关于中国外销陶瓷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J].中国瓷器工业，2004（6）.
[5] 出光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编.长谷部乐尔：通过陶瓷器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陶瓷之路——中国、日本、中东、欧洲之间的陶瓷交流[M].1989.
作者简介：王雯雯（1987—），女，山东济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外销瓷；“海上陶瓷之路”；文化交流
中国瓷器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6世纪就已成功烧造出原始瓷，宋元以后瓷器制造进入繁荣阶段。随着国内制瓷业和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外销瓷”作为一种专供出口的商品瓷，开始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各地，为中国瓷器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外销瓷”不仅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仍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
1 “海上陶瓷之路”发展概说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活动其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经过几代商贾开拓，逐渐形成一条出长安至玉门，经天山南北两路，跨越葱岭，直抵地中海东部的陆路商道，史称“丝绸之路”。“外销瓷”作为一种专供出口的商品瓷，早期贸易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主要使用马车和驼队进行运输，商品瓷运输数量有限且多有损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陶瓷贸易的发展规模。随着国外市场对中国瓷器认可度的提高，“絲绸之路”的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贸易需求，一条“海上陶瓷之路”得以发展起来。
“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于唐代，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运送陶瓷的商船由明州（今宁波）出港后，由广州中转，经波斯湾抵达阿拉伯诸国。晚唐、五代至宋初“海上陶瓷之路”进一步拓展，开辟出东亚及东南亚四条海上线路，骨干航线基本形成。后经宋、元至明初，“海上陶瓷之路”规模逐渐扩大，开辟出两条印度洋航线。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曾对“外销瓷”航运情况进行过如下记述：“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广隙地也”，贸易规模可见一斑。[1]随着陶瓷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清代“海上陶瓷之路”延伸至西欧诸国，最终形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巨大商路网络，“外销瓷”贸易发展至鼎盛时期。随着“海上陶瓷之路”航线的拓展，中国瓷器逐渐成为欧亚诸国贵族阶层竞相追捧的至宝，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被奉为“白色黄金”。
2 清代制瓷业与“外销瓷”贸易的繁荣
清代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突破了以往传统的亚非格局，转而发展中欧关系，与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交往成为清政府外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清康熙年间“废除匠籍”，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手工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一度消沉的制瓷业得以重振。清代陶瓷产地众多，政府借鉴明代“中官督陶”的方法对制瓷业进行管理，官窑和民窑共存共荣，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的局面。与此同时，制瓷工艺也得到很大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制胚阶段瓷胎中增加了高岭土的用量，使瓷器达到了硬质瓷的标准；另一方面，各地窑厂对窑具和窑炉进行改革，烧成温度、气孔率、吸水率等工艺都更加精进。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国内制瓷业逐渐发展出订制业务，即“订烧瓷”。订烧瓷主要按照客户提供的版式和图样进行烧制，多为粉彩或珐琅彩瓷器，在造型和纹饰设计上更加符合欧洲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次年清朝开放广州、福建等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均有出海门户，福建、浙江沿海也是‘江海风清，梯队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山东、河北、辽宁港口‘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2]与此同时，“海上陶瓷之路”欧洲航线的开辟，拓宽了中国商品瓷外销市场的范围，这一时期中国瓷器输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外交活动赠与其他国家；另一种则是商品瓷的外销活动。清代国内经济的繁荣吸引了西方投资者的眼光，大批外国商人纷至沓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欧洲诸国开始积极寻求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发展陶瓷贸易。此后，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也相继设立贸易站，“外销瓷”贸易进入“全盛时期”。
3 清代“外销瓷”的艺术特质
通过拓展“海上陶瓷之路”，在进一步巩固原有亚非市场的基础上，清代陶瓷外销的重心开始转向新兴的欧洲商品瓷市场。针对欧洲市场的需求，国内制瓷业积极进行革新，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等工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时，“外销瓷”也通过借鉴西方造型语言，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具有浓厚中国内涵，又富于异域审美情趣的艺术特质。
这一时期，“外销瓷”在器型、纹样等方面的设计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以本土文化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产品输入国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标准为原则。明清之前，“外销瓷”多为生活用瓷，推崇瓷器的实用性，如元代“至正型”青花瓷主要销往中东和西亚一带，器型多为大盘、大碟，主要是为满足西亚地区“大盘盛饭，手抓而食”的生活习惯。清代“外销瓷”除实用功能外更重视装饰性，纹样上采用西洋装饰图案，引入山楂花、郁金香、勿忘我、孔雀纹等动植物纹样。并开始创作反映西方题材的作品；人物创作上常见西洋人物、圣母、天使等形象。器型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瓶、盘、壶等陈设器型，烧制出西餐用具及西式生活用品，如茶具、咖啡具、酒具等。清代“外销瓷”为适应世界市场需求不断革新，瓷器不再仅是满足西方贵族猎奇心理的奢侈品，而作为一种必需品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艺术一贯追求“师法自然”，崇尚飘逸灵动、澄澈洗练的艺术情趣。受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瓷器在设计上往往追求古朴雅致、清新自然的格调，呈现出釉色洁白、色彩素雅、纹饰典雅的特色。区别于中国注重“写意”、追求“传神”的传统美学追求，西方艺术强调“写实”、崇尚“再现”。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西方画家都曾供职于清宫画院，将西方绘画的构图方式和造型手段引入中国。受其影响，制瓷工匠打破传统开始将焦点透视的方法运用于瓷器的纹饰设计之中，并通过探讨明暗关系增强画面的纵深感。受西方“色彩塑形”理念的影响，脱胎于法国铜胎画珐琅技法之上的清代瓷胎画珐琅，施彩浓艳且色彩绚丽，“课子图是乾隆时期珐琅器的流行画题，人物讲究解剖结构及比例，绘制采用西洋技法，……人物生动传神，画法细腻，色泽华丽，以色塑形，线条的痕迹不显，具有很浓厚的欧洲画风格”。[3]而粉彩瓷也借鉴了西方油画、水粉画技巧，通过创造透视效果塑造画面的立体感，在人物设计上突破了传统中国画仅衣物设色的方法，人物面部也施以色彩强调五官的凹凸感。清代瓷器创作在技巧上开始采用写实的西方绘画手法，《陶雅》一书中曾记载：“画笔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绘人物面目，其精细者，用写照法，以淡红笔描面部凸凹，恍如传神阿睹者”，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质。 4 清代“外销瓷”的文化传播功用
清代制瓷业大胆引进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这种吸收与借鉴不单单只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延伸至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各地窑厂通过引进世界先进烧制技术，并将欧洲“回青料”运用到着色环节，从而烧造出质地更为细腻、色彩更加绚丽的精品瓷器。此外，通过学习西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和色彩塑形技巧，在原有绘制技法的基础上营造出画面的透视效果，增强了空间的纵深感和人物的立体感。清代制瓷业大胆引入西方烧造技艺，但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并非简单的奉行“拿来主义”，而是通过主动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既适应本国传统文艺观念又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新型产品。在遵循中国瓷器设计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中国瓷器的文化适应性，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得以保存，又迎合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审美情趣和生活需求。商品瓷的器型和纹样设计上的创新和改良，使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既能够反映中国精神特质，不失中国意趣又富于西洋风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
随着“外销瓷”的热销，中国文化通过瓷器这一载体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曾这样评价中国瓷器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通过陶瓷器，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交流史，……通过陶瓷器考察文化交流情况，最好的线索是中国的陶瓷器。没有任何国家的陶瓷像中国陶瓷那样历史悠久，风格多样，而且珍品众多，给予世界各地的陶瓷器以那么大的影响”。[4]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道德追求和审美旨趣以“外销瓷”为载体销往各地，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欧洲日常生活。清代“外销瓷”在图案内容上包含大量如“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元素，纹样设计中遵循均匀、对称、统一的传统设计理念，体现着中国文化“中和为美”境界的追求，人们在欣赏和使用瓷器的同时通过解读其中的图像信息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将其自身特质与销售市场需求相结合，逐渐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
5 结语
中国瓷器釉质细腻、色彩绮丽，以其独特的东方韵味征服了世界。“外销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中外交通史和对外贸易史的重要篇章。清代作为中国外销商品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积极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分，逐渐发展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具有异质文化元素和鲜明特征的瓷器品种。
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的国力竞争不再仅限于经济、国防等传统领域，文化实力已发展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国际贸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贸易不仅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更世界范围内发挥沟通各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产品”，通过发展文化项目促进传统文化的新生；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商品的产业化经营和商业化运作，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通过文化贸易增强本国文化话语权，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笔者相信，总结清代“外销瓷”贸易的成功经验将对现阶段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起到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熊翠燕.中国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南方文物，2008（1）.
[2] 詹嘉.明清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J].中国陶瓷，2002（6）.
[3] 耿东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景德镇外销瓷的欧洲艺术风格[J].收藏家，2005（10）.
[4] 李书琴，胡光华.关于中国外销陶瓷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J].中国瓷器工业，2004（6）.
[5] 出光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编.长谷部乐尔：通过陶瓷器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陶瓷之路——中国、日本、中东、欧洲之间的陶瓷交流[M].1989.
作者简介：王雯雯（1987—），女，山东济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