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理查德·费曼(1918—1988)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不仅在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而且生性活泼幽默、兴趣广泛，甚至曾在二战期间的美国原子弹研究基地洛斯·阿拉莫斯大撬高度机密的保险柜，赢得“撬锁行家”的“美名”。费曼的两本自传Surely You're Joking，Mr．Feynman(中译《别闹了．费曼先生》)和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中译《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均为畅销书，下文选自后者。从这位“科学顽童”的儿时回忆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大师的奥秘所在。
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对母亲说，“要是个男孩，那他就要成为科学家。”当我还坐在婴孩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艺儿。我父亲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那儿加个蓝的，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脑袋比窗户还宽呢!”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都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来。 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孩子的父亲们工作日都在纽约于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觉得这着实不错，便纷纷敦促丈夫们也学着做。可是这些丈夫们不理她们，她们便来央求我亲带他们的小孩去玩。我父亲没答应，因为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系，不想让别人夹杂进来。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做事去。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鸟呀!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爸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兴趣盎然的讨论。这在一生中一直都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上瘾了——就像一个人在孩童时尝到什么甜头，就一直念念不忘。我就像个小孩，一直在寻找某种奇妙的感受。尽管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却也时不时地能做到。
在那时，比我大3岁的表哥正在上中学。他对代数头痛之极，所以请了一个补习教师。当补习教师在给他上课时，我被允许坐在一边，我会听到表哥在念叨X。
我问表哥：“你在干什么?”
“我在求x的解，比如，在2x+7=15的方程里边……” 我说，“你指的是4。” “是。不过你用的是算术法，可该用的是代数法。” 我学过代数，不过并非通过学校的教育，而是读了我阿姨家阁楼上的一本旧教科书。我弄懂了代数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找出x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对我来说，“算术法”和“代数法”是没什么区别的。“代数法”仅仅是一连串的步骤，你可以不加理解地教条式地盲从：“从方程的两边都减去7；然后两边都除以x前边的因数。”这些步骤可以引导你得到答案，即使你对所做的根本没有任何理解，这些步骤的发明是为了让所有的学生都能通过考试而已。
我们地区的图书馆有一套数学丛书。第一本叫《实用算术学》，还有《实用代数学》、《实用三角学》。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图书馆进了《实用微积分学》。那时我已经从《大百科全书》上得知微积分学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该学会它。
当我在书架上看到那本《实用微积分学》时，我大为兴奋。可当我在借书的时候，图书管理员瞧了瞧我，说，“你这小家伙，借这书干啥?”
我觉得别扭，于是说了慌。我说是为我父亲借的。这次是我一生中为数极少的几次撒谎的场合之一。
我回家开始用它学微积分。对我来说，它似乎很简单明了。我父亲也开始读它，却弄得糊里糊涂。于是我开始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智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有点失望。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学得比他多了。
除了物理，我父亲还教了我另一样东西——也不知是对是错——那就是对某些东西的毫不尊重、毫不遵守。有一次，我还很小，坐在他腿上读新出的凹版印刷的《纽约时报》，看见一幅画，上边是一群教徒在向教皇叩首。我父亲说，“瞧这些人，都对另一个人叩首。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人是教皇。”——他痛恨教皇。他说“他只不过戴着一顶教皇的皇冠罢了”(要是一个将军，我爸会说是“他的肩章罢了”——反正是穿戴着的外在的东西)。接着，他说，“这教皇也是个人，他有着所有人共同的优缺点，也要吃喝拉撒，也是一个人罢了。”顺便提一句，我父亲是做制服的商人，所以他知道一个人不论是穿着衣服脱去它，底下还是同样的人。
我想他对我的成绩是挺满意的。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他说，“现在你在物理方面懂得多了，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问他那是什么问题。
他说，“当原子从一个状态跃迁到另一个状态时，它会发散出一个叫光子的粒子。”
“对，”我说。
“那么，光子是预先就包含在原子之中的喽?”他问。
“不，光子并没有预先存在。”
“那，”他问，“它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就钻出来了呢?”
我试图解释光子数是不守恒的，它们是由电子的运动而产生的。不过，我解释不清楚。我说，“比方说，我现在说话发出的声音，它并不预先就存在于我之中啊。”
父亲并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也始终未能教会他不懂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他没有成功：他送我上大学去寻找答案，可他却没能找到。
(摘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熊耀明荐)
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对母亲说，“要是个男孩，那他就要成为科学家。”当我还坐在婴孩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艺儿。我父亲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那儿加个蓝的，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脑袋比窗户还宽呢!”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都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来。 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孩子的父亲们工作日都在纽约于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觉得这着实不错，便纷纷敦促丈夫们也学着做。可是这些丈夫们不理她们，她们便来央求我亲带他们的小孩去玩。我父亲没答应，因为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系，不想让别人夹杂进来。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做事去。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鸟呀!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爸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兴趣盎然的讨论。这在一生中一直都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上瘾了——就像一个人在孩童时尝到什么甜头，就一直念念不忘。我就像个小孩，一直在寻找某种奇妙的感受。尽管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却也时不时地能做到。
在那时，比我大3岁的表哥正在上中学。他对代数头痛之极，所以请了一个补习教师。当补习教师在给他上课时，我被允许坐在一边，我会听到表哥在念叨X。
我问表哥：“你在干什么?”
“我在求x的解，比如，在2x+7=15的方程里边……” 我说，“你指的是4。” “是。不过你用的是算术法，可该用的是代数法。” 我学过代数，不过并非通过学校的教育，而是读了我阿姨家阁楼上的一本旧教科书。我弄懂了代数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找出x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对我来说，“算术法”和“代数法”是没什么区别的。“代数法”仅仅是一连串的步骤，你可以不加理解地教条式地盲从：“从方程的两边都减去7；然后两边都除以x前边的因数。”这些步骤可以引导你得到答案，即使你对所做的根本没有任何理解，这些步骤的发明是为了让所有的学生都能通过考试而已。
我们地区的图书馆有一套数学丛书。第一本叫《实用算术学》，还有《实用代数学》、《实用三角学》。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图书馆进了《实用微积分学》。那时我已经从《大百科全书》上得知微积分学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该学会它。
当我在书架上看到那本《实用微积分学》时，我大为兴奋。可当我在借书的时候，图书管理员瞧了瞧我，说，“你这小家伙，借这书干啥?”
我觉得别扭，于是说了慌。我说是为我父亲借的。这次是我一生中为数极少的几次撒谎的场合之一。
我回家开始用它学微积分。对我来说，它似乎很简单明了。我父亲也开始读它，却弄得糊里糊涂。于是我开始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智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有点失望。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学得比他多了。
除了物理，我父亲还教了我另一样东西——也不知是对是错——那就是对某些东西的毫不尊重、毫不遵守。有一次，我还很小，坐在他腿上读新出的凹版印刷的《纽约时报》，看见一幅画，上边是一群教徒在向教皇叩首。我父亲说，“瞧这些人，都对另一个人叩首。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人是教皇。”——他痛恨教皇。他说“他只不过戴着一顶教皇的皇冠罢了”(要是一个将军，我爸会说是“他的肩章罢了”——反正是穿戴着的外在的东西)。接着，他说，“这教皇也是个人，他有着所有人共同的优缺点，也要吃喝拉撒，也是一个人罢了。”顺便提一句，我父亲是做制服的商人，所以他知道一个人不论是穿着衣服脱去它，底下还是同样的人。
我想他对我的成绩是挺满意的。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他说，“现在你在物理方面懂得多了，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问他那是什么问题。
他说，“当原子从一个状态跃迁到另一个状态时，它会发散出一个叫光子的粒子。”
“对，”我说。
“那么，光子是预先就包含在原子之中的喽?”他问。
“不，光子并没有预先存在。”
“那，”他问，“它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就钻出来了呢?”
我试图解释光子数是不守恒的，它们是由电子的运动而产生的。不过，我解释不清楚。我说，“比方说，我现在说话发出的声音，它并不预先就存在于我之中啊。”
父亲并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也始终未能教会他不懂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他没有成功：他送我上大学去寻找答案，可他却没能找到。
(摘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熊耀明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