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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我国东北公安部门一举破获了一起美国间谍案。两年后的195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分别判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间谍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美国政界震惊。当时，尚无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围绕这起间谍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外交博弈。
美国间谍落网长白山
1952年8月下旬，国家公安部电告东北公安部，长白山区侦听到可疑的电台发报信号，要求迅即查明是否敌台。由于长白山地区幅员辽阔、山深林密，以当时的技术手段，难以查明敌潜伏电台的确切位置。
东北公安部决定除了出动警力排查，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广泛收集敌情。9月，东北公安部收到吉林省公安厅的报告，地处长白山区的安图县公安局反映：有人曾在老岭两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还有人在老岭密林中发现了印有外文商标的空罐头盒：几个进老岭挖参的山民曾遇到5个身穿志愿军军装的男子向他们购买米、面和烟草。这些迹象表明，长白山区已有潜伏的敌特。
一场“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斗争，在长白山区迅速展开。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组织指挥东北公安部队和民兵，以老岭为重点，进山设卡搜索。他提出的策略是：打草惊蛇，驱蛇出洞。这一措施很快见效：9月27日，一个身着志愿军军装的人带着一支手枪，主动走进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他供称，他是9月21日凌晨，由美国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向安图县老岭地区空投的一个特务。他化装成志愿军，不料刚一下山，等待他的就是步步关卡，层层盘问。他日日胆战心惊，犹如坠入天罗地网，惶惶不可终日，走投无路之后只得投案自首。
该特务名叫李军英，是美国空投在长白山区的间谍，化名“卜经武”，代号“5774”。李军英曾当过国民党军副团长，曾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在齐齐哈尔解放军官学校受训后，被安置到本溪钢铁公司当食堂管理員，后逃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叫“自由中国运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美国中情局的直接策划下，利用所谓“第三势力”组成的，专门网罗一些从大陆亡命到港澳等地的国民党人员，进行间谍专业训练，然后派遣到中朝边境的长白山地区执行特务行动。
1952年7月14日，美国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派飞机将“文世杰（队长张载文的化名）队”5名间谍空投到安图县老岭山区：9月2日，又将“沈衡年（队长栾衡山的化名）队”5名间谍空投到靖宇县北龙湾山区。“文队”和“沈队”的10名间谍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靠电台与美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联络，企图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游击基地”，刺探和收集情报，伺机破坏，同时还建立空投场，继续接应美国间谍飞机空投。
李军英还供认，同年8月中旬，约翰·唐奈等美国间谍人员乘飞机曾到该地空投粮食和物资补给“文队”。李军英此行的任务，就是以视察员身份检查“文队”建立“游击基地”的情况，然后再返回日本向美间谍机关汇报。返回日本的途径有3条：一是走“空路”，即“空取”，使用空取器从地面将其牵引到飞机上，直接飞回日本：二是走“武路”，从海上返回日本：三是走“荣路”，转道香港返回日本。
谭友林听了李军英的交代的情况后，指出：“对李军英的口供要反复核实，做到心中有数。迅速组织精明强干的搜捕分队，按李军英供出的营地，隐蔽歼敌，先打掉‘沈队’，再歼灭‘文队’。力求活捉，留作我用。”
接着，成立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研究制定出3条措施：一是沿老岭边缘高地设对空监视哨，严密监视空情：二是组织部队、民兵加强巡逻，封锁出入山小道，阻止敌特潜入城镇：三是派出公安部队的小分队，隐蔽接近敌巢，搜寻敌踪。公安部队、民兵组织迅即进入渺无人烟的茫茫林海雪原，部署兵力，封锁隘口，分别于10月3日和10月21日，先后将“沈队”“文队”围歼，有两名敌特在顽抗中被当场击毙，“沈队”队长栾衡山、“文队”队长张载文等剩余8名敌特悉数落网。
经逐个突击审讯，其他敌特俘虏的供词与李军英交代的情况基本吻合。张载文还供认，与美间谍机关电台联络后必须7日内复电，当时距离上一次电台联络已过6天，离回复只剩最后1天时间。谭友林与反特联合指挥部成员研究后决定，以假乱真，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李军英、张载文这两个关键敌特以及“文队”的电台，抓住美谍机关要李军英返回日本汇报这一契机，诱美谍机关派飞机前来“空取”李军英，乘机伏击敌间谍飞机。
这一方案由东北公安部报经国家公安部同意，由反特联合指挥部组织实施。在公安部门的严密控制下，“文队”间谍牛松林以队长张载文名义用电台与驻日本的美谍机关联络，并多次拍发了假情报。美谍机关不但没有发现破绽，反而对“文队”的“成绩”大加赞赏，同时敦促李军英尽快返回日本汇报。牛松林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回复：“广东边境防范严密，‘荣路’走不通，李现已在‘文队’。”美谍机关很快回复，要求“文队”尽快选择空取场，并指示不日将派飞机空取李军英。据此，反特联合指挥部研究确定了伏击美间谍飞机的地点，然后让牛松林电告“空取场已选定”，并传去坐标和方位。
只待敌机自投罗网了！谭友林异常兴奋地在反特联合指挥部宣布：“这次我要亲自组织指挥击落美国间谍飞机！”他率联合指挥部成员由二道沟移驻荒沟，并迅速调集公安、防空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星夜部署40多挺（门）新式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在空取场上空组成半网形火力网，只等美谍飞机到来。
1952年11月29日，长白山区已是银装素裹，我捕谍队伍埋伏在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静静等候着美机。当夜月光如洗，能见度极好。根据美谍机关的具体要求，雪地上架好了空取架，装好了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备好了待燃的3堆信号火堆。在公安人员的严密监控下，由李军英操纵的PPN2导航器很快收到美机的信号。22时45分许，只见一架美机飞临空取场上空，雪地上立即点燃了信号火堆，启亮了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光。
一架暗绿色的C-47美机在空取场上盘旋了一圈，用降落伞投下一个大包裹后飞走了。包裹里除各种物资外，还有一只黑皮包，内有两份命令，一份是：“文队功勋卓著，总部极为满意，给予奖励，即日起在东京的存款账户每人每月增加100美元。”另一份是：“空取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试飞路线和高度;第二次返回正式空取。望做好接应准备。” 谭友林决定，在美机第一次试飞时就坚决打击，以免贻误战机;如果不在最佳射击范围内，就等待美机第二次空取时再打。他要求各阵地，仔细检查备战情况，确保万无一失。
23时15分许，空取场上空又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美机盘旋了几圈后，由北向南俯冲而下。谭友林立即下令：“各部队注意，看准信号，准备射击！”但现场传来信息，美机是从伏击圈外左侧飞过，不是最佳射击角度。谭友林下令牢牢抓住美机第二次空取的机会，务必一举将美机击落。
20分钟后，美机又飞临空取场，投下照明弹，大地被映照得如白昼一般。飞机放慢速度，由北向南下降，在离空取场只有200米高度时，开始盘旋，放下空取器。谭友林果断下令：“开火！“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齐发，炮弹、子弹在月光的映照下拖曳着火花，呼啸着飞向空中。美机中弹多发，迅速坠落，摔到雪地上，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飞机燃起熊熊大火。
雪野上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响彻云霄。战士们忙着打扫战场，忽见从雪地里冒出两个高大身影，便大声喝道：“什么人？”但那两人并不搭理，闷头逃跑。几名战士猛扑上去，将其抓获，这才发现他们是身着美式空军服装的美国人。
这两个美国人何以能在飞机爆炸中死里逃生呢？原来美机坠落时一只机冀撞到了大树上，机身断成两段，他们被巨大的惯性力从裂缝中甩出，得以在飞机爆炸前捡回性命。
公安战士在打扫战场时，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手枪、卡宾枪、冲锋枪、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还有两名死亡的机组成员残骸。翌日晨，“文队”的电台收到美谍机关发来的急电：“飞机为何未回？速告。”署名“马丁上校”。根据反特联合指挥部的授意，电台回电：“飞机空取后，已按时返回。”次日，美谍机关又发来急电：“飞机为何仍未回？速查告。”电台又回电：“飞机空取后向东南方向飛去，我们将遵示即去寻找。”此后几经电报往返，电台又去电：“经连日寻找，未获结果，定将继续寻找。”这样复电，目的是拖下去，以观敌之动作，便于采取新的对策。
不几日，美谍机关来电：“以后发给汝等电报，不由马丁上校签署。”这意味着马丁上校因负责该次行动任务失败，损失一架飞机又搭上两个美国间谍而被撤职。
美国中情局不得不默认这次对华谍战以失败而终结，并编造了一段谎言：一架飞机在1952年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美国军方在海上和陆路进行了密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1953年12月4日，中情局宣布机组人员唐奈和费克图“推定死亡”，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并把这一情况写信向这两人的家属做了通报。此后，美谍机关中止了向中国长白山地区派遣特工的计划。
东北公安部门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行动胜利，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家公安部的表彰。周恩来总理称赞：“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办得好。”
中美之间的外交博弈
两个被俘的美国人起初都拒不承认自己间谍的身份，诡称自己是CAT（民用航空公司）人员，谎称此次飞行是去北韩领回一个失事的飞行员，仅仅是因为迷航进入了中国地域。当他们其中一人见到被俘的李军英和“文队”成员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明白了飞机被击落的原因，在李军英等人的指证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叫约翰·唐奈，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
约翰·唐奈，1951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短期专业培训后，被派到美中情局驻日本厚木基地的间谍机关，负责训练并向中国长白山区派遣间谍。“文队”的这5名特务都是他参与挑选和训练的，并亲自将他们空投到长白山地区。
另一个间谍叫理查德·费克图，1952年6月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加入美国中情局不久，就被派到厚木间谍机关，是一名“新手间谍”。这次他们前来空取李军英，唐奈负责操纵杆，费克图负责挂钩绞盘。在审讯中，还弄清了在美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飞行员诺曼·施瓦茨，一个是领航员罗伯特·斯诺迪。
唐奈和费克图在被俘后，在沈阳被关押了5个月，后被转移到位于北京的监狱。他们一直分开监禁，再次见面是两年后的1954年11月23日，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军事审判庭上。法庭最终裁定，唐奈为从事间谍活动的首犯，费克图为从犯。唐奈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20年徒刑。
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向世界。消息传到美国，引发了政界震惊。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一个抗议声明，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还辩称“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平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
接着，美国务院指令美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同时，美国又请英国出面斡旋。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中国外交部，声称“对中国判处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威胁“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立即回信予以驳斥：“我国政府判处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你来函所附美国政府文件，碍难接受，特予退还。”
此外，美国国防部、海军部、远东空军司令部也纷纷发声，一致否认曾派飞机进入中国领空。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
美国在“抗议”和威胁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后，又变换花招，想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对中国施压。他们将这起间谍案与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扯到一起，声称“扣留他们（唐奈和费克图）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1954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提出了回应美国无理要求的初步意见，周恩来审阅后指示：我国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国内政，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 从12月2日开始，美国与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美国据此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企图利用哈马舍尔德的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同时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借此缓解国内压力：如哈氏斡旋未果，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
于是，哈马舍尔德连发3封电报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希望能前往北京会晤，商谈被俘人员释放事宜。周恩来向乔冠华等口述对哈马舍尔德的回电内容：“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审判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到中国做坏事，反而帮助美国索回间谍？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丧失殆尽。几年来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看过乔冠华拟就的电报稿后，斟酌再三，压下没有立即发出。他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的主意，其目的自然是按美国的授意替美国说话，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要来中国，对中方而言，正可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揭露美国的反华恶行，阐明我国的立场、观点，还可以在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指示乔冠华再起草一个回复哈马舍尔德的电报，表达三层意思：第一，收到你要来中国的电报，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北京接待你。第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详见另电。第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另电”即对之前拟好的那份电文进一步修改完善，主要表达中国对美国间谍案的原则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此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代表。
哈马舍尔德收到电报的当天即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称已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其盟友说，我们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从次日下午开始，双方一共举行了4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决不能接受的。周恩来着重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还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幌子，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军”扯到一起。双方分歧很大，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间谍的家属来华探监，具体操作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去谈：并同意通过瑞典（哈马舍尔德系瑞典人）驻华使馆把美国间谍的生活照片转交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对此很满意，在一些问题处理上，中国给了他一个“面子”，也算不虚此行。
“乒乓外交”的受益者
无论中美在这起美国间谍案中的博弈如何激烈，间谍唐奈和费克图仍得按中国法庭的判决，开始其漫长的牢狱生活。监狱给他们安排的狱中活动主要是学习，有专人辅导他们学习中文和俄文，还安排他们阅渎一些政治读物及文学书籍。唐奈看了6遍《战争与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选集》等书籍。费克图阅读了狄更斯、哈代的作品。每个月还有指导员和他们谈心，并介绍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体育锻炼是他们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再就是按他们各自的兴趣爱好收听广播，阅读《纽约客》《体育画报》之类的期刊。他们并没有因为坐牢而与外界的一切信息隔绝，相反他们还获知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消息：如肯尼迪遇刺、肯塔基州城市暴乱以及越南战争等。出于人文关怀，中方还同意唐奈、费克图与其在美国的家属通信，允许其家属每月给他们寄一个包裹。唐奈、费克图的母亲都曾先后数次来华探监。
1958年的一天，唐奈、费克图与另外一批美国间谍被集中在一起。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但其中没有唐奈和费克图。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谈到了上述问题。周恩来说：“我们释放了11个所谓的美国战俘。为什么叫‘所谓战俘’呢？原因是他们不是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是乘坐侵犯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被打下后被俘的。这些侵华飞机是在中国领空被打下来的，我们不承认他们是战俘。所谓战俘问题到此就结束了。美机空投下来的特务唐奈和费克图，跟朝鲜战争毫无联系，他们完全是特务。”
“唐奈和费克图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俘的吗？”斯诺问，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也是想把这两个人与“所谓战俘”扯在一起。“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回应，“但他们不是军方派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的。艾伦·杜勒斯大概知道这件事，他可以提供详细情况，但他也许不愿意像我们这样详细地告诉你。”
其实，美国中情局从来没有忘却唐奈、费克图，曾设计了一个周密的突击计划，拟派海军陆战队到北京营救唐奈和费克图。但这一近乎疯狂的冒险计划，最终被美国政府叫停。
要求中国释放这两名间谍，始终是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当中美方的一个重要议题。从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华沙谈判共进行了136次会议，但这马拉松似的谈判并没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
直到1971年4月，“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探路”。他向中方提出释放两名美国间谍的要求。考虑到中美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处理的立场有所松动。
这样，唐奈、费克图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首批受益者。1971年12月9日，费克图被带到法庭，他被宣布即将获释。兴奋之余，费克图小心翼翼地询问唐奈是否也会被释放。法官说，唐奈的问题比较严重，不会马上释放，但还是给予唐奈以宽大处理，由无期徒刑改判为从即日起5年有期徒刑。之后，费克图坐火车前往广州，然后步行穿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一名英国军官给了他一支香烟和一瓶啤酒，他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后来，费克图转道菲律宾返回美国。
“唐奈案”在美国受到包括总统尼克松在内的关注，尼克松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唐奈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请求中方予以释放。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再次提及唐奈一事。1973年初，唐奈母亲严重中风。尼克松在公开场合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呼吁中国政府对唐奈给予宽大处理。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于1973年3月14日将唐奈提前释放，唐奈在服刑超过20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回到了美國。
1983年2月，在唐奈获释10周年之际，他申请携妻、子访华。同年9月唐奈作为中国对外友协的客人，偕同妻子和儿子再次来华访问，受到友好接待，参观游览了北京、沈阳、武汉和桂林等地，并受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程子华和对外友协会会长王炳南的亲切会见。30年前的敌人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
美国间谍落网长白山
1952年8月下旬，国家公安部电告东北公安部，长白山区侦听到可疑的电台发报信号，要求迅即查明是否敌台。由于长白山地区幅员辽阔、山深林密，以当时的技术手段，难以查明敌潜伏电台的确切位置。
东北公安部决定除了出动警力排查，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广泛收集敌情。9月，东北公安部收到吉林省公安厅的报告，地处长白山区的安图县公安局反映：有人曾在老岭两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还有人在老岭密林中发现了印有外文商标的空罐头盒：几个进老岭挖参的山民曾遇到5个身穿志愿军军装的男子向他们购买米、面和烟草。这些迹象表明，长白山区已有潜伏的敌特。
一场“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斗争，在长白山区迅速展开。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组织指挥东北公安部队和民兵，以老岭为重点，进山设卡搜索。他提出的策略是：打草惊蛇，驱蛇出洞。这一措施很快见效：9月27日，一个身着志愿军军装的人带着一支手枪，主动走进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他供称，他是9月21日凌晨，由美国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向安图县老岭地区空投的一个特务。他化装成志愿军，不料刚一下山，等待他的就是步步关卡，层层盘问。他日日胆战心惊，犹如坠入天罗地网，惶惶不可终日，走投无路之后只得投案自首。
该特务名叫李军英，是美国空投在长白山区的间谍，化名“卜经武”，代号“5774”。李军英曾当过国民党军副团长，曾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在齐齐哈尔解放军官学校受训后，被安置到本溪钢铁公司当食堂管理員，后逃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叫“自由中国运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美国中情局的直接策划下，利用所谓“第三势力”组成的，专门网罗一些从大陆亡命到港澳等地的国民党人员，进行间谍专业训练，然后派遣到中朝边境的长白山地区执行特务行动。
1952年7月14日，美国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派飞机将“文世杰（队长张载文的化名）队”5名间谍空投到安图县老岭山区：9月2日，又将“沈衡年（队长栾衡山的化名）队”5名间谍空投到靖宇县北龙湾山区。“文队”和“沈队”的10名间谍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靠电台与美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联络，企图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游击基地”，刺探和收集情报，伺机破坏，同时还建立空投场，继续接应美国间谍飞机空投。
李军英还供认，同年8月中旬，约翰·唐奈等美国间谍人员乘飞机曾到该地空投粮食和物资补给“文队”。李军英此行的任务，就是以视察员身份检查“文队”建立“游击基地”的情况，然后再返回日本向美间谍机关汇报。返回日本的途径有3条：一是走“空路”，即“空取”，使用空取器从地面将其牵引到飞机上，直接飞回日本：二是走“武路”，从海上返回日本：三是走“荣路”，转道香港返回日本。
谭友林听了李军英的交代的情况后，指出：“对李军英的口供要反复核实，做到心中有数。迅速组织精明强干的搜捕分队，按李军英供出的营地，隐蔽歼敌，先打掉‘沈队’，再歼灭‘文队’。力求活捉，留作我用。”
接着，成立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研究制定出3条措施：一是沿老岭边缘高地设对空监视哨，严密监视空情：二是组织部队、民兵加强巡逻，封锁出入山小道，阻止敌特潜入城镇：三是派出公安部队的小分队，隐蔽接近敌巢，搜寻敌踪。公安部队、民兵组织迅即进入渺无人烟的茫茫林海雪原，部署兵力，封锁隘口，分别于10月3日和10月21日，先后将“沈队”“文队”围歼，有两名敌特在顽抗中被当场击毙，“沈队”队长栾衡山、“文队”队长张载文等剩余8名敌特悉数落网。
经逐个突击审讯，其他敌特俘虏的供词与李军英交代的情况基本吻合。张载文还供认，与美间谍机关电台联络后必须7日内复电，当时距离上一次电台联络已过6天，离回复只剩最后1天时间。谭友林与反特联合指挥部成员研究后决定，以假乱真，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李军英、张载文这两个关键敌特以及“文队”的电台，抓住美谍机关要李军英返回日本汇报这一契机，诱美谍机关派飞机前来“空取”李军英，乘机伏击敌间谍飞机。
这一方案由东北公安部报经国家公安部同意，由反特联合指挥部组织实施。在公安部门的严密控制下，“文队”间谍牛松林以队长张载文名义用电台与驻日本的美谍机关联络，并多次拍发了假情报。美谍机关不但没有发现破绽，反而对“文队”的“成绩”大加赞赏，同时敦促李军英尽快返回日本汇报。牛松林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回复：“广东边境防范严密，‘荣路’走不通，李现已在‘文队’。”美谍机关很快回复，要求“文队”尽快选择空取场，并指示不日将派飞机空取李军英。据此，反特联合指挥部研究确定了伏击美间谍飞机的地点，然后让牛松林电告“空取场已选定”，并传去坐标和方位。
只待敌机自投罗网了！谭友林异常兴奋地在反特联合指挥部宣布：“这次我要亲自组织指挥击落美国间谍飞机！”他率联合指挥部成员由二道沟移驻荒沟，并迅速调集公安、防空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星夜部署40多挺（门）新式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在空取场上空组成半网形火力网，只等美谍飞机到来。
1952年11月29日，长白山区已是银装素裹，我捕谍队伍埋伏在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静静等候着美机。当夜月光如洗，能见度极好。根据美谍机关的具体要求，雪地上架好了空取架，装好了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备好了待燃的3堆信号火堆。在公安人员的严密监控下，由李军英操纵的PPN2导航器很快收到美机的信号。22时45分许，只见一架美机飞临空取场上空，雪地上立即点燃了信号火堆，启亮了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光。
一架暗绿色的C-47美机在空取场上盘旋了一圈，用降落伞投下一个大包裹后飞走了。包裹里除各种物资外，还有一只黑皮包，内有两份命令，一份是：“文队功勋卓著，总部极为满意，给予奖励，即日起在东京的存款账户每人每月增加100美元。”另一份是：“空取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试飞路线和高度;第二次返回正式空取。望做好接应准备。” 谭友林决定，在美机第一次试飞时就坚决打击，以免贻误战机;如果不在最佳射击范围内，就等待美机第二次空取时再打。他要求各阵地，仔细检查备战情况，确保万无一失。
23时15分许，空取场上空又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美机盘旋了几圈后，由北向南俯冲而下。谭友林立即下令：“各部队注意，看准信号，准备射击！”但现场传来信息，美机是从伏击圈外左侧飞过，不是最佳射击角度。谭友林下令牢牢抓住美机第二次空取的机会，务必一举将美机击落。
20分钟后，美机又飞临空取场，投下照明弹，大地被映照得如白昼一般。飞机放慢速度，由北向南下降，在离空取场只有200米高度时，开始盘旋，放下空取器。谭友林果断下令：“开火！“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齐发，炮弹、子弹在月光的映照下拖曳着火花，呼啸着飞向空中。美机中弹多发，迅速坠落，摔到雪地上，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飞机燃起熊熊大火。
雪野上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响彻云霄。战士们忙着打扫战场，忽见从雪地里冒出两个高大身影，便大声喝道：“什么人？”但那两人并不搭理，闷头逃跑。几名战士猛扑上去，将其抓获，这才发现他们是身着美式空军服装的美国人。
这两个美国人何以能在飞机爆炸中死里逃生呢？原来美机坠落时一只机冀撞到了大树上，机身断成两段，他们被巨大的惯性力从裂缝中甩出，得以在飞机爆炸前捡回性命。
公安战士在打扫战场时，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手枪、卡宾枪、冲锋枪、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还有两名死亡的机组成员残骸。翌日晨，“文队”的电台收到美谍机关发来的急电：“飞机为何未回？速告。”署名“马丁上校”。根据反特联合指挥部的授意，电台回电：“飞机空取后，已按时返回。”次日，美谍机关又发来急电：“飞机为何仍未回？速查告。”电台又回电：“飞机空取后向东南方向飛去，我们将遵示即去寻找。”此后几经电报往返，电台又去电：“经连日寻找，未获结果，定将继续寻找。”这样复电，目的是拖下去，以观敌之动作，便于采取新的对策。
不几日，美谍机关来电：“以后发给汝等电报，不由马丁上校签署。”这意味着马丁上校因负责该次行动任务失败，损失一架飞机又搭上两个美国间谍而被撤职。
美国中情局不得不默认这次对华谍战以失败而终结，并编造了一段谎言：一架飞机在1952年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美国军方在海上和陆路进行了密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1953年12月4日，中情局宣布机组人员唐奈和费克图“推定死亡”，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并把这一情况写信向这两人的家属做了通报。此后，美谍机关中止了向中国长白山地区派遣特工的计划。
东北公安部门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行动胜利，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家公安部的表彰。周恩来总理称赞：“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办得好。”
中美之间的外交博弈
两个被俘的美国人起初都拒不承认自己间谍的身份，诡称自己是CAT（民用航空公司）人员，谎称此次飞行是去北韩领回一个失事的飞行员，仅仅是因为迷航进入了中国地域。当他们其中一人见到被俘的李军英和“文队”成员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明白了飞机被击落的原因，在李军英等人的指证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叫约翰·唐奈，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
约翰·唐奈，1951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短期专业培训后，被派到美中情局驻日本厚木基地的间谍机关，负责训练并向中国长白山区派遣间谍。“文队”的这5名特务都是他参与挑选和训练的，并亲自将他们空投到长白山地区。
另一个间谍叫理查德·费克图，1952年6月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加入美国中情局不久，就被派到厚木间谍机关，是一名“新手间谍”。这次他们前来空取李军英，唐奈负责操纵杆，费克图负责挂钩绞盘。在审讯中，还弄清了在美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飞行员诺曼·施瓦茨，一个是领航员罗伯特·斯诺迪。
唐奈和费克图在被俘后，在沈阳被关押了5个月，后被转移到位于北京的监狱。他们一直分开监禁，再次见面是两年后的1954年11月23日，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军事审判庭上。法庭最终裁定，唐奈为从事间谍活动的首犯，费克图为从犯。唐奈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20年徒刑。
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向世界。消息传到美国，引发了政界震惊。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一个抗议声明，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还辩称“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平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
接着，美国务院指令美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同时，美国又请英国出面斡旋。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中国外交部，声称“对中国判处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威胁“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立即回信予以驳斥：“我国政府判处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你来函所附美国政府文件，碍难接受，特予退还。”
此外，美国国防部、海军部、远东空军司令部也纷纷发声，一致否认曾派飞机进入中国领空。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
美国在“抗议”和威胁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后，又变换花招，想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对中国施压。他们将这起间谍案与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扯到一起，声称“扣留他们（唐奈和费克图）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1954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提出了回应美国无理要求的初步意见，周恩来审阅后指示：我国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国内政，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 从12月2日开始，美国与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美国据此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企图利用哈马舍尔德的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同时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借此缓解国内压力：如哈氏斡旋未果，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
于是，哈马舍尔德连发3封电报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希望能前往北京会晤，商谈被俘人员释放事宜。周恩来向乔冠华等口述对哈马舍尔德的回电内容：“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审判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到中国做坏事，反而帮助美国索回间谍？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丧失殆尽。几年来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看过乔冠华拟就的电报稿后，斟酌再三，压下没有立即发出。他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的主意，其目的自然是按美国的授意替美国说话，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要来中国，对中方而言，正可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揭露美国的反华恶行，阐明我国的立场、观点，还可以在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指示乔冠华再起草一个回复哈马舍尔德的电报，表达三层意思：第一，收到你要来中国的电报，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北京接待你。第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详见另电。第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另电”即对之前拟好的那份电文进一步修改完善，主要表达中国对美国间谍案的原则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此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代表。
哈马舍尔德收到电报的当天即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称已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其盟友说，我们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从次日下午开始，双方一共举行了4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决不能接受的。周恩来着重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还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幌子，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军”扯到一起。双方分歧很大，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间谍的家属来华探监，具体操作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去谈：并同意通过瑞典（哈马舍尔德系瑞典人）驻华使馆把美国间谍的生活照片转交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对此很满意，在一些问题处理上，中国给了他一个“面子”，也算不虚此行。
“乒乓外交”的受益者
无论中美在这起美国间谍案中的博弈如何激烈，间谍唐奈和费克图仍得按中国法庭的判决，开始其漫长的牢狱生活。监狱给他们安排的狱中活动主要是学习，有专人辅导他们学习中文和俄文，还安排他们阅渎一些政治读物及文学书籍。唐奈看了6遍《战争与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选集》等书籍。费克图阅读了狄更斯、哈代的作品。每个月还有指导员和他们谈心，并介绍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体育锻炼是他们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再就是按他们各自的兴趣爱好收听广播，阅读《纽约客》《体育画报》之类的期刊。他们并没有因为坐牢而与外界的一切信息隔绝，相反他们还获知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消息：如肯尼迪遇刺、肯塔基州城市暴乱以及越南战争等。出于人文关怀，中方还同意唐奈、费克图与其在美国的家属通信，允许其家属每月给他们寄一个包裹。唐奈、费克图的母亲都曾先后数次来华探监。
1958年的一天，唐奈、费克图与另外一批美国间谍被集中在一起。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但其中没有唐奈和费克图。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谈到了上述问题。周恩来说：“我们释放了11个所谓的美国战俘。为什么叫‘所谓战俘’呢？原因是他们不是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是乘坐侵犯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被打下后被俘的。这些侵华飞机是在中国领空被打下来的，我们不承认他们是战俘。所谓战俘问题到此就结束了。美机空投下来的特务唐奈和费克图，跟朝鲜战争毫无联系，他们完全是特务。”
“唐奈和费克图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俘的吗？”斯诺问，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也是想把这两个人与“所谓战俘”扯在一起。“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回应，“但他们不是军方派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的。艾伦·杜勒斯大概知道这件事，他可以提供详细情况，但他也许不愿意像我们这样详细地告诉你。”
其实，美国中情局从来没有忘却唐奈、费克图，曾设计了一个周密的突击计划，拟派海军陆战队到北京营救唐奈和费克图。但这一近乎疯狂的冒险计划，最终被美国政府叫停。
要求中国释放这两名间谍，始终是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当中美方的一个重要议题。从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华沙谈判共进行了136次会议，但这马拉松似的谈判并没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
直到1971年4月，“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探路”。他向中方提出释放两名美国间谍的要求。考虑到中美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处理的立场有所松动。
这样，唐奈、费克图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首批受益者。1971年12月9日，费克图被带到法庭，他被宣布即将获释。兴奋之余，费克图小心翼翼地询问唐奈是否也会被释放。法官说，唐奈的问题比较严重，不会马上释放，但还是给予唐奈以宽大处理，由无期徒刑改判为从即日起5年有期徒刑。之后，费克图坐火车前往广州，然后步行穿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一名英国军官给了他一支香烟和一瓶啤酒，他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后来，费克图转道菲律宾返回美国。
“唐奈案”在美国受到包括总统尼克松在内的关注，尼克松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唐奈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请求中方予以释放。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再次提及唐奈一事。1973年初，唐奈母亲严重中风。尼克松在公开场合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呼吁中国政府对唐奈给予宽大处理。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于1973年3月14日将唐奈提前释放，唐奈在服刑超过20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回到了美國。
1983年2月，在唐奈获释10周年之际，他申请携妻、子访华。同年9月唐奈作为中国对外友协的客人，偕同妻子和儿子再次来华访问，受到友好接待，参观游览了北京、沈阳、武汉和桂林等地，并受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程子华和对外友协会会长王炳南的亲切会见。30年前的敌人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