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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的时代和文史资料内容所涵盖的时代一样，都已经过去，化为了历史。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却留了下来。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就是一部民国史，只不过不同于教科书或学术意义上那一类的民国史。
1959年4月29日上午，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向380位与会者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
他提议“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这就是后来累计征集达四亿字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缘起，也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倡导者。随后，这项工作便迅速而有效地开展起来。
“文史资料”的来龙去脉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章士钊、吕振羽、刘大年等40人为委员。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初首要和迫切的任务。范文澜在成立会上强调，写文史资料，“要做到字字有根，句句落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拟定了145个历史事件和61个历史人物的参考题目，并设立了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无论角度、范围、侧重点如何变化，“以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这个征集时限，一直是明确的。而民国史则贯穿于这一时限之内。尽管民国史在当时尚不为史学界所看重，但就民国史研究而言，文史资料显然有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到1959年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征集到200多万字的资料，于是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1月，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这是一种类似以书代刊的32开不定期出版物，每年大约出八辑。李侃（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负责人，他被时任总编辑的金灿然点名负责《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并与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他后来回忆说：
《文史资料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知识。
从1959年起，一批在押战犯陆续得到特赦，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如杜聿明、宋希濂、溥仪、周振强、王耀武、郑庭芨、杨伯涛等，后来被安排为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稿件进行订正、校阅，起着某种意义上的“把关”作用，使文史资料在真实性和可靠性诸方面进了一大步。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到约一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约860万字；另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50万字。当中包括了许多重要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如朱德、吴玉章、何香凝、黄炎培、章士钊等人撰写的稿件。
在停顿了12年之后，1978年，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得到恢复。此时，国家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到上世纪末，尽管全国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中，已有一亿字以不同形式相继出版，但因种种原因，仍有近三亿字搁置库中。从1998年起，经全国政协、各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有关专家数百人历时四年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从近三亿字的原始稿本中，筛选和整理出一套26卷本、3500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意味着文史资料自晚清到建国前这个时间段的征集和出版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
民国史的“底稿”
如果要找出一个和“文史资料”最接近的概念，那一定是“民国史”了。因为除了少数涉及晚清的内容外，文史资料中的绝大部分，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人和事。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就是一部民国史，只不过不同于教科书或学术意义上那一类的民国史。
在中国历史上，“民国”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动荡的时代，还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时代。政权更迭，事件频发，战乱绵延，山河破碎，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使相当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或卷入到历史进程当中，扮演了种种角色。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却是历史的见证者。当中不少人，亲历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有些人甚至属于一些重要历史内幕的几个知情者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所见所闻，就意味着能让后人最大限度地认识真实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协委员中名流荟萃，集合了自晚清以来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一大批风云人物，他们不仅掌握着大量的历史资源，而且成为文史资料作者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尽管文史资料在范围上覆盖到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所不包，但在形式和体例上则是散篇的汇集，不属于文献意义上的一部系统的民国史，没有章节构思之类的学术通套。
以往人们了解历史，往往更多地通过以研究成果形式出现的文献类著作。这些著作常常偏重于梳理历史脉络，以及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做规律上的分析和结论上的认识，“虚”的成分多一些，难免失之抽象，而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解释历史过程，更不能提供太多的细节和内幕。
文史资料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写作原则，读者见到的，是大量含有感性成分的鲜活的历史细节，这不仅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让历史在我们面前“活”起来，而且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一些历史背景，挖出一些历史现象的具体细节，以利说明和揭示一些重大问题或关键问题。即使是一些当年看上去地位很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回忆，也往往能提供出史实上的关键时间和关键情节，回答了民国史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仅以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为限，就能举出不少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200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收有范汉杰1964年写的《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宣化店点滴回忆》一文，范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文章详细介绍了蒋介石密令作者携亲笔信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动进攻宣化店，打响内战第一枪的过程。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但这第一枪究竟是怎样打响的，蒋介石挑起内战的细节，一直不位人知，尽管范汉杰在1964年就把这个过程写了出来，但直到近40年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才公之于众；再如曾在蒋介石警卫室工作的项德颐，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拟赴延安未成之回忆》中披露，他曾奉命为蒋赴延安做打前站的准备（后未成行）。作者揭露，蒋氏拟赴延安之举，是企图借此“提高个人威信”，“以既得抗战胜利果实压倒共产党”，当时这件事即使在国民党要员中，也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又如有文史资料披露，抗战胜利后，中国曾准备派军队参与对日本的占领，并指定了部队、确定了驻扎位置。
类似这样有价值、有吸引力、有新鲜感的历史细节，在文史资料中几乎随处可见。撰写一部完整而准确的民国史，倘若无视或抛开文史资料，那便无异于闭门造车，后患是无穷的。事实上，一些学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金冲及1994年曾回忆说：
我可以说是文史资料的忠实读者，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几乎买了一半，而且读得非常认真。拿辛亥革命史来讲，我和胡绳武教授合写了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150万字，里面引用的文史资料总有几万字，开一句玩笑，稿费中其实有不少得支付给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不仅是民国史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而且是一种“桃李无言”的民国史普及性读本。它有很多几十年不变的忠实读者，也有很多当年的孩子是看着它长大的，还有很多普通读者的民国史知识来自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包罗万象，能满足对这段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感兴趣的读者，有人对文史资料的分类做过这样一个统计：政治、军事、经济（工商、邮电、交通、金融、财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文物、报刊、新闻、出版、图书、体育、卫生、科技）、社会（华侨、宗教、慈善机构、民族、民俗）乃至流氓、土匪、帮会、娼妓等等。可谓无所不录，比“百科全书”还百科全书。
同时，在文史资料中还随处可见揭密式的描述、惊心动魄的场面、生动的历史细节、显贵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谈吐气质，却看不见故弄玄虚的“文学色彩”。一句话，文史资料确实很好看。王朔在《回忆梁左》中的如下一段回忆，就是一个左证：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5本5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
“文史资料”的时代和文史资料内容所涵盖的时代一样，都已经过去，化为了历史。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却留了下来。历史是指向未来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条一脉相传的线索，即使是现在无法预见到的遥远的未来，也终归会化为历史。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割断历史，失去记忆的真空社会里。能清晰、清醒和深刻地认识过去，就意味着能更好地把握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是被无数经验和教训所证明的铁的道理，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还有着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1959年4月29日上午，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向380位与会者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
他提议“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这就是后来累计征集达四亿字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缘起，也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倡导者。随后，这项工作便迅速而有效地开展起来。
“文史资料”的来龙去脉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章士钊、吕振羽、刘大年等40人为委员。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初首要和迫切的任务。范文澜在成立会上强调，写文史资料，“要做到字字有根，句句落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拟定了145个历史事件和61个历史人物的参考题目，并设立了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无论角度、范围、侧重点如何变化，“以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这个征集时限，一直是明确的。而民国史则贯穿于这一时限之内。尽管民国史在当时尚不为史学界所看重，但就民国史研究而言，文史资料显然有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到1959年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征集到200多万字的资料，于是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1月，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这是一种类似以书代刊的32开不定期出版物，每年大约出八辑。李侃（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负责人，他被时任总编辑的金灿然点名负责《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并与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他后来回忆说：
《文史资料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知识。
从1959年起，一批在押战犯陆续得到特赦，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如杜聿明、宋希濂、溥仪、周振强、王耀武、郑庭芨、杨伯涛等，后来被安排为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稿件进行订正、校阅，起着某种意义上的“把关”作用，使文史资料在真实性和可靠性诸方面进了一大步。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到约一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约860万字；另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50万字。当中包括了许多重要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如朱德、吴玉章、何香凝、黄炎培、章士钊等人撰写的稿件。
在停顿了12年之后，1978年，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得到恢复。此时，国家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到上世纪末，尽管全国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中，已有一亿字以不同形式相继出版，但因种种原因，仍有近三亿字搁置库中。从1998年起，经全国政协、各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有关专家数百人历时四年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从近三亿字的原始稿本中，筛选和整理出一套26卷本、3500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意味着文史资料自晚清到建国前这个时间段的征集和出版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
民国史的“底稿”
如果要找出一个和“文史资料”最接近的概念，那一定是“民国史”了。因为除了少数涉及晚清的内容外，文史资料中的绝大部分，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人和事。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就是一部民国史，只不过不同于教科书或学术意义上那一类的民国史。
在中国历史上，“民国”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动荡的时代，还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时代。政权更迭，事件频发，战乱绵延，山河破碎，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使相当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或卷入到历史进程当中，扮演了种种角色。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却是历史的见证者。当中不少人，亲历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有些人甚至属于一些重要历史内幕的几个知情者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所见所闻，就意味着能让后人最大限度地认识真实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协委员中名流荟萃，集合了自晚清以来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一大批风云人物，他们不仅掌握着大量的历史资源，而且成为文史资料作者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尽管文史资料在范围上覆盖到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所不包，但在形式和体例上则是散篇的汇集，不属于文献意义上的一部系统的民国史，没有章节构思之类的学术通套。
以往人们了解历史，往往更多地通过以研究成果形式出现的文献类著作。这些著作常常偏重于梳理历史脉络，以及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做规律上的分析和结论上的认识，“虚”的成分多一些，难免失之抽象，而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解释历史过程，更不能提供太多的细节和内幕。
文史资料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写作原则，读者见到的，是大量含有感性成分的鲜活的历史细节，这不仅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让历史在我们面前“活”起来，而且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一些历史背景，挖出一些历史现象的具体细节，以利说明和揭示一些重大问题或关键问题。即使是一些当年看上去地位很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回忆，也往往能提供出史实上的关键时间和关键情节，回答了民国史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仅以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为限，就能举出不少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200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收有范汉杰1964年写的《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宣化店点滴回忆》一文，范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文章详细介绍了蒋介石密令作者携亲笔信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动进攻宣化店，打响内战第一枪的过程。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但这第一枪究竟是怎样打响的，蒋介石挑起内战的细节，一直不位人知，尽管范汉杰在1964年就把这个过程写了出来，但直到近40年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才公之于众；再如曾在蒋介石警卫室工作的项德颐，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拟赴延安未成之回忆》中披露，他曾奉命为蒋赴延安做打前站的准备（后未成行）。作者揭露，蒋氏拟赴延安之举，是企图借此“提高个人威信”，“以既得抗战胜利果实压倒共产党”，当时这件事即使在国民党要员中，也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又如有文史资料披露，抗战胜利后，中国曾准备派军队参与对日本的占领，并指定了部队、确定了驻扎位置。
类似这样有价值、有吸引力、有新鲜感的历史细节，在文史资料中几乎随处可见。撰写一部完整而准确的民国史，倘若无视或抛开文史资料，那便无异于闭门造车，后患是无穷的。事实上，一些学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金冲及1994年曾回忆说：
我可以说是文史资料的忠实读者，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几乎买了一半，而且读得非常认真。拿辛亥革命史来讲，我和胡绳武教授合写了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150万字，里面引用的文史资料总有几万字，开一句玩笑，稿费中其实有不少得支付给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不仅是民国史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而且是一种“桃李无言”的民国史普及性读本。它有很多几十年不变的忠实读者，也有很多当年的孩子是看着它长大的，还有很多普通读者的民国史知识来自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包罗万象，能满足对这段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感兴趣的读者，有人对文史资料的分类做过这样一个统计：政治、军事、经济（工商、邮电、交通、金融、财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文物、报刊、新闻、出版、图书、体育、卫生、科技）、社会（华侨、宗教、慈善机构、民族、民俗）乃至流氓、土匪、帮会、娼妓等等。可谓无所不录，比“百科全书”还百科全书。
同时，在文史资料中还随处可见揭密式的描述、惊心动魄的场面、生动的历史细节、显贵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谈吐气质，却看不见故弄玄虚的“文学色彩”。一句话，文史资料确实很好看。王朔在《回忆梁左》中的如下一段回忆，就是一个左证：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5本5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
“文史资料”的时代和文史资料内容所涵盖的时代一样，都已经过去，化为了历史。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却留了下来。历史是指向未来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条一脉相传的线索，即使是现在无法预见到的遥远的未来，也终归会化为历史。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割断历史，失去记忆的真空社会里。能清晰、清醒和深刻地认识过去，就意味着能更好地把握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是被无数经验和教训所证明的铁的道理，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还有着更为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