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 星期三 晴

　　早餐后，从东京驱车一路沿东北道高速向仙台方向行进，下午两点前来到东北大学。上次到这里是七年前的冬天（2012年2月），法学部的阿南友亮教授接待我，在这里有过一次讲座。当时正是冬寒料峭，校园内白雪盈尺，只是拍了一张鲁迅塑像的照片，讲座完就开始旅游了。这次来，没有提前跟朋友打招呼，大学史料馆正值开放时间，就进去仔细看了一下。当年鲁迅在这所大学的前身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只读了一年半，随后退学，弃医从文。但是，东北大学却给予这位未完学业的中国校友以隆重的礼遇。校园里最显赫地方有他的塑像（不过，这次发现这尊塑像背后的那棵七年前还郁郁葱葱的老树好像生病了，全身包裹着，树叶也完全没有绿色，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者）。在史料馆里有对鲁迅的专项陈列，包括许多珍贵的照片、手稿、著作等，尤其是鲁迅的那位著名老师藤野先生的相关文书。意外的是，在陈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收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的中国语文课本，也看到了收入此文日译本的日本教科书。
　　鲁迅享有如此尊荣当然来自于他的文学成就，但是离不开的另一个条件是他生前与日本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密切交往，还有身后其著作在日本的广泛流布。竹内好、增田涉等学者都为鲁迅著作的东传流布用力很多，能够在一流的岩波书店出版全集的现代中国作者，或许只有鲁迅一个人吧。我曾经对时任岩波书店总编辑的马场公彦先生表达困惑：何以岩波偏爱出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但胡适这样的学者却很少得到东瀛出版界的垂青？这或许跟近代以来日本主流汉学界的偏好有关，不过还是不容易得到入情入理的解释。
　　出了东北大学，我们来到幕府时代的仙台城遗址，这里树立着仙台藩第一代藩主伊达政宗的骑马塑像，塑像旁那棵顶部被截断的老松树依旧像多年前见到的那样巍然屹立。城堡遗址旁边有一间展室，从模型和电视片展示可以看到这座建于1603年、废藩置县后被下令拆除的城堡的规模与雄姿。去年我有机会访问位于木县的宇都宫大学，在讨论明治维新的时候，那里的一位学者表达的观点很值得注意，就是百多年来对明治维新的主流评价大多是来自以长州、萨摩为代表的拥戴天皇、支持大政奉还的“正面”意见，而东北地方支持将军和传统幕藩体制一派的观点，却因为戊辰战争的失败而湮没不彰。这种地域分歧和一派观点的遮蔽是我们一般中国人所很少觉察的。在幕末，连孝明天皇都希望能够建立所谓“公武合体”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废除将军，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就没有后来那样的明治维新了。可是日本要转型为一种现代型的君主立宪政体，就需要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官僚体系行使实际的治权。在这样的民主政府框架中，很难想象继续包容天皇和将军这样的双头立宪君主，况且将军也绝无可能成为国家的象征。所以，公武合体终究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

　　夜宿松岛的一家温泉酒店，酒店建在海边的岩石上，可以眺望海中的那些古松高耸的小岛。这是号称“日本三大美景”之一的地方。离酒店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一座红色小桥把大陆与一个名叫松浦岛的小岛连接在一起，细看桥头所立标牌，发现那是在“3·11”大地震将此桥震坏后，台湾日月潭观光船行业捐资重新兴建的新桥，松岛町对这样的善举立牌以铭记。只是这里的地势太低，不如七年前在一处叫作双观山的地方俯瞰大海来得壮观。

6月27日 星期四 晴

　　继续北上，自宫城县进入岩手县，路经一个叫作花卷的地方，在休息区里看到一块刻着宫泽贤治诗句的石碑，根据其中的汉字，很容易猜想到这就是他的那首著名的“不惧雨，不惧风”。这位诗人正是出生在花卷町（明治29年，即公元1897），三十七岁就去世了。宫泽贤治努力以文字描绘声音的诗歌乃是日本近代国语文学史上的创举，而且那声音真切地显示了诗人故乡花卷的特殊方言，标注声音的平假名被括号围住，仿佛把诗人妹妹生前最后的呼唤永远定格在另一个世界里，但后人阅读时，又会在耳畔一声声鲜活地响起。在高速公路花卷休息区树立这样的本地文化碑记，真是对诗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过往旅人最有力的诱惑。接着赶路，来到岩手县首府盛冈市（这也是一个跟内藤家有关系的城市），接上一位迟到的团友，午饭后向本次旅行的重要目的地秋田县内藤湖南的故乡进发。路上下起了不小的雨，终于在下午一点多来到了鹿角市毛马内町，很快就找到了深山之中那座名为鹿角市先人显彰馆的建筑。
　　进得门来，一位看上去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在值班室，我们说明来意，他热情地迎了出来。我跟他交换名片，得知他就是本馆馆长，也是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的会长，名小田隆一。见到中国来的客人，他很高兴，马上把手边的工作放下，冒着细雨，带我们一起，沿着一条林中坡路，来到内藤湖南故居参观。故居里仍然住着内藤家的后人，门上挂着现住者的名牌：内藤新次。其上有另一个老旧的宅名牌，上书“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乡宅”字样。大门旁边树立着半身塑像一尊，基座上刻着“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东洋史学泰斗内藤湖南先生像”。塑像侧面立有石碑，刻着一行字：“湖南先生旧宅”。参观完旧宅，小田先生又带领我们来到不远处的一座名叫仁叟寺的庙宇，去看内藤家族墓地。在一个写有“内藤家三代之墓”字样的木柱侧后，湖南祖父天爵、父亲十湾的墓以及湖南本人的“遗发塔”自左向右依次并立。小田先生还特意告诉我们，昨天是湖南的忌日，家族后代也来这里祭拜了。之后他又引导我们看在附近路边的一处石碑，那是乡贤显彰会所立的内藤湖南先生诞生地石碑，原来湖南出生的那座房屋已经不存了。
　　鹿角市先人显彰馆内所藏湖南相关文物之丰富出人意外。幸赖湖南嫡孙内藤泰二的慷慨捐赠，这里有内藤三代人的书法原迹，包括湖南儿时读书的笔记手迹。在一部他读过的《诗经》的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了注释和解说，可以想见这位后来被称为“行走的四库全书”的学者少年时代用功之勤。他平生所用的大多数印章以及获得的勋章也都陈列在展柜中。悬挂的书法作品中，有湖南书写的一幅陶弘景的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条幅下面有原文与日文对照和解说。原诗句“不堪持赠君”，湖南做“不堪持寄君”，解说里把带有草书意味的“寄”误写为日本简体汉字“尘”字了，“不堪”漏了个挑土旁，误为“不甚”。我把这两个错字写给小田先生看，他连忙向我道谢，说要赶快纠正过来。我在馆中买得本馆编辑的湖南与其父亲的通信集一册，从书末所附的内藤家族世系表看出，乡宅大门所悬现主人名牌上的内藤新次应该是湖南的外孙女婿，细细梳理，是这样的：内藤十湾与继室美代子生女广子，广子生女琴子，琴子有女贞子，贞子嫁新次，因此新次应该是女婿改从妻家的姓了。夜宿本地的一家温泉酒店，鹿角饭店。

6月28日 星期五 雨

　　内藤虎次郎取号湖南，得之于地理方位上毛马内町位于十和田湖之南，到了毛马内，当然必须到该湖一游。今天一早，我们就驱车沿一条山路到达十和田湖。该湖面积六十平方公里，最深处达334米，依深度，算是日本第二了。到十和田湖，也让我们在日本本岛最北部的青森县境内散了一会儿步，权作“到此一游”。
　　之后启程前往秋田市，这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秋田市是县治所在地，从毛马内到秋田市，山路漫漫，据美国研究湖南的知名学者傅佛果说，即使到了1980年代，汽车转火车，也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想象1883年，十七岁的湖南一路跋涉到秋田师范学校读书，那是多么遥远的路程。虽然山高路远，不过山上森林密实，山间稻田如镜，加上一道道流淌进入日本海的河流穿插其间，倒也是美不胜收的景致。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不由得想起三十三岁的湖南189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在轮船“仙台丸”甲板上目睹我的家乡威海烟台一带的陆上风景，他的描述和感叹：“山都是裸露着山脊，山脚下的土是褐色的，坡度很缓，海岸上可以看到不少陡峭的岩石。像撒上了沉香一样的绿色覆盖着的山野，正是南画中常见的景象。两千年的郡县制度的流弊使这个历史久远的国家荒废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寒心。”看惯了日本的青山绿水，湖南对中国北方景象的震惊是很自然的。
　　中午到达秋田市，午饭后去秋田大学校园。湖南的母校秋田师范学校后来被兼并到这所大学。不过，导航引入的校园位于郊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没有发现有老建筑，也没有湖南的任何印记，匆匆而出。夜宿秋田市。

6月29日 星期六 雨

　　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大海，这一路雨仍然下个不停。从秋田到新泻必须穿越山形县，看着山形的路标，想起了这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阿信》主角阿信的家乡，不禁生发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受。阿信小时候就生活在这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之中，那是多么贫穷的一个山间农家啊，饭都吃不饱，小小年纪的阿信就被送到有钱人家里做工。不只是阿信一家贫穷，好像整个东北都是一贫如洗的代名词。当然，人们在贫穷的环境里也磨炼着性格与意志，山民真诚、善良、富于进取和坚忍不拔。据说在日本的文学里，东北这个贫困的山区既是人们最希望逃离的地方，也是最具乡愁意象的地方。阿信身上，正代表了人们对东北人的最美好的想象。记得这部NHK制作的电视剧在中国的播放时间比在日本只是稍迟一点而已，而且跟在日本一样，也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随着故事的展开，大家都沉浸其中，感同身受，随着主人公一起悲欢离合，阿信不知道赚取了多少人的滚滚热泪，田中裕子扮演的青年阿信不知成为多少男人暗暗思恋的青春偶像。这部电视剧在促成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美好感受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任何一部小说或电影都大得多。

　　不过，几年前，我读荷兰学者布鲁玛的著作《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其中对于《阿信》与德国同类题材电视剧做了比较，给出的分析却颇令人意外。例如，按照布鲁玛的观察，这部电视剧固然有明显的反战表达，但也展示了大多数日本人对战争发自内心的支持。阿信的丈夫沉迷于军国主义，但他却是个好人，不缺乏同情心。布鲁玛说，若在德国文学中塑造这样复杂的纳粹分子，那要困难得多。在表现攻陷南京消息传来的那一集里，在构思精妙的慢镜头里，整座小城都在游行欢庆。虽然阿信信奉和平主义，但是她也为自己国家的胜利而高兴。
　　我好像不记得在中国播出的版本里有关于庆祝南京战事的情节，也许因为内容违碍已经被剪掉了也未可知。
　　来到新泻县治新泻市了。此地是日本最優良大米的产地，也是最好的日本酒产地。我们来到一家可以接待外来访客的酒厂，已经有126年历史的今代司酒造株式会社参观。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厂，是至今坚持不用机器，只靠人工酿造的少数日本酿酒企业之一。解说员带领我们观看了清酒生产的各个流程，也品尝了他们生产的不同档次的清酒。在陈列架上，还有一款为纪念改元而生产的清酒，酒标上两个大字“令和”颇醒目。之后来到新泻市商业区游览，看到了诗人和书法家会津八一诞生地的石碑，还有著名僧侣良宽的一尊形制很小的塑像。晚上在一家名为“藤虎”的烧烤店里吃饭，看到这个店名，忽然想到内藤湖南有多方名章刻的正是这两个字，不免有些暗暗称奇。喝一款名为“鹤龟”的本地清酒，标牌设计，上面号称“天下无类之清酒”，下面注明“越后国古式传统仕”（日语“仕”做酿造解），旁边还有一行篆书“名声布四方”，颇具古风，当然，酒也的确品质卓越。

6月30日 星期日 雨

　　早晨出发，继续沿着日本海边缘的高速公路南下，到达新泻县南部的城市柏崎市。去年我偶尔在京都的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图画书，《图说黑船の时代》，1995年初版，编者署名“财团法人黑船馆”，细看这个机构的地址，却是跟1853-1854年“黑船事件”毫无关联的新泻县柏崎市。我多年来一直很喜欢搜集有关“黑船事件”书籍，并多次游历诸如佩里登陆地久里滨、《神奈川条约》签署地横滨以及最初开埠两口岸之一的函馆等地，此前却不曾知道新泻县尚有这样一个黑船馆。从该书中获悉，这个黑船馆是一位著名和服店的老板吉田正太郎（1887-1971）所建立，吉田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是这家老字号和服制作企业的第三代传人。他对于黑船事件、日本开国以及西方文明的输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尽其财力收藏跟日本开国相关的各种文物和器物，并建造了这个博物馆进行常年展示。我们这次正好来到新泻，就一定要去看个究竟。GPS导航把我们引到了一片空旷的郊外空地，偌大的一个停车场旁边有几栋建筑，其中有一栋建筑的外墙上挂着刻有“黑船馆”三个汉字的铭牌。进得门来，每人两百日元的门票，看馆中陈列，有佩里的铜像，反映佩里登陆的一些瓦版画和浮世绘，还有一位名叫川上澄生的版画家创作的大量与西洋影响下的“文明开化”有关的作品。我很意外地看到一幅描绘佩里第二次来航时作为翻译助理而随同的中国人罗森（字向乔）的画作，罗森一袭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右手打着一把中心泛红色的雨伞，左手拎着一个红底白花包袱，后背略弓，笑容可掬，旁边文字介绍他是“广东产的罗森”，身份是翻译助理，画中描绘的是他在下田的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场景，表情生动，有如漫画。
　　告别了黑船馆，沿着北陆自动车道南下，穿过富山县，下一站是石川县首府金泽市。因为要赶往京都，只是匆忙地看了一下老店旧屋鳞次栉比的茶屋街。此地是幕府时代著名的大藩加贺藩的治所，该藩在德川时代领有加贺、能登、越中三国，而且因为与德川将军家的姻亲关系，具有准亲藩的地位，藩主是百万石级别的大名。因为幕末的战事和二战的轰炸都没有延及这个城市，因此各种古迹得以保全，号称小京都的金泽成为体验日本古风的最佳去处。我过去常看有人提到日本的著名藏书机构金泽文库，原以为在这里，查了一下，却是在横滨。
　　继续南下，一路畅通，路过滋贺县，在大津休息站稍事休息，回到车上，我跟大家讲了一下“大津事件”的故事，引发一片感叹。晚上七时许到达京都，住京都站附近的一家酒店，Rihga RoyalHatel（丽嘉皇家酒店）。

7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午一行先到京都大学，我多年来五六次造访这所大学，每次都能在校门口看到张贴着的各种抗议标语，一次是抗议警察擅自进大学的，一次是反对校方干预学生宿舍管理的，还有一次是要求学校撤销与自卫队合作军事科研项目的，但这一次却十分清静，反而看着不像是京都大学了。本来想带大家到立有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塑像的那个院落，但一时间却想不起具体方位，就作罢了。进主楼看了一下，校史陈列也因为星期一闭馆而无法参观，索性即刻出发去到离此不远的法然院，一起拜谒湖南先生的长眠之处，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历程考察。之后又来到下午开会的河合塾——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在京都的分部——附近，一顿拉面之后，两点整回到河合塾。
　　这次出行，我们提前邀请了日本内藤湖南研究会现任会长山田伸吾先生共同座谈，山田先生不仅自己从名古屋赶来，又邀请了研究湖南以及中国历史的两位专家，一是德岛大学教授葭森健介先生，另一位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松尾洋二先生，此外还有已经九十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竹村民郎先生，大家一起假河合塾的一间教室举办了一次关于内藤湖南的对话会。留学德国、工作于东京德国日本研究所的周雨霏博士应邀担任翻译。作为一种敬意和谢意的表达，“世界文明之旅项目”负责人赵国君还特别恳请北京著名篆刻家魏景岳先生为山田伸吾先生刻制一方姓名章，我把这份礼物当面赠送，山田先生显得非常高兴。

　　这么多来自中国不同行业的朋友对内藤湖南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且大家在路上还分享过钱晓华先生随身携带的《内藤湖南的世界》，该书正是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辑的一部文集，由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出版（2001，中文版，三秦出版社2005。书中收有山田伸吾和葭森健介先生的论文），山田会长对此感到很是意外，他笑着说，看起来我们这个研究会在中国还有点超越历史学界的影响力，对此十分荣幸。他表达了对中国客人的热情欢迎，并向我们介绍了日本方的几位学者。之后我也代表团队表达了对日方学者热情接待的感谢，并概要地说明此次旅行的内容，还有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史学者在过去十多年间阅读内藤湖南的感受以及湖南学说对于法律史的一些启发意义。
　　山田先生说，多年来河合研究所跟北京大学历史系有着经常性的合作，尤其是多次联合举办以不同历史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历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他重点阐述了内藤湖南的近世论，认为那是一种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的另一种近世论模式，而且是一种特别强调历史连续性的理论。在湖南看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其实，湖南对于日本历史分期的论述也有这样的特点，例如他把日本的近代化起点定在“应仁之乱”（1467-1477），而不是人们惯常认为的1853-1854年的黑船事件。他不认为明治维新是一种历史的断裂，也不完全是外力压迫的产物。总之，湖南相信中国以及日本可以实现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接着是葭森健介先生发言。他强调湖南学说的重要特点是从中国本身的内部逻辑来理解中国历史，这在明治以及大正时代是特立独行的，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在京都大学历史学方面，以西方的历史分期以及历史观解说亚洲国家历史也是非常流行的。湖南将庶民地位的提升作为观察历史的原点，自宋以降，文化由贵族垄断变为平民分享，带来了社会构造以及君权性质与样式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儒教的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主义）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和影响力。湖南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分析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松尾洋二先生的发言很有趣，他通过大量的汉字板书展示自己的一些有趣观点，认为在东亚近代文明的框架中，梁启超是一个最具广度、深度的大师，他的作品部分地被翻译为越南以及朝鲜文字出版，在东亚不同国家都拥有相当的读者，是近代东亚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福泽谕吉与之相比，深度与格局都相距甚远，能够与梁启超媲美的日本思想家正是内藤湖南。但是，梁启超是朝向西方的，湖南则是寻求东方内生和自主的模式，是最大的东洋派代表人物（晚上在餐桌上，松尾先生甚至跟我说内藤湖南是最具托克维尔色彩的思想家）。松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南思想的价值将会日益展现出来。
　　轮到最年长的竹村民郎先生发言了，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年轻时对共产主义和毛泽东都很着迷，甚至参加了日共，但由于立场、观点上的反主流，被日共开除了党籍。他坦承自己对内藤湖南没有研究，近年关注的主要领域包括欧盟的发展及其对于亚洲的启示。他简要地谈了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见解，最后，有些出人意料的，表达了对中国学界那么热衷湖南学说的不解，他说研究石原莞尔和岸信介也许更有价值。这反倒让我们有些不解了。
　　山田先生代表研究会向我们赠送数册由研究会主持编辑的《内藤湖南未收录文集》（河合出版，2016。是一部煌煌九百页的大书。所谓“未收录”指十四卷本全集未收者），晚上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名为“和平”（日语作“平和”）的餐厅答谢日本学者，杯盏交错，气氛欢快。

7月2日 星期二 晴

　　早飯后办理离店手续。一位团友跟宾馆前台说不小心打破了房间里的一只玻璃杯，前台服务生连忙问：“手受伤没有？”答：“没有。”服务生：“那没事了，祝旅途快乐！”
　　上午团友们逛商业街，我走了几家旧书店，没有什么收获，但在河源町与鸭川平行的一条小河高濑川两侧的街区里发现了一些密集的历史遗迹，原来这里正是幕府时代各藩“驻京办事处”最集中的区域，也是幕末波云诡谲的阴谋中心和刀光剑影的危险地带。我看到了丰臣秀次及其被杀三十余子女、姬妾的墓地（秀次被其舅舅丰臣秀吉赐死，在高野山与诸随从一起从容切腹自杀的场景，董康在《书舶庸谭》一书中收入作者译自《秀次公》的一节有详细描述，那场面真是疯狂而从容，惨烈而温馨，血腥又富于美感）、坂本龙马寓所遗址（他和中冈慎太郎遭刺杀的地方离此很近，也立有石碑）、佐久间象山和大村益次郎遇难地、后藤象二郎寓所遗址，密密麻麻，不一而足。看到那么多不是切腹就是暗杀的碑记，我仿佛都闻得到空气里的不祥气息。
　　下午是这次旅行跟内藤湖南有关的最后一个安排，寻访湖南退休后的隐居处：恭仁山庄。1926年，年满六十的湖南从京都大学荣休，随即在木津山麓瓶原村购地造屋，次年建筑完成，因地近恭仁宫遗址，遂命名为恭仁山庄。湖南携家人及藏书五万册迁入山庄，直到逝世，在此居住七年时间。晚年他在这里接待过张元济、李拔可、董康、傅增湘、郭沫若、郑孝胥等中国访客。从几年前曾到此考察的湖南研究专家钱婉约教授的一篇文章里得知，该山庄以及其中所有藏书和遗物都被关西大学买下，该大学图书馆将藏书与藏品集中保存，特设“内藤文库”，钱教授与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合作编辑的《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正是内藤文库藏品的部分呈现。我虽然不下七八次到京都，但一直没有机会专访恭仁山庄，这次总算是可以补上这个缺憾了。
　　驱车南下，从京都府进入奈良县境，总有三十公里以上吧，木津川在一旁流淌，车道逐渐变窄，看到有“恭仁”字样的地名路标了，蜿蜒曲折，走错了再折回，总算看到了门口有一座石碑的那个大门。啊，这就是了！我不禁心中一阵喜悦。门口石碑上刻着一行大字：“内藤湖南先生晚椟の跻”。碑文是京都大学两位著名学者联合完成，贝茂树撰文，小川琢树书丹，昭和六十二年（1987）由加茂町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树立。再看大门，却是里面反锁，院中一片寂静。正遗憾不能进院参观，一位团友却在旁边一声呼唤，原来这个门两侧只是半截围墙，正房右侧是一面坡地，没有围墙，可以由此直接进到院中。这是一座不算太大的庭院，院中树木亭亭如盖，主屋锁闭，从外观可以看出十分宽大。屋外墙上挂着一个指示牌：内藤湖南先生书库，按箭头方向绕到主屋身后，见到一栋高耸的白墙建筑，就是湖南万卷收藏曾经的栖身处了。虽然不得入室观看，但想见室中物品都清空殆尽了。在院中小坐，体味故人当年心境。走出院子，来时未及回头张望的一片壮丽景观展现在眼前：远看山岚起伏，俯听木津静流，脚前是修剪整齐的茶田，一棵长相奇拙的老树掩映着山庄的门户，又像个勇猛的卫士寂寞地挺立着。出版家张元济1928年访问湖南，有诗写呈主人，题“戊辰初冬造内藤湖南山斋，晤谈甚欢，谨赠”，曰：
　　宿雾冲京驿，
　　清流渡木津。
　　长桥凌碧浪，
　　叠嶂远红尘。
　　橘柿林客没，
　　茶桑穑事新。
　　山居真可羡，
　　图籍更纷陈。
　　依依不舍地离开山庄，当天傍晚赶到大阪，夜宿市中心的大阪第一饭店，前次来也住在这里。收拾行装，明天归国。

尾声

　　7月3日下午，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从大阪关西机场回京。在机舱门口，照例有一些供乘客阅读的报纸摆放在一个架子上。按惯例，中国国内的航班只摆放国内出版的报纸。但这次却有一份日本的报纸，即《日本经济新闻》。看到有这份报纸，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因为此前我知道，当日的这份报纸将刊登我的老朋友、日本外务省领事局局长垂秀夫先生写跟我交游的文章，就赶快拿了一份。坐下来，展开报纸，看到文化版上垂先生这篇不长的文章，它居然是以我们一起喝酒的故事起头的，题目大约可以翻译为《豪饮之士》吧。对于我而言，老朋友的文章可谓此次旅行十分温馨的一个尾声。
　　[资料写作者附言]：2019年6月25日，自首都机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开始名为“内藤湖南之旅”的专题文化旅行。这是“世界文明之旅”策划的一个项目，对于我这个很喜欢读内藤湖南著作的人而言，也是期待已久的一次寻踪之旅。
　　1949年之后，内藤湖南（虎次郎）这位以其巨大的汉学成就而获得世界声誉，并对京都学派有开启之功的学者在其研究对象国长期默默无闻，著作鲜有汉译。但最近二十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作品不断在中国出版，诸如《燕山楚水》《内藤湖南汉诗文集》《诸葛武侯》《中国史学史》《东洋文化史研究》《日本文化史研究》《中国史通论》《中国绘画史》等。内藤的一些主要学说，包括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主张、唐宋变革论（内含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论等正在得到中国学界的新一轮理解、阐释和应用。
　　在这位痴迷中国文化的学者逝世整整八十五年之际，我跟一些同好和同道者来到日本，一起追寻他的足迹，在行走和交流中重温内藤湖南的学问与思想，感受其间独特而强大的生命力。
　　同行者共九人，有企业家、律师、媒体人和自由职业者，都是很崇敬湖南学问与人格的朋友。2019年6月26日自东京上路，到7月3日从大阪回国，掐头去尾，中间七整天，穿越都府县一十六个，可谓壮游。旅中只是略记所见要点作为备忘，回来后增补内容，形成这样一篇日记已过、札记不足的流水账文字。
　　资料写作者：卫方，学者，现居北京。以上资料、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