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半个月拖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选择副手上，最终还是选用了一位最不出人意料的人选，延续着自己一贯求稳的竞选策略。当地时间8月11日，他提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人宣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父亲来自牙买加、母亲来自印度的哈里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主要政党参加总统大选的亚裔政治人物，也是第一位获此机会的非洲裔女性。此前，哈里斯是拜登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的竞争对手，那时她是历史上参加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第二位非洲裔（第一位是奥巴马）和第四位女性人选。
　　但这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提名哈里斯意味着拜登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基本盘”的求稳战略，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是连基本盘都要守了”。

讨厌特朗普

　　成为拜登副手，并不是哈里斯第一次创造少数族裔美国人的历史。此前，她已經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选为参议员的非洲裔女性，也是第一位当选州总检察长的非洲裔女性。
　　对于哈里斯成为拜登副手，特朗普的第一反应就玩起了“身份政治”。8月13日，特朗普向媒体公开表示，“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律师”对他说，哈里斯不具备参选副总统的资格，暗示身为资深律师的哈里斯没有美国公民权，因为她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早在2016年，特朗普就曾指责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因而没有成为美国总统的资格。
　　美国媒体很快证实，哈里斯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县。“特朗普又展现出了他最糟糕的一面。”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顾问、美国国会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前委员佐格比感慨道。但很难说这是否会影响拜登的选情，因为2016年时的民调显示，近半数共和党选民都相信了“奥巴马不在美国出生”的说法。
　　对于特朗普的攻击，哈里斯晚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特朗普会像以往在他的政府中所做的那样，还将参与谎言、参与欺骗。“他们会试图转移对美国人对于实质性问题的注意力，我预计他们会使用肮脏的手段。”哈里斯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作为印度裔和非洲裔第一代移民的混血女儿，她自幼就深知美国的种族歧视。在公开演讲和撰文中，她时常讲述这样的故事：母亲20岁从印度到美国闯荡，在上世纪50年代因肤色、口音和性别饱受歧视，不被相信，但最终在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癌症研究专家。
　　“这是美国梦的实现。”哈里斯这样说。和“含着金汤匙”的特朗普不同，哈里斯的家族故事一边有“美国梦”，一边又有种族的阴影。一次节目中，她和妹妹共同回顾了她们所受到的特殊教育：
　　从小开始，哈里斯和妹妹玛雅就一直跟随母亲参加人权抗议活动，争取自由的权利。她们家所在的旧金山正是非洲裔抗争的中心，也是美国亚裔民权运动的起点。“黑人的命也是命”、彩虹旗、形形色色的抗议者是哈里斯的童年记忆。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哈里斯对平权运动的体会很特殊。“在旧金山湾区长大的一件美好的事情就是这里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领袖，”她后来回忆道，“所以，在这么小的年纪，我学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真正的领导者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就能领导，他们去领导就好。”
　　并不意外的，哈里斯和妹妹都考进了西海岸的知名法学院，拿到了法律博士（JD）学位。在她成为参议员时，玛雅先是成为一家法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之后又到福特基金会担任副总裁。
　　“如果特朗普所说的一切（移民政策及种族歧视言论）实现了，我这样的‘美国梦’故事就不会有了。这就是我反对特朗普的初心。”在讲完自己的人生故事后，哈里斯时常会这样自白。但她也必须面对这其中的矛盾：她将一切都推给那位口无遮拦的美国总统，却认为体制本身并不是少数族裔上升的阻碍。
　　在哈里斯成为拜登副手后，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民调显示，19%的非裔美国选民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佐格比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太建制派的选择”。
　　《纽约时报》回顾了哈里斯在加州担任地方检察官和总检察长任上的决策，其中不乏她自身经历的影子，而支持民主党的少数族裔和自由派选民一般并不欢迎检察官这样的“体制捍卫者”。最受这些选民诟病的是，哈里斯在检察官任上甚至将逃学旷课视为逃课学生家长的“犯罪”。
　　不过，自2017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后，哈里斯有些变了。她眼中的对手从逃课学生的家长、形形色色的罪犯聚焦到了一个人：特朗普。她推动了针对种族仇恨犯罪的《林奇受害者法案》，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驱逐和隔离移民的政策，进而反对特朗普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要求特朗普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在参议院推动特朗普弹劾案，俨然是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代言人，但也因这些言行被特朗普斥为“讨厌的女人”。
　　2017年前，她在社交网络上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发言不多，基本是称颂一些和自己一样创造“第一”的亚裔政治人物。但2017年后，种族歧视成为她越来越频繁的用词。仅2020年，她就发布了15条控诉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的“中国病毒”称谓造成亚裔美国人受歧视的推文，还多次出镜视频、连线会议，为亚裔伸张权利。
　　或许这与她母亲在女儿成功后的另一种教诲有关。母亲对她说：“很多事情你可能成为了第一个做的，但一定不要同时成为最后一个。”

击败特朗普

　　拜登团队的竞选标志，上面是白色粗体的“拜登”，下面是一行小字：“总统”。8月11日之后，“总统”被换掉，改成了“哈里斯”，字号比原来的“总统”大得多，比“拜登”略小。 　　与此同时，拜登和哈里斯共同高举手臂、共同佩戴黑色口罩出席活动的照片成为二人社交媒体的常用配图。他们互相称赞对方及对方的家人，一个是“毕生为美国人民而战的战士”，一个是“为小人物而战的战士”。
　　但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期间，哈里斯指责拜登曾涉嫌“种族歧视”。直到今年4月，哈里斯还在社交媒体上称赞拜登的初选对手桑德斯是“一位非凡的领袖”，从医保到气候变化，其竞选活动围绕着什么才是工薪家庭的最大利益展开。而拜登并不支持桑德斯的全民医保方案。
　　此外，作为资浅参议员（年资较短的参议员）的哈里斯在民主党一般选民中的号召力有限。她去年12月就退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理由是资金短缺。那时她党内的支持率在个位数徘徊了数个月，远低于拜登、桑德斯、沃伦等热门人选。刁大明也指出，“（这次）败选的话，哈里斯再战（总统大选）的机会渺茫。”
　　但对“老年白人男性”拜登来说，哈里斯已经是最优解。本次总统大选，少数族裔选民的总比例已达40%。在几个关键摇摆州如佛罗里达、密歇根和北卡罗来纳，非洲裔选民比例分别达到13%、13%和23%。但是，在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的骚乱前，超过六成的西班牙裔和超过三成的非洲裔选民对“白人男性”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表示失望。
　　弗洛依德之死引发全国动荡后，特朗普威胁动用武力镇压示威者，拜登则和示威者一起单膝跪地，一度赢得好感。但刁大明指出，这种支持是暂时的。如果拜登不进一步有所作为，“不选一个非裔副手人选的話，非裔选民即便是这么高的民调也可能不出来投票。”
　　另一方面，“老男人”拜登在女性选民中的形象也存在危机。一项民调显示，面对前参议员助理塔拉·里德对拜登的性侵指控，38%的女性选民相信里德的指控，只有31%的人相信拜登的否认。
　　美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共识是，竞选搭档对于选举的影响并不明确。有研究指出，副总统候选人能在自己的家乡为总统候选人多挣得2%到3%的选票，但哈里斯来自民主党的基本盘加州，因而这种“附加优势”对拜登而言并不重要。不过，这些研究同样表明，选择怎样的副总统候选人，会影响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看法。
　　2012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非洲裔选民投票率达66%，但2016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竞争时，非洲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有60%。考虑到2016年特朗普在摇摆州获胜是凭借极其微弱的选票优势，如果黑人选民投票率高一些，希拉里很可能入主白宫。而拜登选择少数族裔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姿态，争取更多黑人和女性选民投票。
　　在少数族裔女性政治人物中，哈里斯的建制派经历又让她与党内左翼保持距离。少数族裔民主党人多数处于党内偏左，但这个群体对政策中庸的拜登颇有微词。哈里斯却是拜登的同道。她在参议院的投票记录与偏左翼的代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存在不小的距离。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摇摆后，哈里斯最终也反对激进左翼代表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方案和征收财富税的建议。
　　与此同时，哈里斯深受民主党内主流领袖的赞赏，在竞选加州总检察长和参议员时都得到了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支持。一些美国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成员也在2019年时就提出，拜登-哈里斯是击败特朗普的理想组合。
　　一般而言，美国总统竞选搭档的选择有两种思路，一是选择与整个党派最广泛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竞选伙伴，二是让这个伙伴帮助吸引党内没有被竞选人很好代表的派系集团。选择哈里斯，意味着拜登选择了稳妥的第一条路径。
　　“选择哈里斯也使拜登的竞选活动成为一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温和竞选”，佐格比指出，“甚至可能会吸引感到没有其他选择的温和共和党人。”
　　但是，选择哈里斯，也意味着拜登再次远离了桑德斯、沃伦支持者等党内偏左的群体。对此，刁大明认为，拜登的选择“其实不是加分，就是控盘，以守住我自己的基本盘”。对于争取其他中间选民，刁大明和佐格比都认为，拜登团队的策略是“指望着特朗普犯错”。
　　这种求稳战略几乎是拜登团队自竞选开始以来的一贯举措。民调中一度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也证明这种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行之有效。“现在拜登在一些摇摆州如佛罗里达州的微弱优势，就是因为一些年长白人群体对特朗普的疫情防控措施感到不满。”刁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也要考虑到，他们不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支持拜登，他们可以选择不出来投票，那这种支持率就无法转变为选票。”
　　这也是当前拜登团队面临的难题。有民调数据显示，拜登的支持者中有超过七成是因为“反对特朗普”，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却多是明确支持现任总统的理念和政策。拜登团队一次次推迟公布竞选搭档，以及民主党内不断传出呼吁选择偏左翼的沃伦的声音，也意味着拜登阵营对自己的政策选择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与此同时，特朗普一方的政策却不断变化。7月中旬以来，特朗普政府启动更为积极的防疫政策，他本人开始戴口罩出席公共活动，并以疫情为由取消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共和党大会的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加强了对摇摆州的政治攻势，先后访问最大摇摆州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并宣布将全家永久居所从纽约转移到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其团队还在佛罗里达州投放了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广告。
　　对此，哈里斯在被提名后强调，这次选战重点不是“反对特朗普和彭斯”，而是“建设一个新的国度”。刁大明分析称，拜登团队现在确实需要一种更积极的战略，“在民主党大会上，他需要释放一些标签化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可信赖的政策信号。”但是，长期求稳的战略也让拜登阵营面临“一旦公布具体政策，就会损失支持者”的风险。党内初选中关于全民医保的论战，就展现了民主党支持者内深深的分歧。
　　佐格比更忧心的是，现在转向积极的战略，有可能让选战沦为相互指责。“在民调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即将出现的麻烦：84%的潜在选民相信今年的选举将会有‘黑幕’”，他说，“如果没有压倒性的胜利，就看哪一方会固执不接受选举结果了。”
　　“现在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已经收窄到6到7个百分点，如果能在‘民主党时间’（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乘胜追击，拉开差距，那么拜登胜选的希望还是比较大，”刁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如果未能拉开差距，等到8月底的‘共和党时间’（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差距进一步缩小，总统选举的结果就很难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