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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应对“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乌托邦 女性乌托邦小说 生态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乌托邦作为一个术语，在16世纪早期，由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制。其词源为两个希腊词：“Euopia”和“Outopia”，前者意指“好的地方”，后者意指“没有的地方”，二者合在一起大致有“乌有之乡”之意。乌托邦是对现实不完满的超度，其超越现实而成为一种理想的升华。乌托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一种精神冲动，且这种精神冲动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之中。作为愿望的满足或想象力的产物，乌托邦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困境持有批判性色彩，同时也对寻求解决困境的最佳途径做出了指示性的描述。
那些在思想上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想，在精神上展现了乌托邦精神，同时又密切关注女性及人类未来的小说，通常都被称作为女性乌托邦小说。而女性主义写作的灵魂也正是乌托邦精神。“重构人类文化是女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写作的共同目标”，美国学者玛琳·巴在她的《妇女与乌托邦》中明确写道。基于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真正的两性平等，因此女性主义者便试图从理论上通过作品建构出一个不存在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模型。此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便成为了女性主义思想同乌托邦精神结合的最佳载体，同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也使得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除了给世界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新风貌和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物欲的泛滥和人的异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程
女性乌托邦小说起源于18世纪。1762年，英国作家萨拉·鲁滨逊·司各特出版的《千年圣殿》被称为是女性乌托邦小说早期的经典之作。在《千年圣殿》之中，作者建构了一个理想之国，在那里寡居的妇人们都趋仁乐善，把整个乡村居住区俨然治理成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女性社会。《千年圣殿》首开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先河。
到了19世纪，由于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英美女作家积极投入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创作，玛丽·布莱德里·莱恩的小说《米佐拉：一个预言》中的女人们甚至从未听说过男人的存在，在她们眼里，母亲是生活中的唯一，不依靠男人的人类繁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人种的进化也是有益的。1890-192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创作的《她乡》是此时期的代表作。
1960年以后，女性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莫尼克·维迪格的《女游击队员们》、坡丽姆·亚历山大的《公元2150年》。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文学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两者的发展脉络始终交织互叠，而且都表现出强烈的幻想色彩。乌托邦文学需要借助科幻因素驰骋想象，拉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但是在20世纪后期，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历尽沧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们不得不开始了对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冷静而理智的思考。1980年之后的作品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早期女性乌托邦的创作思想：那种对理想社会热情讴歌的乐观始终弥漫于传统女性乌托邦小说之中，而该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却流露出了对未来世界深深的担心和忧虑。实际上，这种与理想分离甚至对立的乌托邦作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出自娥秀拉·勒瑰恩笔下的《无依》。作者在《无依》中建构了一个取消了性别的乌托邦星球，虽然人们的性别已被取消，但整个乌托邦星球却始终都存在着自杀、背叛和刺杀的阴影。《女男人》、《新夏娃的激情》等作品之中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描写。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勒瑰恩的《永远回家》等作品，通过运用梦魇般的笔调预测了激进女性主义者过分追求女权和女性联盟所导致的恶果，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上述分析表明，女性乌托邦小说家试图借助想象来建构一个有着自成一体之逻辑与规则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以力求可以营造出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或是为了寄托理想，或是为了讽喻现实，她们趋于某种目的而试图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男性话语霸权发出挑战。出现于经典女性乌托邦小说之中的理想的两性秩序与现实截然不同、形成对立，这无疑是对现实不完满的直接的批判。然而，在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之中，女性的忧患意识也起到了积极的警世作用。总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为男人与女人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始终是二者的共同目标。
二 从生态关怀的角度解读女性乌托邦小说
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合流使得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其必然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最先在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的《女性主义与死亡》一书中出现。针对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些危机均可以被看作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之下的必然产物。已融合于人们日常观念之中的男权主义原则认为，“人类和文明”的领域由男性来代表，其他生物，包括女性、儿童、原住民、动植物等均扮演了“自然”的角色，这种观念极具破坏力。此外，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再加之统治的逻辑都是男性主义所表现出的重要特征。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甚至生态危机均源于此处。生态女性主义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联系，同时也主张通过建构女性文化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文化/自然、男人/女人、理智/情感、精神/肉体等均是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倘若生态女性主义要想实现非二元思维方式与非等级观念得以确立的目标，那么其就不得不针对以上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不断地解构，换言之，在观念层面上，推翻父权制与拯救生态是彼此交织强化的。
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学者，麦茜特认为，早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双重掠夺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科学革命的不断发展，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慢慢地被淡化乃至消失，而文明战胜无序的象征也被人类驾驭自然所取代。基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占有欲的不断膨胀最终将会把人类带上自我毁灭之路。要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人们必须反思男权，批判男权，最终超越男权思维，以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能够重建的目标。
而女性乌托邦小说将生态问题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把关怀、互爱、互惠作为小说的核心价值，表现出了对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关系的深切关注。
在吉尔曼的《她乡》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二元对立一说，相反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妇女把自己当作自然的朋友，认为人类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等、合作、互爱理应是自然界里一切生命形式存在和联系的方式。人们尊重自然，但并不任其发展，人类以科技为手段采用科学的方法让自然变得更洁净、更有效、更适宜居住。比如，她们愿意花费900年的时间去不断实验，最终成功地培育出一种既外表美观又可以结出富有营养价值的果实的树木。霍华德·塞戈尔也曾表明：“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不是彼此对立，而应相互交融，文明化的自然是现代化的花园。”《她乡》正是这样的一座现代化花园。在这里，“建筑融于风景之中，整个国家仿佛是一座精美的花园”。怪不得外来者杰夫惊呼道：“即便是在德国，也未曾见过被如此悉心呵护的森林。”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不得不对自然进行人为干预之时，她乡的居民们也始终有着自己的前提及限度，即在自然中应用科技时不能危及生态系统的和谐，而是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是一位具有生态视野的学者。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所遭受的压力，尤其表现了人和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关系。其小说《使女的故事》勾勒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生存图景——在基列国专制政权的残暴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小说中更为震撼人心的是作者对环境污染及其危害的描述。人类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只追求高科技的发展，于是，自然也同样残酷无情地报复了人类：“过去一段时期里，化学物质弥漫于空气之中，辐射线和放射物体到处皆是，河水也被有毒成分充斥着，若要清除干净所有这些东西，一两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毒物质也伤害到了一直被奉为是基列国“稀有资源”的使女们的身体：
“这些有毒物质逐渐侵入女人们的身体，并安营扎寨在她们的脂肪细胞层里。鬼知道，从里到外恐怕都已经被污染了，就像进了油的河滩一样肮脏，说不好兀鹰吃了她们的尸骨便会因此毙命。”
“很多时候，我一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身体，眼前就会浮现骨骼架……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化学物质、已变异了的蛋白质、还有像玻璃一样粗糙的劣质晶体状物质。女人们大量地服用各种各样的药丸、药片，男人们使劲地给树木喷杀虫剂，牛还要去吃那些肮脏的草，所有经过添色加彩的粪便最终统统汇入江河。更不要提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期间，那些位于圣安德列亚斯断层处的核电厂所发生的一个个爆炸事件……加之还存在梅毒的突变类型，任何一种菌体都对它无可奈何。”
然而，女性乌托邦小说作者从未主张要遏止科技的发展，她们强调的是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将道德和伦理作为准则来指导科术发展，始终平衡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关系。而在科技与人文日益失衡的现代社会，这种表现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之中的思想也因此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伟大意义。
三 结语
虽然女性乌托邦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还不是很成熟，但其对生态关怀和人类关怀的强调则足以为当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始终被女性乌托邦小说所强调的生态关怀，超越了人们习惯以人作为绝对中心的人文视野，是人文关怀的升华，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世界多层面的关怀。而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小说家们，她们既是社会的良知，也是人类理想家园的守望者。
参考文献：
[1]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林淑琴译：《她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陈小慰译：《使女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 李莉、刘英：《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历史使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 刘英、王雪：《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4期。
[5] 刘英、张建萍：《从“他乡”到“她乡”：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4期。
[6] 刘英、李莉：《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7] 赵莉、李海燕：《由〈她乡〉看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创作的进步性》，《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8] 陈榕：《女性主义乌托邦之旅——吉尔曼的〈她乡〉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9] 孙海英：《两个“女儿国”乌托邦——西梁女国与〈她乡〉》，《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廖述娟，女1977—，宜春奉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宜春学院高安校区。
刘明，男，1980—，南昌进贤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工作单位：江西教育学院。
关键词：乌托邦 女性乌托邦小说 生态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乌托邦作为一个术语，在16世纪早期，由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制。其词源为两个希腊词：“Euopia”和“Outopia”，前者意指“好的地方”，后者意指“没有的地方”，二者合在一起大致有“乌有之乡”之意。乌托邦是对现实不完满的超度，其超越现实而成为一种理想的升华。乌托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一种精神冲动，且这种精神冲动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之中。作为愿望的满足或想象力的产物，乌托邦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困境持有批判性色彩，同时也对寻求解决困境的最佳途径做出了指示性的描述。
那些在思想上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想，在精神上展现了乌托邦精神，同时又密切关注女性及人类未来的小说，通常都被称作为女性乌托邦小说。而女性主义写作的灵魂也正是乌托邦精神。“重构人类文化是女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写作的共同目标”，美国学者玛琳·巴在她的《妇女与乌托邦》中明确写道。基于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真正的两性平等，因此女性主义者便试图从理论上通过作品建构出一个不存在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模型。此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便成为了女性主义思想同乌托邦精神结合的最佳载体，同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也使得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除了给世界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新风貌和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物欲的泛滥和人的异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程
女性乌托邦小说起源于18世纪。1762年，英国作家萨拉·鲁滨逊·司各特出版的《千年圣殿》被称为是女性乌托邦小说早期的经典之作。在《千年圣殿》之中，作者建构了一个理想之国，在那里寡居的妇人们都趋仁乐善，把整个乡村居住区俨然治理成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女性社会。《千年圣殿》首开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先河。
到了19世纪，由于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英美女作家积极投入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创作，玛丽·布莱德里·莱恩的小说《米佐拉：一个预言》中的女人们甚至从未听说过男人的存在，在她们眼里，母亲是生活中的唯一，不依靠男人的人类繁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人种的进化也是有益的。1890-192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创作的《她乡》是此时期的代表作。
1960年以后，女性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莫尼克·维迪格的《女游击队员们》、坡丽姆·亚历山大的《公元2150年》。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文学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两者的发展脉络始终交织互叠，而且都表现出强烈的幻想色彩。乌托邦文学需要借助科幻因素驰骋想象，拉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但是在20世纪后期，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历尽沧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们不得不开始了对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冷静而理智的思考。1980年之后的作品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早期女性乌托邦的创作思想：那种对理想社会热情讴歌的乐观始终弥漫于传统女性乌托邦小说之中，而该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却流露出了对未来世界深深的担心和忧虑。实际上，这种与理想分离甚至对立的乌托邦作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出自娥秀拉·勒瑰恩笔下的《无依》。作者在《无依》中建构了一个取消了性别的乌托邦星球，虽然人们的性别已被取消，但整个乌托邦星球却始终都存在着自杀、背叛和刺杀的阴影。《女男人》、《新夏娃的激情》等作品之中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描写。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勒瑰恩的《永远回家》等作品，通过运用梦魇般的笔调预测了激进女性主义者过分追求女权和女性联盟所导致的恶果，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上述分析表明，女性乌托邦小说家试图借助想象来建构一个有着自成一体之逻辑与规则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以力求可以营造出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或是为了寄托理想，或是为了讽喻现实，她们趋于某种目的而试图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男性话语霸权发出挑战。出现于经典女性乌托邦小说之中的理想的两性秩序与现实截然不同、形成对立，这无疑是对现实不完满的直接的批判。然而，在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之中，女性的忧患意识也起到了积极的警世作用。总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为男人与女人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始终是二者的共同目标。
二 从生态关怀的角度解读女性乌托邦小说
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合流使得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其必然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最先在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的《女性主义与死亡》一书中出现。针对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些危机均可以被看作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之下的必然产物。已融合于人们日常观念之中的男权主义原则认为，“人类和文明”的领域由男性来代表，其他生物，包括女性、儿童、原住民、动植物等均扮演了“自然”的角色，这种观念极具破坏力。此外，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再加之统治的逻辑都是男性主义所表现出的重要特征。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甚至生态危机均源于此处。生态女性主义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联系，同时也主张通过建构女性文化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文化/自然、男人/女人、理智/情感、精神/肉体等均是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倘若生态女性主义要想实现非二元思维方式与非等级观念得以确立的目标，那么其就不得不针对以上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不断地解构，换言之，在观念层面上，推翻父权制与拯救生态是彼此交织强化的。
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学者，麦茜特认为，早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双重掠夺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科学革命的不断发展，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慢慢地被淡化乃至消失，而文明战胜无序的象征也被人类驾驭自然所取代。基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占有欲的不断膨胀最终将会把人类带上自我毁灭之路。要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人们必须反思男权，批判男权，最终超越男权思维，以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能够重建的目标。
而女性乌托邦小说将生态问题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把关怀、互爱、互惠作为小说的核心价值，表现出了对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关系的深切关注。
在吉尔曼的《她乡》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二元对立一说，相反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妇女把自己当作自然的朋友，认为人类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等、合作、互爱理应是自然界里一切生命形式存在和联系的方式。人们尊重自然，但并不任其发展，人类以科技为手段采用科学的方法让自然变得更洁净、更有效、更适宜居住。比如，她们愿意花费900年的时间去不断实验，最终成功地培育出一种既外表美观又可以结出富有营养价值的果实的树木。霍华德·塞戈尔也曾表明：“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不是彼此对立，而应相互交融，文明化的自然是现代化的花园。”《她乡》正是这样的一座现代化花园。在这里，“建筑融于风景之中，整个国家仿佛是一座精美的花园”。怪不得外来者杰夫惊呼道：“即便是在德国，也未曾见过被如此悉心呵护的森林。”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不得不对自然进行人为干预之时，她乡的居民们也始终有着自己的前提及限度，即在自然中应用科技时不能危及生态系统的和谐，而是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是一位具有生态视野的学者。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所遭受的压力，尤其表现了人和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关系。其小说《使女的故事》勾勒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生存图景——在基列国专制政权的残暴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小说中更为震撼人心的是作者对环境污染及其危害的描述。人类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只追求高科技的发展，于是，自然也同样残酷无情地报复了人类：“过去一段时期里，化学物质弥漫于空气之中，辐射线和放射物体到处皆是，河水也被有毒成分充斥着，若要清除干净所有这些东西，一两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毒物质也伤害到了一直被奉为是基列国“稀有资源”的使女们的身体：
“这些有毒物质逐渐侵入女人们的身体，并安营扎寨在她们的脂肪细胞层里。鬼知道，从里到外恐怕都已经被污染了，就像进了油的河滩一样肮脏，说不好兀鹰吃了她们的尸骨便会因此毙命。”
“很多时候，我一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身体，眼前就会浮现骨骼架……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化学物质、已变异了的蛋白质、还有像玻璃一样粗糙的劣质晶体状物质。女人们大量地服用各种各样的药丸、药片，男人们使劲地给树木喷杀虫剂，牛还要去吃那些肮脏的草，所有经过添色加彩的粪便最终统统汇入江河。更不要提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期间，那些位于圣安德列亚斯断层处的核电厂所发生的一个个爆炸事件……加之还存在梅毒的突变类型，任何一种菌体都对它无可奈何。”
然而，女性乌托邦小说作者从未主张要遏止科技的发展，她们强调的是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将道德和伦理作为准则来指导科术发展，始终平衡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关系。而在科技与人文日益失衡的现代社会，这种表现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之中的思想也因此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伟大意义。
三 结语
虽然女性乌托邦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还不是很成熟，但其对生态关怀和人类关怀的强调则足以为当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始终被女性乌托邦小说所强调的生态关怀，超越了人们习惯以人作为绝对中心的人文视野，是人文关怀的升华，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世界多层面的关怀。而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小说家们，她们既是社会的良知，也是人类理想家园的守望者。
参考文献：
[1]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林淑琴译：《她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陈小慰译：《使女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 李莉、刘英：《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历史使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 刘英、王雪：《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4期。
[5] 刘英、张建萍：《从“他乡”到“她乡”：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4期。
[6] 刘英、李莉：《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7] 赵莉、李海燕：《由〈她乡〉看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创作的进步性》，《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8] 陈榕：《女性主义乌托邦之旅——吉尔曼的〈她乡〉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9] 孙海英：《两个“女儿国”乌托邦——西梁女国与〈她乡〉》，《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廖述娟，女1977—，宜春奉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宜春学院高安校区。
刘明，男，1980—，南昌进贤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工作单位：江西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