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担忧中国互联网可能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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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建立在历史断层之上,中国的科技公司有更多的“空白”可以填补、更多的模式可以创新。
  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引发美国开始担忧?
  是的!在美国科技界看来,中国的移动互联网革新非同寻常,并且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美国。对中国引领世界移动互联网进步的未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表达了其敬畏,甚至隐忧。
  令美国人心存恐惧的“超级应用”
  《纽约时报》的一篇深度评论指出,“中国,而不是硅谷,正在引领移动科技的创新”。该报还制作了一个长达5分45秒的视频,显示微信作为一个超级应用(super App)是如何引领移动科技的。
  的确,在移动科技的某些方面,中国领先于美国,至少从技术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和效应来看。不仅美国的当红独角兽和社交软件Snapchat添加了微信和支付宝早已广泛使用的二维码技术,甚至美国科技巨头Facebook也开始提供在中国已经火了几年的网络直播业务。而这种网络直播业务,《纽约时报》曾在三年前调侃其边缘性和不入流。
  从中国追随美国硅谷的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到美国的科技巨头引入在中国得到广泛使用的移动技术,这个转变是颠覆性的。它印证着中国把握住了移动互联网的机遇。而中国6亿智能手机用户正是这场变革的基点,这是全球任何单个市场无法匹敌的(也许未来印度也会达到这个规模)。
  最让美国人敬佩,同时又心存恐惧的中国互联网技术是超级应用(super App)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很多手机应用都会置入其他的功能,诸如微信除了社交功能还可以订餐、打车、转账、订票、甚至理财等,支付宝除了转账功能还可以理财、还信用卡、缴费、打车、订票等等。一个人甚至可以抱着腾讯的微信满足其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需求。而这种超级应用,美国人是没法想象,也暂时无法接受的。
  美国的应用设计,讲究简单性和单一功能,其注重某一个功能的纵向深入发展,比如Facebook作为个人社交主页,Twitter作为更简短的个人日常分享和自媒体平台,Snapchat传送瞬时图片和短信,Paypal用来转账和购物,Uber用来打车等。Facebook也是在最近才在其聊天应用Messenger中植入打车和支付功能。Facebook的这一举动很显然是受到了中国超级应用“微信”的启发和动力。
  但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的Messenger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应用,它的很多功能(诸如新加的打车和支付功能)并不能在移动版的Facebook应用里得以使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科技巨头只是部分地引进了超级应用的运作模式,而不是拥抱这个中国主流的移动技术。
  显然,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并不愿意承认中国在移动技术领先这个事实。Facebook和Twitter都拒绝对《纽约时报》在这方面的采访给出任何评论。但北美稍微小一点儿的科技公司,如Kik以及对利润更为敏感的风投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并且学习中国的移动科技模式。
  中国科技公司为何像
  国足一样“冲不出去”?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尤其是BAT三巨头)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的。它们在移动技术上的创新也是基于在中国市场上的打拼。它们在6亿多(这个是活跃的智能手机用户,所以中国国内还有空间)中国用户的市场上打拼出了美国科技巨头们在几十亿全球用户的市场上的成绩。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这同时也可能是中国科技公司国际化的“滑铁卢”。
  美国的科技公司对中国市场的独特性和封闭性深有体会。它们一方面垂涎这个全球最大的内部市场,另一方面又基于政治、文化、商业的诸多原因在中国节节败退——8月初滴滴宣布收购美国科技新创公司的领头羊Uber的中国业务就是最新的佐证。但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败退丝毫阻止不了它们在全球的布局和扩张。Uber Global近700亿美元估值,在世界66个国家和500多个城市的布局,让它毫无疑问地成为独角兽中的独角兽。而滴滴在中国就算能做出更大的规模,它还是跳不出国内市场的闭环。
  当阿里2014年在美国上市的时候,美国曾恐惧这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巨无霸会给美国的科技公司和科技创新模式带来挑战。美国人也担心中国的BAT三巨头会超越美国的科技公司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但两年多过去了,这个担忧成了多余。阿里和腾讯还是一个做中国市场的公司,它在美国和全球的扩张也只是通过并购(甚至天价并购)来实现的。而百度,“中国的谷歌”,其当下600亿美元的市值已经和约十倍于它的谷歌(5450亿美元)无法相提并论了。
  中国科技公司国际化失利需要更深一层的分析,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企业运行模式和文化的“过于中国化”。当微信(Wechat)2013年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推行其全球化策略时,曾用了下载注册成功即奖钱的方法。但Wechat并没有赢得多少国际用户,它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大约几千万用户主要是海外华人和去过中国、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外国人。一方面,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不同质性,让中国的移动科技产品没法不加改动就进入外国市场;另一方面,出于成本和商业模式的考虑,中国的科技公司更是疲于专门开发基于外国市场的产品。毕竟,“过于中国化”的思维是——中国的市场就足够大了,我们中国拿下了,世界就不远了;或者,我们中国还没拿下,怎么走向世界。
  这种思维模式和硅谷的“国际化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美国公司在成立的初期就不是先建立一个美国市场的产品,然后推向世界。Facebook、Twitter、Uber、Airbnb在其创立不久立即全美扩张和全球扩张。它们在打造一个世界性的多元化产品,也志在服务进而占领全球市场。这种“国际化”不仅是资本的内在属性,也是由199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时就确定的“网络无国界”的逻辑决定的。
  反思“中国化思维”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未来,中美更激烈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如我在《中外管理》2016年第五期发表的《移动支付为什么在美国举步维艰?》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在移动互联网上的“落后”并非是真正的落后,市场在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移动互联网只是在需要的领域对既有的市场和服务进行优化。
  而在中国,市场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历史断层之上的,这使得中国的科技公司有更多的“空白”可以填补、更多的模式可以创新。但这些创新,诸如微信、支付宝这种超级应用,在中国是人们喜爱的产品,放到国外市场也许成为和生活格格不入的挑战了。
  所以,未来中国科技公司的国际化应该反思自己的“中国化思维”,并且更深入、用心地理解“国际化思维”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和国情。这个超越经济和技术本身的考虑,不仅适用于中国的科技公司,也适用于所有打算并正在实施“全球化”的公司。
  (本文作者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纽约城市技术学院讲师)
  特约编辑: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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