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晚清名臣和思想家，我国首位驻外使节，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不过，这些人们大都知道，不说了，想说的是他的“为官之道”。
　　他的“官念”是：“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岳麓书社、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若道不行，在任上做不成事，则“不如回家卖红薯”。他一生就是这样做的。郭嵩焘进入朝廷后首先做的是翰林院编修。此职虽无多大实权，但很耀眼而且“实惠”，因为常与皇帝及皇亲国戚接触，升迁概率极高。但是，在郭嵩焘眼中，翰林院却是一个“一无所事”的衙门，每天倒也很忙，但忙的都是些“可笑可叹”的种种应酬，令他极度厌恶。不过，他很快便离开了这个让他厌恶的地方，诏令任他为南书房行走。直接当皇帝的秘书和顾问，可谓前程似锦。但是，这里同样干不成事，最后他毅然选择离开中枢南归“下基层”，到江苏巡抚李鸿章麾下任两淮盐运使。上任后他如鱼得水，大刀阔斧整顿盐政，很快“月销经数倍增，上下游厘饷顿旺”，令李鸿章十分头痛的筹饷问题迎刃而解。郭嵩焘任广东巡抚后期，出使英国公使返国后，两次都因职上无法做事而辞官。他不做“敛手画诺，于补毫末”的无为之官。

　　但是，辞了官的郭嵩焘并非从此闲云野鹤，优哉游哉，而是仍然忧国忧民，尽力为国家和民众做些实事。1879年他从广东巡抚任上辞官返乡，定居省城长沙，以一己之力创建了思贤讲舍，亲自制定章程和学规，不顾眼疾为诸生检校功课。最为可贵的是，学堂还引进了英、法学馆的课程。他的开放思想受到了湘省遗老遗少的攻击，但却没有影响学堂的声誉，开馆招生后还有8名缺额，而要求补取者竟达五六十人。郭嵩焘晚年，国势日趋衰败，内忧外患愈演愈烈。然而，朝中众多官僚却拒绝改革。他写诗曰：“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前三句是对形势的判断，后一句写他无法“出世”的内心。郭嵩焘具有世界眼光，深知铁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逝世的前两年即光绪十五年（1889），致信李鸿章建议修建数百里的津通路，并痛斥朝野关于铁路有害风水的谬论，抱病写下《铁路议》和《铁路后议》两文。拳拳之心，可见日月。
　　郭嵩焘的“为官之道”，在特定情况下，也不一定都妥当。但是，它所展现出的精神却很可贵，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文化財富，也很值得借鉴和学习。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不做尸位素餐之官。他能这样去做，源于其内心有两大精神资源：一是看淡官位。自古以来，官贵民贱深入人心，但在郭大人看来，却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而且做事远比做官重要，做官不做事而仍拿俸禄乃是一种耻辱。这其中就与孙中山“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思想有了相通之处。
　　二是没有私欲。在那个时代，辞官乃自断前程和财路，最现实的是没有了俸禄，更不要说“灰色收入”了。因此，一般人很难做到。郭嵩焘之所以能做到，与其没有私欲（或私欲很小）和公私分明有很大关系。他为官不化公为私，相反还化私为公。1859年，郭嵩焘奉诏到山东沿海整顿财税，为便于调查研究弄清真相，他这个堂堂的钦差大臣为不惊动官府，不住官府公馆，而是自己找普通旅店住下，每天六七金的差旅费自掏腰包。他不贪色，更鄙视虚名。正因为这样，在晚清那浑浊的官场才有了一位堂堂正正的士大夫，真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令人惊叹，让人敬佩。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