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政府与国家神道

　　神道是与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感情密切相关的原始宗教。它在日本列岛出现的确切时间现已无从考证，一般估计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前后。按照日本文学史家加藤周一的说法，当时是作为一种土著宗教出现的。神道至今尚无公认的经典教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文献，一直被视为神道的经典文本。这种宗教多以山川、树木、森林等自然界的存在为崇拜物，曾经是日本人普遍的精神寄托。
　　神社与神宫是神道教徒祭祀的场所，类似基督教的教堂，它们何时出现在日本列岛同样不甚了了。祭祀据说最初是借助丛林间的一幢小屋进行，人们遂相信那里是神灵的居所而竞相崇拜，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今的各种神社。“二战”以后，神社恢复了宗教法人团体的面目，至今仍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存在。
　　如果日本的神道和神社只是停留在民间宗教信仰的层面，大约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他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问题在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向外大肆扩张，写下了侵略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罪恶历史；国家神道被套在了这架疯狂的战车上，成为与关东军并驾齐驱的一种存在。战争的酝酿和准备至少要比历史记载的开战时间早了十年。所谓的“海外神社”的出现和产生也早于战争。人们在回顾“二战”历史的时候，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那便是过多地关注了关东军的刺刀，而忽视了国家神道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近代天皇制国家下的神社系统大体上分为四类：一是祭祀天皇、皇室的神社，例如
　　原神宫、平安神宫、明治神宫等；二是祭祀南北朝时代南朝忠臣的神社，例如凑川神社、阿倍野神社等；三是祭祀为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而战死者的神社，例如靖国神社、护国神社等；四是在殖民地、占领地创建的海外神社，例如在台湾地区和朝鲜建的神社，以及在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等。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神道出现之前，神道和神社的宗教面貌尚且是清晰可辨的，找不到更多的可以挑剔和否定的理由。此后性质则有了大变。一九三一年，由日本扶持和控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在日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国家神社的地位又一次被人为地、强制性地突出出来。
　　据查，在日本学界，“海外神社”的提法是早于“九一八事变”出现的，首倡者是日本神道学家小笠原省三，此后又有外地神社、殖民地神社等若干提法出现。由于这些提法均不及“海外神社”在区分传统神道与国家神道方面来得简洁清晰，因此笔者采用小笠原省三说。
　　事实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一九一○年的事情；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的时间则更早一些，并且占据了半个世纪之久。就海外神社创建而言，依次出现的顺序是台湾地区神社、朝鲜神社和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这样，明治政府的思路便一目了然了：日本本土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国家神社）作为“总镇守”，处于神社体系的顶端。在殖民地和占领地所建的海外神社，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明治政府看来，日本文化不但至高无上，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日本要打造的，显然是清一色的日本式的神道文化，这种文化是建立在日本参与世界强国瓜分殖民地的利益基础上的。国家神道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界带给人类的一大戕害，它的作用是丝毫不亚于关东军的刺刀的。

二、国家神道的泛滥模式

　　明治时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十余年，却是近代日本天皇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治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唯神之道”成为彼时的一种强烈的噪音。在“日本国家利益”的旗帜下，一应的思潮、观念和主张，无不染上了疯狂的色彩，得到民众的普遍响应。倡导这些思想的人也往往被视为高傲地伫立在东方其他民族血泊之上的大和民族“英雄”。
　　天皇制国家形成的初期，国内形势极为严峻，确立政府的统治权威成为这个东方暴发户最为紧迫的事情。为了使全国百姓无条件地服从天皇的权威和统治，使天皇达到拥有高于一切世俗权威的目的，明治政府的国家机器开足了马力，着力建立一个清一色的、没有人反对的国家，而用神道来取代佛教的宗教地位，建立了“祭政一致”的统治体制，遂成为明治政府的施政野心和文化纲领。在这一点上，明治天皇和法西斯狂人希特勒非常相像。除了千方百计神化自己以外，天皇还四处巡幸，以显示其亲民的一面。同时，明治政府从神社行政方面入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新整合，通过强化和规范神社的社会功能来维护国家统一。
　　首先受到政府行为影响的是神祇官，它被置于百官之上，行政地位大大提高。一八七○年五月，明治政府发布了太政官布告，规定神社是国家宗祀之所。随后，又宣告伊势神宫为全国神社的本宗。七月，在民部省设社寺课， 管理有关神社的一应事务。之后又将社寺课纳入大藏省的户籍寮，并规定户籍中需详细登记个人的所属信息，通过户籍制度完备神社的社会功能。八月，设置了神祇省，强化对全国神社的控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明治政府通过改革神社事务行政机构、提升神职人员地位等措施，有意识地拉开传统神道与民众的关系和距离，以达到神道向皇室、国家靠拢的政治目的。
　　诸如此类的国家行为，还以法律的形式被认可。一八八九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可以利用的成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形成的思想就这样成了政府行为的注脚。
　　明治政府的所作所为及其独特性，还体现在诸如将神话中皇室的祖先神奉为最高神，以及将历史名人神格化等方面，用意都在于张扬明治天皇既是治理国家的亲政君主，当然也是国家神道的最高祭祀者。就这样，神社作为展现国民宗教信仰的场所升级为举行国家祭祀的所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日本著名宗教学者加藤玄智认为：“国家神道在外形上表现为神社神道，其精神作为国体神道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被实行。”（ [日]山口辉臣：《明治国家和宗教》，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年版）一八九○年，明治政府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其中提到“尊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等内容，进一步将国家神道与思想教育结为一体。在对日本民众张扬敬神爱国的同时，还将“复兴皇道”和“天皇崇拜”作为具体要求，为日本近代社会建立天皇制国家政治体制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