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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的APP是这个被利润和贪婪所控制的企业界的最好缩影。它像任何公司一样，只不过是一台机器怪兽，一个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产物
为了远在云南的一片原始雨林，浙江的数十家饭店同时决定更换他们的纸品供应商，进而引发了一场跨国公司与国内地方行业协会之间的名誉权官司。没错，这就是过去2个月来闹得沸沸扬扬的“APP毁林事件”。
显然，金光集团在朝一个错误的方向进行危机公关。APP需要做的远不仅是宣称其“使用的所有木材来源都有合法证明”，还必须拿出更多有力的证据来洗刷自己的恶名。
来自环保组织和媒体报道的证据显示，APP是全球最臭名昭著的森林破坏者之一。从大面积非法采伐到财务管理黑洞，种种丑闻总与这一公司紧密相联。至于APP与当地政府签订的这个协议，不仅一直遭到林业部门的反对，而且可能存在着与行政官员的灰色交易。
赚取利润的怪兽
为所欲为的APP是这个被利润和贪婪所控制的企业界的最好缩影。它像任何公司一样，只不过是一台机器怪兽，一个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产物，它只有一个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为股东赚取利润，只有股东才有权决定企业该从事什么事业。无论全球化将企业领向何方，他们都不该有任何内疚感。
这正是过去20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孜孜鼓吹的，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瓦解让其一度成为了民主社会的主流声音。正如索罗斯所描述的，一切人类价值被简化为市场价值，自由市场被定义成惟一能够理性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系统。而企业的全球化无疑是把这个理念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国的最好途径。
然而，今天的世界并没有比20年前更好。世纪之初的9.11事件和安然丑闻已经宣告了这个镀金时代的结束。但问题并没有终结，原本是自由市场基石的企业有成为社会公害的趋势。最大限度的追逐利润已经对企业身处的环境、所在社区和许多个人造成了腐蚀性影响——包括公司内部的人——很可能将永远无法进入平衡状态。
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们或许有意忘记了弗里德曼还说过：那些利润应该是正当获得的。也就是说，公司必须遵循社会所建立的法律法规，当然，社会也一定要时刻警惕公司的贪婪。
毫无疑问，现在几乎每个企业都口口声声要做社会责任（CSR）的表率，问题是我们还能否信任他们：2005年，美国十大名人将站上法庭受审，其中三位是不可一世的企业总裁，都是美国大企业——安然、世界通讯、泰科，他们或则贪污，欺诈，做假账以图利自己，使得员工退休金无着，投资股东终生储蓄泡汤。
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第二大消费市场，同样也是那些贪婪企业舞台巡演的必到之处。在东莞的血汗工厂里，一双售价120美元的耐克鞋完成所有加工程序，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而朗讯前中国总裁戚道协、首席运营官关赫德因为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双双被解雇。
2004年，加拿大法律教授巴肯（Joel Baken），访问近40位教授、管理专家、以及企业总裁，例如96岁的彼得·德鲁克、前壳牌石油总裁史都华爵士、前固特异总裁吉伯拉，写成《企业的性格与命运》（The Corporation）一书。接着与两位电影制作人艾其博（Mark Achbar）和阿尔伯特（Jennifer Abbott）合作拍摄成同名纪录片（中译为《解构企业》），赢得一片赞赏。
这两部作品的核心主题只有一个：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让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
假如企业是人？
涂掉华丽的公关辞藻，抛开眩目的广告，忘记那些创始者以人格力量塑造的公司文化以及感人肺腑的公司愿景，企业的首要目标从来都是：赚取利润。正如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一样。
社会评论家杰里·曼德尖刻地指出，就像装配线上的工人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节奏以适应机器的速度一样，公司的执行官和经理们不可避免地也要使他们的行为最终与公司的赢利目标相一致，无论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道德和伦理标准，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就不会取得成功。
企业是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看起来，企业个体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毫无道德责任感，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否就是“囚徒困境”呢？
我们或许不用那么悲观。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但自私的人类却建立了民主的社会。道德法律的产生并非个别人善心突发灵光一现的结果，而是人类通过反复博弈进而达成共识的产物。
在《解构企业》这部纪录片里，顺水推舟，假想企业真是“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影片制作人根据某些企业历年来表现，再以世界卫生组织诊断标准，这些企业根本是精神病患（Psychopath），例如：不关心其它人的感受，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与人不能维持长久人际关系，任意解雇员工；不关心其它人安危，例如随意污染环境，剥削童工；欺骗，假造事实，例如安然欺骗客户和投资人，只为自身牟利；没有罪恶感，作任何决定，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挡箭牌。
“企业不只是工作场所，应该是我们的邻居、社区，”前麦肯锡顾问史密斯说，“更应该是一群人在一起，为社会及文明做出贡献。如果企业流于只是工作场所，人们就失去创造生命意义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商业道德本身应该是一种反复博弈中的平衡，受制于市场环境各个成员行为的反应而达成的一种规则。
“你的能量越大，你的责任也就越大。”这句好莱坞大片《蜘蛛侠》里的台词，看起来正是为横行无忌的跨国公司们准备的一记警钟。弗里德曼认为，确保世界成为高尚场所不是企业的事，但对21世纪的全球性企业来说，它们别无选择。
作为一个转轨制度的国家，中国刚刚从“市场万能”的迷思中摆脱出来。不要坐等“仓廪实而知礼节”，市场并不是拯救一切的万能灵药。它必须建立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
APP官司提供给我们一面很好的镜子，社会责任的意识已经萌芽，如果APP能够在中国打赢这场在全世界都打不赢的官司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为了远在云南的一片原始雨林，浙江的数十家饭店同时决定更换他们的纸品供应商，进而引发了一场跨国公司与国内地方行业协会之间的名誉权官司。没错，这就是过去2个月来闹得沸沸扬扬的“APP毁林事件”。
显然，金光集团在朝一个错误的方向进行危机公关。APP需要做的远不仅是宣称其“使用的所有木材来源都有合法证明”，还必须拿出更多有力的证据来洗刷自己的恶名。
来自环保组织和媒体报道的证据显示，APP是全球最臭名昭著的森林破坏者之一。从大面积非法采伐到财务管理黑洞，种种丑闻总与这一公司紧密相联。至于APP与当地政府签订的这个协议，不仅一直遭到林业部门的反对，而且可能存在着与行政官员的灰色交易。
赚取利润的怪兽
为所欲为的APP是这个被利润和贪婪所控制的企业界的最好缩影。它像任何公司一样，只不过是一台机器怪兽，一个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产物，它只有一个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为股东赚取利润，只有股东才有权决定企业该从事什么事业。无论全球化将企业领向何方，他们都不该有任何内疚感。
这正是过去20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孜孜鼓吹的，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瓦解让其一度成为了民主社会的主流声音。正如索罗斯所描述的，一切人类价值被简化为市场价值，自由市场被定义成惟一能够理性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系统。而企业的全球化无疑是把这个理念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国的最好途径。
然而，今天的世界并没有比20年前更好。世纪之初的9.11事件和安然丑闻已经宣告了这个镀金时代的结束。但问题并没有终结，原本是自由市场基石的企业有成为社会公害的趋势。最大限度的追逐利润已经对企业身处的环境、所在社区和许多个人造成了腐蚀性影响——包括公司内部的人——很可能将永远无法进入平衡状态。
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们或许有意忘记了弗里德曼还说过：那些利润应该是正当获得的。也就是说，公司必须遵循社会所建立的法律法规，当然，社会也一定要时刻警惕公司的贪婪。
毫无疑问，现在几乎每个企业都口口声声要做社会责任（CSR）的表率，问题是我们还能否信任他们：2005年，美国十大名人将站上法庭受审，其中三位是不可一世的企业总裁，都是美国大企业——安然、世界通讯、泰科，他们或则贪污，欺诈，做假账以图利自己，使得员工退休金无着，投资股东终生储蓄泡汤。
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第二大消费市场，同样也是那些贪婪企业舞台巡演的必到之处。在东莞的血汗工厂里，一双售价120美元的耐克鞋完成所有加工程序，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而朗讯前中国总裁戚道协、首席运营官关赫德因为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双双被解雇。
2004年，加拿大法律教授巴肯（Joel Baken），访问近40位教授、管理专家、以及企业总裁，例如96岁的彼得·德鲁克、前壳牌石油总裁史都华爵士、前固特异总裁吉伯拉，写成《企业的性格与命运》（The Corporation）一书。接着与两位电影制作人艾其博（Mark Achbar）和阿尔伯特（Jennifer Abbott）合作拍摄成同名纪录片（中译为《解构企业》），赢得一片赞赏。
这两部作品的核心主题只有一个：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让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
假如企业是人？
涂掉华丽的公关辞藻，抛开眩目的广告，忘记那些创始者以人格力量塑造的公司文化以及感人肺腑的公司愿景，企业的首要目标从来都是：赚取利润。正如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一样。
社会评论家杰里·曼德尖刻地指出，就像装配线上的工人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节奏以适应机器的速度一样，公司的执行官和经理们不可避免地也要使他们的行为最终与公司的赢利目标相一致，无论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道德和伦理标准，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就不会取得成功。
企业是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看起来，企业个体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毫无道德责任感，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否就是“囚徒困境”呢？
我们或许不用那么悲观。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但自私的人类却建立了民主的社会。道德法律的产生并非个别人善心突发灵光一现的结果，而是人类通过反复博弈进而达成共识的产物。
在《解构企业》这部纪录片里，顺水推舟，假想企业真是“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影片制作人根据某些企业历年来表现，再以世界卫生组织诊断标准，这些企业根本是精神病患（Psychopath），例如：不关心其它人的感受，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与人不能维持长久人际关系，任意解雇员工；不关心其它人安危，例如随意污染环境，剥削童工；欺骗，假造事实，例如安然欺骗客户和投资人，只为自身牟利；没有罪恶感，作任何决定，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挡箭牌。
“企业不只是工作场所，应该是我们的邻居、社区，”前麦肯锡顾问史密斯说，“更应该是一群人在一起，为社会及文明做出贡献。如果企业流于只是工作场所，人们就失去创造生命意义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商业道德本身应该是一种反复博弈中的平衡，受制于市场环境各个成员行为的反应而达成的一种规则。
“你的能量越大，你的责任也就越大。”这句好莱坞大片《蜘蛛侠》里的台词，看起来正是为横行无忌的跨国公司们准备的一记警钟。弗里德曼认为，确保世界成为高尚场所不是企业的事，但对21世纪的全球性企业来说，它们别无选择。
作为一个转轨制度的国家，中国刚刚从“市场万能”的迷思中摆脱出来。不要坐等“仓廪实而知礼节”，市场并不是拯救一切的万能灵药。它必须建立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
APP官司提供给我们一面很好的镜子，社会责任的意识已经萌芽，如果APP能够在中国打赢这场在全世界都打不赢的官司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