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上旬,我们一行数人取道宁夏银川,驱车过“土长城”的“贺兰山阙”进入内蒙,参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治沙项目。
　　在阿拉善,我们遇到牧民巴里,他30多岁,是个特有才能的青年,家里挂满了奖状:有民歌大赛奖,有摩托越野赛大奖,他的赛车不仅有高级别的业余大赛奖,还有国际大赛专业B组的获奖。他之所以呆在戈壁滩的老家,并不是留恋传统的生活方式——请注意他是赛车而不是赛马高手——而是要与84岁的老奶奶相依为命,老人家不可能改变自己了。巴里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镇上生活,孩子不乐意回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作客来看祖奶奶。而中年牧民巴特夫妇的两个女儿,我们是碰巧遇见她们在老家度假,姐姐大学刚毕业准备找工作,妹妹还在呼和浩特读财经学院。这些年轻人与陪同我们的SEE少数民族员工一样,不可能安心过前辈的日子。
　　就像沿海城市农民工子女(农民工第二代)不愿回乡种地一样,大西北的年轻人也向往城市的现代生活。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2007年10月我去新疆巴楚自治县参加胡杨文化节,后来又去了南疆喀什地区,所到之处,看到人们的服饰都很现代(夹克衬衫胶鞋之类),交通工具都是摩托车、汽车、自行车等——谁愿舍方便而讨苦吃呢,若阿凡提再世也不会坚持骑毛驴而不坐汽车的。在年轻这一代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是顺应潮流,亦是改善阿拉善生态环境的一个契机。
　　SEE组织专家学者考察调研,找出阿拉善生态恶化的人为原因是“三多”:草地放养牲畜过多,灌木薪柴砍伐过多,耕地漫灌用水过多。对症下药,阻止生态继续恶化,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就是“三减”:减少草地放养牲畜数量;减少梭梭林等薪柴的砍伐;减少开垦漫灌的用水量,发展节水型农牧业。为此,SEE在阿拉善地区先后实施24个项目,包括人工撒播草籽,梭梭林、胡杨林保护,羊的舍圈养殖,膜下滴灌、管灌节水,玉米改种棉花等,以及与农民牧民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的社区建设、人员培训项目。
　　依我看,对治沙来讲,如果说植树种草,建生态恢复区、保护区、示范区是近在眼前、直观见效的措施;那么SEE下的是支持和巩固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的间接功夫,这是一个中期的目标。而从长远讲,要实现“三减”,让荒漠得到治理,恢复绿色生态,最重要、最长效的对策,应该是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人们生活在城镇(居民社区),不仅道路建设、煤炭电力能源和生活物资供应成本低,现代工业、服务业,工业化的农业和畜牧养殖业也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能接受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前述恢复生态的“三减”做起来就不会太费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这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建设过程,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投资,也需要技术和管理人才。我们参观的一个奶牛场,很需要周转资金渡过困难时期;奶牛还只能在四面透风的牛棚里熬过寒冬,也需要钱建筑暖和的墙壁圈屋。那片谷子试验田,四周的庄稼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漫灌而不是管灌更不是喷灌滴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地下水。虽然技术上早已不成问题,但农民没钱投资节水。至于这些地区的孩子,因为当地的教育事业相对城市落后得多,受教育的条件就比较差,这对于他们今后从事现代化生产和高层次的服务性工作很不利。
　　教育投资的不均衡,优秀师资向权力中心集中,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受害尤重。改变这种现状对于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地区的子女尤其迫切,他们必须比前辈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至于资金,就看怎么决策了。动辄多少亿建歌剧院、广场和会展中心等形象工程有钱,建学校、搞节水工程难道比以色列建国之初还缺钱?
　　所以说,实现公民权和发展权的城乡平等是根本,是战略性的要务。
　　说白了,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实现城镇化和(畜牧养殖、农业种植的)工业化。所謂城镇化,最直观最浅显的,就是像以色列一样建立牧民农民的定居点。人口一集中,至少可以解决薪柴砍伐问题,做饭、取暖都可以用煤电或液化气,供水问题也方便解决了。我们这次到吉泰兰一队和二队参观,吉普车在戈壁滩跑了一整天,真正感受到“辽阔的草原”是什么意味,只是“草原”换成了戈壁。大西北有的是煤和气,还有煤田年复一年在自燃,但是要把煤电运送到那么分散居住的人家成本太大,而一旦实现集中居住,在戈壁上修路连结成网是很容易的。这主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SEE之类的公益组织可起辅助作用。
　　有人问,牧民们愿意放弃他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集中起来居住吗?其实,除了上年纪的人习惯改不过来了,谁不愿过现代化的生活?
　　(作者系杂文家、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