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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1893～1986)是河北献县人，原名崧年，自改为申府，意思是治理国家。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三位主要创始人之一，本应是耀目中国的风云人物，却因时局与个人性格等原因，渐隐于中国政治舞台。抗战期间，他參与组建了民主同盟，但又因1948年10月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严厉批判，被民主同盟开除盟籍。1986年辞世，《人民日报》的讣告中称他为“党的老朋友”。
黄埔第一人
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被送到北京读初小，两年后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预科未卒业就直接读本科，但因提倡“不考试运动”，结果从初小、高小、预科到大本无一文凭。1917年秋被蔡元培赏识，聘到北大预科教书，转年到图书馆工作。
1924年他到广州，时值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张申府也参与了筹建，并因通晓英语、德语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员。此时的蒋介石羽翼未丰，为巩固地位，多方拉拢人才，包括优秀的共产党人，因时局所需，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
关于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经过，张申府回忆说：“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期学生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全国各地报名的学生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一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在黄埔工作期间，张申府与蒋介石接触较多，合作共事。不过张蒋相识并非始于黄埔，张申府回忆说：“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4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职时，张申府对蒋介石的印象是：“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
与毛周朱的关系
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初期可说是一位先驱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合作共事多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更是颇有渊源。
张申府与毛泽东早年相识于北大，那时张申府是北大图书馆的教员，而毛泽东因受杨昌济老先生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见习书记。对这段经历，有后人评论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这“栽刺”，便是指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发生的张申府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之事。当年暑期，时任馆长的李大钊回河北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代他主持馆务。事情很简单，张申府生前曾忆述：“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对这件事毛泽东应该是不怎么舒服的。后来斯诺在延安访问他时，毛泽东忆及在北大的这段求职经历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张申府与周恩来交往颇深，情义笃厚，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还曾力荐他到黄埔军校任职。
张周二人相识于1920年8月，当时天津的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在京南的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会。觉悟社的主要负责人便是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由张申府代表参加，张周由此相识。
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在法国。1920年11月间，张申府随同蔡元培到法国深造，在法国见到了已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关于介绍周恩来入党的经过，张申府自述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的职责，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指陈独秀)”；“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己，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周恩来对此事一直念念难忘，1962年在著名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中》还加了一笔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对此事也甚感自豪，1976年1月14日，周恩来逝世后，他日记中写道：“但看参考消息，关于周翔宇的评论，一致赞扬不置!我曾能介绍这样一位卓越人物首入中共，又自慰，又自惭!”
1924年张申府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即推荐了好多海外归来的优秀分子到黄埔军校，周恩来便在此列。据张申府回忆：“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到黄埔军校后，又因张申府提名推荐，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正是因为这些情谊，周恩来对张申府一直很照顾，张申府忆述：“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 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建国前后，张申府要求出来工作，周恩来与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商议，给他安排了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的工作，张申府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工作至最终。
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也是在法国，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法国，寻找“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该支部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并找到张申府，介绍了朱德的特别经历，张即同意做介绍人。后经党组织批准，朱德、孙炳文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诩为“宁折不弯”
张申府一生倨傲，颇具“书生意气”，总结自己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他经常讲“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庭”。不妥协确实是他的性格，遇事坚持自己的意见，道不合则不相谋，常与“主流”对抗。
他一生最“折”的一次，就是1925年负气退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张申府一直反对统一战线，早在1923年法国的比扬古大会时，他就已固守这一立场，中共四大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仍坚持这个观点，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这被当时负责党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讽刺为幼稚可笑。张申府闻此言，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离场。张申府回忆说：“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他一直固守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士人原则。
脱党一年多后，1926年3月14日，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户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这句话反映了张申府的性格和心性，他似乎是位革命者，却从未脱离过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子，正如革命家郑超麟所评价的：“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
因写《呼吁和平》一文，张申府再度为中国政治所不容。
文章发表在1948年10月23日由储安平主办的第5卷第9期《观察》杂志上，关于发表经过，张申府是这样忆述的，“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30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可当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此举无疑是与中国共产党大唱反调，此文一出，一片哗然。1948年11月15日，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指出：“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张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应将其盟籍开除，以维纪律，”194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罪名由“人民敌人”升级为“卖国贼”，由张申府一个人变成了“张申府等”。
10天后，已带着子女到了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宣布与“人民公敌张申府”一刀两断。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但张申府对此却并无怨言，表示理解刘清扬的选择：“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没有选择，她要保护自己和女儿……解放后，我们没有说过话，但她一直都透过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建国以后，张申府更是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不准写作。即使处于如此境地，他却仍不改秉性，顶风支持“大右派”章伯钧，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章伯钧受批判，无人敢替他说情，张申府却站出来说话了，认为章伯钧无原则性错误，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还是值得考虑的。据章夫人李健生回忆；“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农工民主党)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
这就是自诩为宁折不弯的张申府，在晚年他与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谈话时说：“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他的一生的确如此，在历经挫折后，他一直被尘封在北图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责任编辑] 林 京
黄埔第一人
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被送到北京读初小，两年后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预科未卒业就直接读本科，但因提倡“不考试运动”，结果从初小、高小、预科到大本无一文凭。1917年秋被蔡元培赏识，聘到北大预科教书，转年到图书馆工作。
1924年他到广州，时值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张申府也参与了筹建，并因通晓英语、德语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员。此时的蒋介石羽翼未丰，为巩固地位，多方拉拢人才，包括优秀的共产党人，因时局所需，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
关于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经过，张申府回忆说：“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期学生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全国各地报名的学生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一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在黄埔工作期间，张申府与蒋介石接触较多，合作共事。不过张蒋相识并非始于黄埔，张申府回忆说：“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4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职时，张申府对蒋介石的印象是：“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
与毛周朱的关系
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初期可说是一位先驱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合作共事多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更是颇有渊源。
张申府与毛泽东早年相识于北大，那时张申府是北大图书馆的教员，而毛泽东因受杨昌济老先生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见习书记。对这段经历，有后人评论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这“栽刺”，便是指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发生的张申府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之事。当年暑期，时任馆长的李大钊回河北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代他主持馆务。事情很简单，张申府生前曾忆述：“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对这件事毛泽东应该是不怎么舒服的。后来斯诺在延安访问他时，毛泽东忆及在北大的这段求职经历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张申府与周恩来交往颇深，情义笃厚，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还曾力荐他到黄埔军校任职。
张周二人相识于1920年8月，当时天津的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在京南的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会。觉悟社的主要负责人便是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由张申府代表参加，张周由此相识。
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在法国。1920年11月间，张申府随同蔡元培到法国深造，在法国见到了已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关于介绍周恩来入党的经过，张申府自述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的职责，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指陈独秀)”；“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己，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周恩来对此事一直念念难忘，1962年在著名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中》还加了一笔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对此事也甚感自豪，1976年1月14日，周恩来逝世后，他日记中写道：“但看参考消息，关于周翔宇的评论，一致赞扬不置!我曾能介绍这样一位卓越人物首入中共，又自慰，又自惭!”
1924年张申府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即推荐了好多海外归来的优秀分子到黄埔军校，周恩来便在此列。据张申府回忆：“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到黄埔军校后，又因张申府提名推荐，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正是因为这些情谊，周恩来对张申府一直很照顾，张申府忆述：“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 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建国前后，张申府要求出来工作，周恩来与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商议，给他安排了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的工作，张申府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工作至最终。
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也是在法国，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法国，寻找“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该支部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并找到张申府，介绍了朱德的特别经历，张即同意做介绍人。后经党组织批准，朱德、孙炳文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诩为“宁折不弯”
张申府一生倨傲，颇具“书生意气”，总结自己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他经常讲“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庭”。不妥协确实是他的性格，遇事坚持自己的意见，道不合则不相谋，常与“主流”对抗。
他一生最“折”的一次，就是1925年负气退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张申府一直反对统一战线，早在1923年法国的比扬古大会时，他就已固守这一立场，中共四大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仍坚持这个观点，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这被当时负责党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讽刺为幼稚可笑。张申府闻此言，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离场。张申府回忆说：“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他一直固守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士人原则。
脱党一年多后，1926年3月14日，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户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这句话反映了张申府的性格和心性，他似乎是位革命者，却从未脱离过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子，正如革命家郑超麟所评价的：“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
因写《呼吁和平》一文，张申府再度为中国政治所不容。
文章发表在1948年10月23日由储安平主办的第5卷第9期《观察》杂志上，关于发表经过，张申府是这样忆述的，“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30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可当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此举无疑是与中国共产党大唱反调，此文一出，一片哗然。1948年11月15日，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指出：“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张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应将其盟籍开除，以维纪律，”194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罪名由“人民敌人”升级为“卖国贼”，由张申府一个人变成了“张申府等”。
10天后，已带着子女到了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宣布与“人民公敌张申府”一刀两断。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但张申府对此却并无怨言，表示理解刘清扬的选择：“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没有选择，她要保护自己和女儿……解放后，我们没有说过话，但她一直都透过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建国以后，张申府更是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不准写作。即使处于如此境地，他却仍不改秉性，顶风支持“大右派”章伯钧，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章伯钧受批判，无人敢替他说情，张申府却站出来说话了，认为章伯钧无原则性错误，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还是值得考虑的。据章夫人李健生回忆；“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农工民主党)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
这就是自诩为宁折不弯的张申府，在晚年他与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谈话时说：“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他的一生的确如此，在历经挫折后，他一直被尘封在北图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