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盘庚迁殷说到《尚书·盘庚》三篇的次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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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的文献由于流传既久、辗转刊刻等原因。其错讹舛误之处在所不免。清代学者在这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情况却是复杂的,有些是文献版本有误,后人纠正了;有的则是文献本来没有问题,而后人却做了误解,把原先正确的东西变成了谬误。
其他文献
自云梦秦简问世后,史学界对泰国田制的研究也步步深入。其中,秦在商鞅变法后实行“授田”说,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看法。如张金光先生的《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一文,即认为:商鞅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
河北平山出土的《中山王 鼎》铭称:“昔者吴人并 (越), 人 (攸)敩(效)仆恁(赁)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诸家释 为修、敩为敬,仆为备,恁为信、为任或保,读为“越人修教备信(任、保),五年复吴”。
孙权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可由《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载的卒年和得年推定,原无异议。潘民中先生在《孙权生年质疑》(刊于《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一文中提出四个疑点,认为应把孙权生年推前五至六年,定在公元176年或177年。
李龙潜先生所著《明清经济史》一书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问世。这是一本内容详实的断代经济史,描述了明初至清中叶,亦即鸦片战争前我国经济的兴衰演变。
如果从财政学的角度去研究唐朝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施的两税法,就可以发现,无论是杨炎奏疏的初衷,抑或是唐廷《起请条》的实施原则,他们所谓“请作两税法”的内涵与外延,并非如传统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仅仅局限于改革农业税制本身.而是还蕴含着重编国家预算计划、确定地方预算收支范围及其规模、建立两税定额管理体制等一系列国家财政分配活动的内容。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与极端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渐趋融汇的文化潮流相应,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建立起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运输业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中国封建赋税问题,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尤其对每一王朝的具体制度及共内容的研究较为深入,对于历朝赋税的基本概况和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等。大致轮廓基本清楚。然而,对于封建赋税中税与役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论述之章尚不多见。
明代宗室,作为大潢裔胄,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明初,曾典兵出镇,成为专制皇权的依托力量。但“靖难之役”和“汉庶人之役”以后,宗室渐为专制皇权疏忌。丧失了政治依托地位。然而,宗室毕竟与至尊同一血统,皇帝对宗室还是要略尽“亲亲之谊”的。
清朝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是顺治年间确定的,由正黄、镶黄、正白旗组成。但由于此前拥有两黄旗的皇太极曾夺取过正蓝旗,近年来一些很有影响的专著教材,如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上册,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下册,就据此将正黄、镶黄、正蓝旗称之为“上三旗”。
一段公案,掺杂着血雨腥风,竟热闹了两千多年,这就是关于秦汉分封制的讨论。誉之、毁之;倡之、诋之,反反复复,扑朔迷离,不仅是为了澄清历史是非,也在追求着冥冥之中的一个“度”——如何适当地配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繁荣昌盛系于此,分崩离析亦系于此。对秦汉分封制的剖析,历来都是为了得到这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