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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上,有几组作品让我印象深刻。
《肖像》是天津美术学院的宋立雪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是作者以拍摄肖像的手法拍摄的临时建筑,这是城市背景中的荒凉一角。从画面的角度来看,可以推测作者跟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人的距离,还是时间的距离?作者说过,“这些建筑,在很短的时间出现,又在很短的时间消失,伴随着主人身份的变化,这些建筑的命运也在变化。”这组照片乍看之下构图极简单──一所零落的小店,一半的天色,无论是空间和时间的处理,都引发出莫名的冷漠感和疏离感。
同名的另一组《肖像》是北京电影学院聂小涵的作品,以昆虫作为拍摄对象,有趣的是两组以“肖像”命名的作品,都不是拍摄人物,而是以拍摄肖像的角度来处理物件。这组作品令我想到卡夫卡的蜕变,尤其当聂小涵说到要“使观者看到昆虫世界的‘人’形象”。作者是用自制的附件来协助拍摄的,从昆虫特写镜头的细致处理手法,明显地看到作者十分强调拍摄技巧和对后期处理的执行。如果只单从摄影技巧来看,这组作品确实非常突出。
还有一组跟肖像有关的作品《我的童年》,是由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杨绪成拍摄,这一组作品终于与人物有关,却又偏偏不以“肖像”为名。这组作品是拍摄藏区的孩子,有点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影子,桑德的摄影被誉为“以诚实的方式道出真实”,而他对被拍摄对象的尊严尤为尊重,在这一点上,作者也的确做到了。
另一组让我有联想的是《猫城》,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杨树的作品,作者说是观念摄影作品,又有超现实的趣味。她的作品充满了幻想,巨型的猫咪在城市中走动,看来一点也不吓人,我不禁想起宫崎骏“龙猫”中的猫巴士和圆谷英二的“哥吉拉”,年轻人能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是可喜的,社会上也需要有这样的人才,每个画面都是经过后期的拼接处理,看起来很踏实,一点也不花巧。
《最后一程》是中国传媒大学李雨青和潘佳谋合作的作品,属于报道摄影,以非常简单的手法拍摄,经过采访再加上动人的文字叙事,是一组简单而且易懂的系列作品。作品内容是一些面对生命最后一程的老人家,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生活点滴。图片中老人的一个简单姿态,一个表情,或一句寻常的回应,背负着的是一生沉重的痕迹。作者提到“由于医院的住院费用过于高昂,长期患病的老人承担不起,这家医院的费用比价低廉,所以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我偶然想起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场景是冬天,长子背着妈妈上山,在满布白骨、周围站着乌鸦的山上,他不忍放弃母亲,却被安然坐下的母亲赶下山。电影的背景是古代的日本,生活情况跟现代文明的中国或日本当然已完全不同,但在《最后一程》让人感触的是,当人们忙碌生活的同时,亲情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与无奈,老人不得不接受,孤独地在幽暗中走完生命的旅程。
《强迫症》是西安理工大学郜旭丽的作品,作者说她为了这个项目花了半年时间筹划,从作品中也真的可以感觉到作者下了不少资料搜集的功夫;从画面看到的是强迫症的人和物件的关系,透过他们的行为,不断的重复和自我压迫,和那些经过他们处理过的物件,如排山倒海式的堆建,为自己与外面的世界筑起成密不透风的围墙;从构图来说,作者对画面的布局都是经过仔细的考虑,所有的细节都是经过细心安排,一切的摆设都是有条不扰的,充满作者的执着。作者表示自己也是有强迫症的倾向,希望社会能关注他们的处境,而这一组作品正是她向外面世界呼唤的窗口。回头再看这组作品,让我吃惊的是所有被拍摄的人物都是精壮的青年人,也可能反映出都市生活压力给他们的后遗症。
西安理工大学陈博文的作品《父亲和我》,作者与父亲互拍各自的身体的局部,父亲身体有明显受伤后遗留的痕迹,作者把两人所拍照片并列呈现,这是一组非常个人感受的作品,表达作者对父亲的爱,文字的介绍很动人,现场中作者亲自讲解作品时,她的亲身体验无不叫人动容。只是再回看她的作品,说真的作品不比她的讲解精彩有力。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学生是幸福的。回到今天香港的摄影教育,已经没有几个学院能提供完整的摄影课程,一般摄影学科只归纳在某些课程当中,受重视程度大不如前,而且场地和经费的限制,想要具有規模的展览机会,与具国际水平摄影师作品同场展出,对香港的学生是一种奢望。
反观内地的院校还能提供完整的摄影课程,从同学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摄影的历史和理论的认识,有些特别重视技术,有些作者与历史对话,有些以观念对理论进行探索或反思,以及几乎每年的水平都在提升,对于某些学校,甚至可以感受到老师的认真和所花的心血,这都是学生的福气。
《肖像》是天津美术学院的宋立雪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是作者以拍摄肖像的手法拍摄的临时建筑,这是城市背景中的荒凉一角。从画面的角度来看,可以推测作者跟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人的距离,还是时间的距离?作者说过,“这些建筑,在很短的时间出现,又在很短的时间消失,伴随着主人身份的变化,这些建筑的命运也在变化。”这组照片乍看之下构图极简单──一所零落的小店,一半的天色,无论是空间和时间的处理,都引发出莫名的冷漠感和疏离感。
同名的另一组《肖像》是北京电影学院聂小涵的作品,以昆虫作为拍摄对象,有趣的是两组以“肖像”命名的作品,都不是拍摄人物,而是以拍摄肖像的角度来处理物件。这组作品令我想到卡夫卡的蜕变,尤其当聂小涵说到要“使观者看到昆虫世界的‘人’形象”。作者是用自制的附件来协助拍摄的,从昆虫特写镜头的细致处理手法,明显地看到作者十分强调拍摄技巧和对后期处理的执行。如果只单从摄影技巧来看,这组作品确实非常突出。
还有一组跟肖像有关的作品《我的童年》,是由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杨绪成拍摄,这一组作品终于与人物有关,却又偏偏不以“肖像”为名。这组作品是拍摄藏区的孩子,有点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影子,桑德的摄影被誉为“以诚实的方式道出真实”,而他对被拍摄对象的尊严尤为尊重,在这一点上,作者也的确做到了。
另一组让我有联想的是《猫城》,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杨树的作品,作者说是观念摄影作品,又有超现实的趣味。她的作品充满了幻想,巨型的猫咪在城市中走动,看来一点也不吓人,我不禁想起宫崎骏“龙猫”中的猫巴士和圆谷英二的“哥吉拉”,年轻人能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是可喜的,社会上也需要有这样的人才,每个画面都是经过后期的拼接处理,看起来很踏实,一点也不花巧。
《最后一程》是中国传媒大学李雨青和潘佳谋合作的作品,属于报道摄影,以非常简单的手法拍摄,经过采访再加上动人的文字叙事,是一组简单而且易懂的系列作品。作品内容是一些面对生命最后一程的老人家,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生活点滴。图片中老人的一个简单姿态,一个表情,或一句寻常的回应,背负着的是一生沉重的痕迹。作者提到“由于医院的住院费用过于高昂,长期患病的老人承担不起,这家医院的费用比价低廉,所以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我偶然想起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场景是冬天,长子背着妈妈上山,在满布白骨、周围站着乌鸦的山上,他不忍放弃母亲,却被安然坐下的母亲赶下山。电影的背景是古代的日本,生活情况跟现代文明的中国或日本当然已完全不同,但在《最后一程》让人感触的是,当人们忙碌生活的同时,亲情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与无奈,老人不得不接受,孤独地在幽暗中走完生命的旅程。
《强迫症》是西安理工大学郜旭丽的作品,作者说她为了这个项目花了半年时间筹划,从作品中也真的可以感觉到作者下了不少资料搜集的功夫;从画面看到的是强迫症的人和物件的关系,透过他们的行为,不断的重复和自我压迫,和那些经过他们处理过的物件,如排山倒海式的堆建,为自己与外面的世界筑起成密不透风的围墙;从构图来说,作者对画面的布局都是经过仔细的考虑,所有的细节都是经过细心安排,一切的摆设都是有条不扰的,充满作者的执着。作者表示自己也是有强迫症的倾向,希望社会能关注他们的处境,而这一组作品正是她向外面世界呼唤的窗口。回头再看这组作品,让我吃惊的是所有被拍摄的人物都是精壮的青年人,也可能反映出都市生活压力给他们的后遗症。
西安理工大学陈博文的作品《父亲和我》,作者与父亲互拍各自的身体的局部,父亲身体有明显受伤后遗留的痕迹,作者把两人所拍照片并列呈现,这是一组非常个人感受的作品,表达作者对父亲的爱,文字的介绍很动人,现场中作者亲自讲解作品时,她的亲身体验无不叫人动容。只是再回看她的作品,说真的作品不比她的讲解精彩有力。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学生是幸福的。回到今天香港的摄影教育,已经没有几个学院能提供完整的摄影课程,一般摄影学科只归纳在某些课程当中,受重视程度大不如前,而且场地和经费的限制,想要具有規模的展览机会,与具国际水平摄影师作品同场展出,对香港的学生是一种奢望。
反观内地的院校还能提供完整的摄影课程,从同学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摄影的历史和理论的认识,有些特别重视技术,有些作者与历史对话,有些以观念对理论进行探索或反思,以及几乎每年的水平都在提升,对于某些学校,甚至可以感受到老师的认真和所花的心血,这都是学生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