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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 新中国煤田地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提出了中国煤多演化阶段多热源叠加变质理论和区域岩浆热变质作用，开拓性地解决了我国部分“煤级偏高”的重大问题，对我国聚煤规律的研究做了大量先导性工作。
他负责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专业，首先开设了“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课程，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煤田地质研究室，为发展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就是我国煤地质学的奠基人杨起院士。
曾吃過“八宝饭”的名门之后
鲜为人知的是，杨起的父亲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在杨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因领头闯“赵家楼”而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
山东蓬莱素有“人间仙境”之誉。杨起童年时常随父亲到海岸古炮台，听父亲讲述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的英雄事迹。20世纪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政府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造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洗刷落后挨打的屈辱。后来，杨起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杨起回忆：“当年家父杨振声奉教育部令紧急到长沙，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筹建长沙临时大学，留下我和姐姐在已是敌占区的北平”。
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于是，前门火车站就上演了跟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齐家三少爷出逃时几乎完全同样的一幕。我穿上一件不合体的长袍，装得傻傻的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由天津辗转到了长沙，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1938年初，我们步行团244人浩浩荡荡从长沙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经过盘江天险，爬关索岭的24盘……每天走几十公里，天天换住处，脚上打起许多水泡，有一晚是睡在装有死人的棺材旁，到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这些，对没离开过家、身体较弱的我，无论在体力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考验。”步行3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最初学的是工程，后来在父亲挚友李四光教授的影响下改学了地质，迈入地学门槛”，杨起立志为祖国勘探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学造船的宏愿没能实现，是杨起终生的遗憾。他非常喜欢军舰，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一直摆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
在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稗子、谷壳的米饭，甚至还有鼠粪，被戏称为“八宝饭”；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学习的参考书很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日寇连续空袭昆明，师生不得不时常“跑警报”，敌机空袭后抓紧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当时学地质比学其他专业更艰苦，在野外有时还会遇到危险。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凭着满腔报国热情，杨起刻苦学习，投身祖国地质事业。
1944年，已成为北大研究生的杨起来到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当时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条件十分恶劣。有一次，他骑着马去野外考察地质，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八月十五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马儿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条命。面对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反动独裁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的一天，杨起只身一人在云南洱海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他填图采集标本，全神贯注于地质现象的研究，暮色降临方意识到已走得太远，急忙折返，忍着饥渴，背着沉重的标本，行不到一半路程已很困乏。此时又意外地遭遇一只恶狼，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一面提防着土匪，一面不停地挥动地质锤驱赶紧逼的野兽，虽已筋疲力尽，但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掉一块地质标本，咬紧牙关坚持往回走，直到午夜才回到住地，过度劳累使得他大病了一场。
尽管地质生涯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甚至乐在其中。为什么？只因祖国的需要！
让中国“煤”开眼笑
1946年，杨起自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起初，杨起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正在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并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每当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
在煤田地质教学中，杨起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他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中国煤田地质学》上、下册于1982年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随后又获得“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20世纪70年代，杨起首次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3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如对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经山西地矿局213地质队钻探证实，获得了包括炼焦煤在内的煤总储量高达126亿余吨。
1979年，国际长远能源会议在加拿大召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围绕能源问题热烈讨论。会上，杨起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故意压低我国煤资源储量和年产量贬低中国，在散发的文稿中还把台湾说为一个国家、搞“两个中国”。杨起当场对其做了纠正，并提出抗议。后来大会秘书长特地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了道歉。第二天，《蒙特利尔报》等报刊这样报道：中国一位教授用适度的口气打断了这个不友好国家代表的讲话。
1989年，杨起身患直肠癌，急需手术治疗，学校领导和师生为此十分焦虑，他自己却十分镇静，仍坚持工作。被送往手术室时，他还若无其事地一再叮嘱大家不要耽搁正常工作，甚至在手术后麻醉药效还没完全消退时询问起一名即将派出留学的研究生是否准备就绪。手术后，他仍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项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虽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主要学位课程。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顧年高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炎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调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起高度关注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能源洁净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提倡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洁净利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认为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燃煤污染工作十分紧迫，应该加强煤质研究，开展煤中有害物质的研究，走提高煤质、合理用煤、综合用煤的道路。
有专家认为，从全国到区域、从宏观到微观、从以资源为核心到资源、环境兼顾，杨起的学术关注点恰恰浓缩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变化，而其个人事业的起伏，更是映照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激昂、动荡、平稳和飞跃。
进入21世纪后，一向低调的杨起屡次出现在报刊等媒体上。在这些公众信息的平台上，他大声疾呼应从多方面发展洁净煤技术，包括增加煤的入洗量，重视燃煤过程中的脱硫技术研究，开发简易实用的烟道气净化技术等，真正做到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提高煤的综合利用率等多措并举。
煤层气是产自煤层并主要储存于煤层中的一种可燃气体。煤矿中的煤层气俗称“煤矿瓦斯”或“瓦斯”，是造成煤矿井下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很长时间以来，在煤炭生产企业中，发生了多起“瓦斯”爆炸的特大安全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很有必要加强对煤层气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杨起特别关注并且精心扶植中国煤层气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对煤层气的研究工作，认为开发煤层气可以变废为宝，防止矿难。
“煤层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如果在采煤之前先采出煤层气回收利用，不仅增加新的能源，而且煤矿生产中的瓦斯将大大降低，减少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有效地改善煤矿安全，改善环境，降低采煤的成本。”他认为，若按埋深2000米以浅估算，我国煤层气资源总量为30—35万亿立方米，大体与我国的天然气资源总量相当，位居世界第3位。在当前我国一次性液态能源不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紧张状况，意义重大。
晚年，杨起不顾高龄和病痛的折磨，多方奔走，还数次致文、致电国家有关高层。正是在他和一大批专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从而推开了我国煤层气产业繁荣发展的大门。他倡导“在传统地质科学向现代地质科学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拓宽煤地质学研究，保证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以应对能源需求、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等严峻的挑战。
煤地质学之父的另一面
杨起长期忙于科学事业，直到55岁才成家。夫人王荣禧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从业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一直从事艺术、新闻工作，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荣禧说：“开始，杨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跃、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磨合，他发现我热情、开朗、活泼；我发现他真诚、直爽、重感情，原来是个‘热水瓶’，热在其中。”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濡以沫。
王荣禧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不少有关杨起的生活轶事。透过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或许会让我们看到老人的另一面。
一次，王荣禧发高烧不能做饭，对杨起说：“家里还有一点龙须面，你把铁锅里加点水，少倒一点酱油，等水开了把龙须面下进去搅一下，等水开了就好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表情十分奇怪。“出什么问题了？”“真怪，龙须面变成大棒子了。”原来，杨起未将捆龙须面的塑料绳解开，就把整扎的龙须面扔进锅里了。在夫人眼里，杨起大智若愚。
不过，生活中的杨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爱听京戏、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爱水仙花，爱荷花。杨起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别喜欢猫。他的家里，到处都有猫的影子。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毛绒的、塑料的，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小猫占领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有时候，杨起还会提醒老伴儿去买些猪肝喂给窗外的流浪猫。后来，“猫咪”成了他对夫人王荣禧的爱称。
其实不光是猫，杨起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喜欢，一切缘于他的心地太善良。杨起很小的时候，家里养过一只大公鸡，他非常喜欢。可有一天，他的表叔来作客，家里要杀鸡待客，只能选这只不下蛋的公鸡了。可杨起死活不答应把大公鸡杀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还是被大人们杀了吃了。他一口也没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理那个表叔了。杨起跟王荣禧刚结婚的时候，亲戚送来一只鸡。杨起自报奋勇说他去杀鸡，拎起鸡就出了门。这让王荣禧心中暗喜，心想看不出平日里斯斯文文的他竟然会宰鸡。可是，出去半天没一点动静。王荣禧正在纳闷，门突然开了，只见杨起站在门前，一手拎鸡，一手提刀，面有难色地说：“它正瞪着眼看着我，我不好意思下手呀！”当时的场面让王荣禧哭笑不得……
杨起生活节俭，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肯浪费，曾经穿过的圆领衫、棉毛衫破了许多洞，好像渔网似的。然而，杨起对别人却很大方。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甚至不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多年不遇的名额让了。有一次，杨起出国归来，学校派车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好久，王荣禧觉得影响了司机师傅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机表示歉意。没想到，这位师傅说：“没关系，我跟杨先生没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有5个孩子，每月杨先生都给我补贴家用。”如果不是这么一件事，王荣禧也不会知道杨起悄悄做了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这种热心助人精神的支撑下，2001年，杨起在拿到何梁何利奖时，又拿出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基金以奖励德才兼备的学地质的学生。2006年冬天，考虑到银行利息下降，还在北大医院住院的杨起再次把当年的政府津贴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2009年5月17日，杨起90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他的老朋友及新老学生共200多人济济一堂，共同为老人祝寿。老寿星杨起坐在鲜花点缀的会场中间，身着亮丽的唐装，显得格外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前来道贺的朋友、学生很多，大家排着队，争相上前与老人说句祝福的话或者合个影。老人耐心地一一握手寒暄，配合留影。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曾经师从杨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葛道凯眼里，“杨老师就是位慈父。他不仅关心爱护学生，而且学风特别严谨。我还清楚地记得，杨老师把我精心写就的硕士论文给改成了个‘大花脸’，大到前后顺序，小至词句标点，都作了修改，就是那一次，让我触动很大，也对我日后为人、做事影响很大”。
这位新中国煤地质学和煤地质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长期致力于我国地质基础学科和煤田地质学、煤岩学、煤地球化学、煤层气地质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在煤地质学多个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推动着我国地质学，尤其是煤地质学的发展，指引着我国地质学研究及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正如一位长期追随杨起的学生所说：“杨院士就像他毕生研究的煤炭，心甘情愿地燃烧自己，为祖国、为社会、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光明。”
2010年11月21日20时43分，杨起在中国煤地质学的史册上划上了自己辛勤耕耘的休止符。或许，他真的很累了，该休息了。不论如何，这位煤地质学界的宗师那高尚的情操成为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人们送给他的挽联：“人梯巧搭攀登路建树卓著，心血勤灌栋梁材风范长存。”
责任编辑 陈晰
他提出了中国煤多演化阶段多热源叠加变质理论和区域岩浆热变质作用，开拓性地解决了我国部分“煤级偏高”的重大问题，对我国聚煤规律的研究做了大量先导性工作。
他负责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专业，首先开设了“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课程，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煤田地质研究室，为发展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就是我国煤地质学的奠基人杨起院士。
曾吃過“八宝饭”的名门之后
鲜为人知的是，杨起的父亲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在杨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因领头闯“赵家楼”而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
山东蓬莱素有“人间仙境”之誉。杨起童年时常随父亲到海岸古炮台，听父亲讲述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的英雄事迹。20世纪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政府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造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洗刷落后挨打的屈辱。后来，杨起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杨起回忆：“当年家父杨振声奉教育部令紧急到长沙，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筹建长沙临时大学，留下我和姐姐在已是敌占区的北平”。
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于是，前门火车站就上演了跟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齐家三少爷出逃时几乎完全同样的一幕。我穿上一件不合体的长袍，装得傻傻的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由天津辗转到了长沙，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1938年初，我们步行团244人浩浩荡荡从长沙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经过盘江天险，爬关索岭的24盘……每天走几十公里，天天换住处，脚上打起许多水泡，有一晚是睡在装有死人的棺材旁，到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这些，对没离开过家、身体较弱的我，无论在体力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考验。”步行3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最初学的是工程，后来在父亲挚友李四光教授的影响下改学了地质，迈入地学门槛”，杨起立志为祖国勘探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学造船的宏愿没能实现，是杨起终生的遗憾。他非常喜欢军舰，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一直摆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
在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稗子、谷壳的米饭，甚至还有鼠粪，被戏称为“八宝饭”；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学习的参考书很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日寇连续空袭昆明，师生不得不时常“跑警报”，敌机空袭后抓紧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当时学地质比学其他专业更艰苦，在野外有时还会遇到危险。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凭着满腔报国热情，杨起刻苦学习，投身祖国地质事业。
1944年，已成为北大研究生的杨起来到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当时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条件十分恶劣。有一次，他骑着马去野外考察地质，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八月十五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马儿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条命。面对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反动独裁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的一天，杨起只身一人在云南洱海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他填图采集标本，全神贯注于地质现象的研究，暮色降临方意识到已走得太远，急忙折返，忍着饥渴，背着沉重的标本，行不到一半路程已很困乏。此时又意外地遭遇一只恶狼，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一面提防着土匪，一面不停地挥动地质锤驱赶紧逼的野兽，虽已筋疲力尽，但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掉一块地质标本，咬紧牙关坚持往回走，直到午夜才回到住地，过度劳累使得他大病了一场。
尽管地质生涯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甚至乐在其中。为什么？只因祖国的需要！
让中国“煤”开眼笑
1946年，杨起自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起初，杨起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正在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并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每当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
在煤田地质教学中，杨起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他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中国煤田地质学》上、下册于1982年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随后又获得“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20世纪70年代，杨起首次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3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如对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经山西地矿局213地质队钻探证实，获得了包括炼焦煤在内的煤总储量高达126亿余吨。
1979年，国际长远能源会议在加拿大召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围绕能源问题热烈讨论。会上，杨起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故意压低我国煤资源储量和年产量贬低中国，在散发的文稿中还把台湾说为一个国家、搞“两个中国”。杨起当场对其做了纠正，并提出抗议。后来大会秘书长特地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了道歉。第二天，《蒙特利尔报》等报刊这样报道：中国一位教授用适度的口气打断了这个不友好国家代表的讲话。
1989年，杨起身患直肠癌，急需手术治疗，学校领导和师生为此十分焦虑，他自己却十分镇静，仍坚持工作。被送往手术室时，他还若无其事地一再叮嘱大家不要耽搁正常工作，甚至在手术后麻醉药效还没完全消退时询问起一名即将派出留学的研究生是否准备就绪。手术后，他仍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项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虽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主要学位课程。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顧年高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炎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调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起高度关注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能源洁净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提倡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洁净利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认为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燃煤污染工作十分紧迫，应该加强煤质研究，开展煤中有害物质的研究，走提高煤质、合理用煤、综合用煤的道路。
有专家认为，从全国到区域、从宏观到微观、从以资源为核心到资源、环境兼顾，杨起的学术关注点恰恰浓缩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变化，而其个人事业的起伏，更是映照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激昂、动荡、平稳和飞跃。
进入21世纪后，一向低调的杨起屡次出现在报刊等媒体上。在这些公众信息的平台上，他大声疾呼应从多方面发展洁净煤技术，包括增加煤的入洗量，重视燃煤过程中的脱硫技术研究，开发简易实用的烟道气净化技术等，真正做到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提高煤的综合利用率等多措并举。
煤层气是产自煤层并主要储存于煤层中的一种可燃气体。煤矿中的煤层气俗称“煤矿瓦斯”或“瓦斯”，是造成煤矿井下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很长时间以来，在煤炭生产企业中，发生了多起“瓦斯”爆炸的特大安全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很有必要加强对煤层气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杨起特别关注并且精心扶植中国煤层气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对煤层气的研究工作，认为开发煤层气可以变废为宝，防止矿难。
“煤层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如果在采煤之前先采出煤层气回收利用，不仅增加新的能源，而且煤矿生产中的瓦斯将大大降低，减少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有效地改善煤矿安全，改善环境，降低采煤的成本。”他认为，若按埋深2000米以浅估算，我国煤层气资源总量为30—35万亿立方米，大体与我国的天然气资源总量相当，位居世界第3位。在当前我国一次性液态能源不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紧张状况，意义重大。
晚年，杨起不顾高龄和病痛的折磨，多方奔走，还数次致文、致电国家有关高层。正是在他和一大批专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从而推开了我国煤层气产业繁荣发展的大门。他倡导“在传统地质科学向现代地质科学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拓宽煤地质学研究，保证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以应对能源需求、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等严峻的挑战。
煤地质学之父的另一面
杨起长期忙于科学事业，直到55岁才成家。夫人王荣禧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从业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一直从事艺术、新闻工作，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荣禧说：“开始，杨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跃、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磨合，他发现我热情、开朗、活泼；我发现他真诚、直爽、重感情，原来是个‘热水瓶’，热在其中。”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濡以沫。
王荣禧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不少有关杨起的生活轶事。透过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或许会让我们看到老人的另一面。
一次，王荣禧发高烧不能做饭，对杨起说：“家里还有一点龙须面，你把铁锅里加点水，少倒一点酱油，等水开了把龙须面下进去搅一下，等水开了就好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表情十分奇怪。“出什么问题了？”“真怪，龙须面变成大棒子了。”原来，杨起未将捆龙须面的塑料绳解开，就把整扎的龙须面扔进锅里了。在夫人眼里，杨起大智若愚。
不过，生活中的杨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爱听京戏、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爱水仙花，爱荷花。杨起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别喜欢猫。他的家里，到处都有猫的影子。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毛绒的、塑料的，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小猫占领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有时候，杨起还会提醒老伴儿去买些猪肝喂给窗外的流浪猫。后来，“猫咪”成了他对夫人王荣禧的爱称。
其实不光是猫，杨起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喜欢，一切缘于他的心地太善良。杨起很小的时候，家里养过一只大公鸡，他非常喜欢。可有一天，他的表叔来作客，家里要杀鸡待客，只能选这只不下蛋的公鸡了。可杨起死活不答应把大公鸡杀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还是被大人们杀了吃了。他一口也没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理那个表叔了。杨起跟王荣禧刚结婚的时候，亲戚送来一只鸡。杨起自报奋勇说他去杀鸡，拎起鸡就出了门。这让王荣禧心中暗喜，心想看不出平日里斯斯文文的他竟然会宰鸡。可是，出去半天没一点动静。王荣禧正在纳闷，门突然开了，只见杨起站在门前，一手拎鸡，一手提刀，面有难色地说：“它正瞪着眼看着我，我不好意思下手呀！”当时的场面让王荣禧哭笑不得……
杨起生活节俭，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肯浪费，曾经穿过的圆领衫、棉毛衫破了许多洞，好像渔网似的。然而，杨起对别人却很大方。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甚至不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多年不遇的名额让了。有一次，杨起出国归来，学校派车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好久，王荣禧觉得影响了司机师傅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机表示歉意。没想到，这位师傅说：“没关系，我跟杨先生没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有5个孩子，每月杨先生都给我补贴家用。”如果不是这么一件事，王荣禧也不会知道杨起悄悄做了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这种热心助人精神的支撑下，2001年，杨起在拿到何梁何利奖时，又拿出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基金以奖励德才兼备的学地质的学生。2006年冬天，考虑到银行利息下降，还在北大医院住院的杨起再次把当年的政府津贴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2009年5月17日，杨起90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他的老朋友及新老学生共200多人济济一堂，共同为老人祝寿。老寿星杨起坐在鲜花点缀的会场中间，身着亮丽的唐装，显得格外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前来道贺的朋友、学生很多，大家排着队，争相上前与老人说句祝福的话或者合个影。老人耐心地一一握手寒暄，配合留影。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曾经师从杨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葛道凯眼里，“杨老师就是位慈父。他不仅关心爱护学生，而且学风特别严谨。我还清楚地记得，杨老师把我精心写就的硕士论文给改成了个‘大花脸’，大到前后顺序，小至词句标点，都作了修改，就是那一次，让我触动很大，也对我日后为人、做事影响很大”。
这位新中国煤地质学和煤地质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长期致力于我国地质基础学科和煤田地质学、煤岩学、煤地球化学、煤层气地质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在煤地质学多个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推动着我国地质学，尤其是煤地质学的发展，指引着我国地质学研究及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正如一位长期追随杨起的学生所说：“杨院士就像他毕生研究的煤炭，心甘情愿地燃烧自己，为祖国、为社会、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光明。”
2010年11月21日20时43分，杨起在中国煤地质学的史册上划上了自己辛勤耕耘的休止符。或许，他真的很累了，该休息了。不论如何，这位煤地质学界的宗师那高尚的情操成为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人们送给他的挽联：“人梯巧搭攀登路建树卓著，心血勤灌栋梁材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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