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七政历》指的是明代钦天监岁造的《七政躔度历》,明末增入五星纬行而改称《七政经纬躔度历》,入清后又更名为《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一件完整的《七政历》应首列五星伏见目录,次列日、月、木、火、土、金、水每日宿度,后列月孛、罗睺、计都、紫炁行度.国图藏本仅凭历书首页标题,将其定名为《五星伏见目录》,是不可取的.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七政历》发行量少,仅供宫廷和少数官署使用.通过对《七政历》存世状况与颁行情况的初步梳理,可以发现,明清《七政历》不仅远传日本、朝鲜、越南,岁造《七政历》的制度也为这些国家所效仿;与此
【机 构】
：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七政历》指的是明代钦天监岁造的《七政躔度历》,明末增入五星纬行而改称《七政经纬躔度历》,入清后又更名为《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一件完整的《七政历》应首列五星伏见目录,次列日、月、木、火、土、金、水每日宿度,后列月孛、罗睺、计都、紫炁行度.国图藏本仅凭历书首页标题,将其定名为《五星伏见目录》,是不可取的.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七政历》发行量少,仅供宫廷和少数官署使用.通过对《七政历》存世状况与颁行情况的初步梳理,可以发现,明清《七政历》不仅远传日本、朝鲜、越南,岁造《七政历》的制度也为这些国家所效仿;与此同时,《七政历》也逐渐走向民间,成为百姓日常可以取用的历书.明朝政府初造《七政躔度历》,是为了查验天象以修缮历法,但随着《七政历》流传日广,其天象记录也被广泛应用于星占与择日.
其他文献
基于CHARLS 2018最新调查数据,通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发现使用包括微信、微信朋友圈和手机支付在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能有效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受教育程度在APP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有力的调节作用,即较低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从使用APP中获益更大.KHB分解法发现,在APP使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路径中,社会交往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社会各界可参考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推广相关功能的使用,以期通过推广APP的使用和促进老年人群的社会交往
基于2010至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描述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近十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平均偏效应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历时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愿意”定居在流入地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流态度;分年logistic回归和系数的历时比较表明,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多数个体与家庭特征的作用相对稳定.结论认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相对稳定性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且鉴于流动人口的选择性,流入地的社会公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开始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表明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通过学术文献梳理,观察到近十年来我国低生育率研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1)刻画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从生育计划调整、女性生命周期、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等方面剖析二者存在错位的深层次原因;(2)从经济、社会、家庭、制度和文化规范五个方面分别诠释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及动力机制;(3)以“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为核心,探讨我国旨在提高社会生育水平的举措及政策实施效果
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给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带来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危机,即各个学科的危机、认识论的危机、世界观的危机、世界感知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样成为了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而且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厘清问题:(a)作为一种认识论问题,(b)作为一种社会学问题,(c)作为一种历史问题,(d)作为一种现代文化问题.最后,(e )令人感兴趣的是,用丰富的革命经验检验相应的理论概念,并(f )给出某种预见.
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背景下,全社会有必要思考养老服务政策如何瞄准老年人的实际照护需求,这就取决于我们对真实养老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通过对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数据的分析,探讨老年失能对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及其随社会支持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失能程度的加重,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会显著降低,而与子女同居住的概率显著增加,入住敬老院、养老公寓或福利院等养老机构的概率亦显著增加.另外,纳入家庭支持能力、社区支持能力与老年失能的交互项后,发现各类社会支持在老年失能对居住意愿
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根据老年人参加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公益活动、家庭活动、上网和体育锻炼的情况,利用潜在类别模型探索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分析了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可以分为低参与型、适度参与型和高参与型等三种类型;OLS模型结果验证了社会参与模式和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与低参与型和高参与型两种模式相比,适度参与型模式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年龄认同;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内生性以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此外,
利用CHNS 1991—2015跨度2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观察中国家庭代际同住的变迁.发现在这个时期内,老人与子女的同住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位迅速下滑,但在2000年后停止下降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个体和时期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老人的健康和婚姻状况是对代际同住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同时它们的效应也会随着时期发生变化并在城乡老人中显示出不同的模式:早期处于虚弱状态的城市老人更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到2015年更健康的城市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早期有配偶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在近期无配偶的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和2016年数据,基于分位回归和断点回归,对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有如下四个主要发现:第一,我国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约为1.5％,即平均每年劳动力收入水平会由于教育外部性而提高约1.5％,考虑城市预期人均受教育水平后,收入效应提高至2.03％.第二,我国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渐增加,而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间差距明显.第三,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特征,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
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纷繁复杂,司法实践中主要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将网络直播用工关系认定为平等民事关系,使得大部分网络主播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第三产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即灵活就业普遍化,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灵活就业环境,从而陷入了网络直播用工系劳动关系还是民事关系的认定困境.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的性质认定,应综合考量网络直播用工模式、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及网络主播权益社会保护必要性等因素.可以将网络直播用工关系划分为标准劳动关系、非标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三种类型,对不同用工模式下的网络主播进
第三次《著作权法》修订对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和完善,其必将会对我国文化娱乐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对著作权的权利客体及内容进行了扩张,新增作品法律定义,修改作品类型,扩大财产性权利内容,满足了新技术发展的要求;二是对著作权及相关权利的归属和利用的规则进行了完善,修改著作权管理制度,引入著作权登记制度,新增关于职务表演的规定,革新合作作品的行使规则,保障了著作权的交易安全,提高了著作权权利利用效率,促进了文化娱乐产品的传播;三是对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进行了强化,扩大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