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江西峡江水边镇的105国道旁，有条浅浅的溪流，道上有座不到一米宽的石头短桥。16年前，刚上小学的王琼，每次放学经过短桥，都会在桥边站一会儿，凝望桥下溪水边一个“白白的东西”。看过几次后，她知道了，那不是玩具娃娃——是被丢弃的死婴。
　　“那孩子手脚都成形了，大概六七个月吧。头很大，很白。我从桥上看不到他/她眼睛。身上光着，啥也没有。”
　　弃婴不止一个。因为泡在水里，有的身上都长毛了。孩子身旁有尿片，有时还有老鼠等小动物的尸骸。她有点害怕，但也不强烈。
　　“好像婴儿一直在那里，不管冬夏。瞧到后来，都不想瞧了。”
　　“怎么没人把尸体收走呢？”我问王琼。
　　“那是一条废弃的小溪，基本相当于垃圾场了，没有清洁工经过那儿。桥边就是医院，王琼推测，儿时看见的桥下弃婴，大概便是从那里来的引产儿。
　　她认识一个叫周金的女孩儿，差点也落得和那些死婴同样的命运。
　　20年前，28岁的峡江女子严晓庆和丈夫王建华想要男丁的心愿和其他当地人一样强烈。生了两个女孩后，第三胎仍是女孩迫于无奈，只好将孩子引产，不料这个8个月大的女婴却顽强活了下来。严晓庆夫妇四处托人抚养她不成，只得将孩子放在乡政府的门口。最终，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送给了王建华在农村的二妹，长大至今。
　　王琼是严晓庆的二女儿，那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就是周金，她的亲妹妹。
　　桥下的婴儿成了王琼对那个年代的惟一记忆，那幅画面和妹妹的经历则促成了她对生育与生命的思考。2014年夏天，在井冈山大学学习广播电视新闻学的王琼，决定把镜头对准家人和家乡，拍摄一部纪录片。

录音机盒子

　　严晓庆一共怀过8胎，老大王莉、老二王琼都是女孩儿，弟弟王思钒是老八。中间的5胎，3个做过引产，两个做过人工流产。
　　从2014年5月开始，通过和父母亲、伯母等人的多次对话、实地走访，王琼“拼凑”出了小她两岁的周金降生的过程。
　　怀这一胎时，严晓庆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检查，大着肚子到浙江打工。怀到8个多月，她觉得身体的反应和前两胎差不太多，“应该还是个女孩儿吧”。那时还没有B超这回事。严晓庆思忖，还是回去做引产算了。
　　老家他们不敢待，悄悄去的新干人民医院。打了两针引产针，害怕万一是个男孩，引了可惜，又犹豫了。听说服用甘草可以减小引产药效，严晓庆又让丈夫买了一斤甘草熬水喝掉，希望挽留孩子。
　　“也不知道是打针没打中么，到那天早上5点多钟、还没天亮的时候，就生下来了。正月二十六，冷得不得了啊。”严晓庆描述。
　　刚生产完，根本爬不起，严晓庆叫丈夫拿草纸包着——血淋淋的，就那样把孩子包到床上。
　　“如果不要，通常就扔厕所或者外头臭水沟了。”王琼的伯母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夫妇俩根本不敢回家。先是把女婴托给附近何君村里一个叫“胡子”的人带，养了几天，还了回来。王建华无奈，还是决定把她扔了。
　　根据王琼的二姑姑和姑父回忆，当时王建华用一件旧棉袄给周金裹上，装在一个录音机盒里，放了一小袋葡萄糖、一袋奶粉、一些水和30元在里面，把她扔在了一个叫“胡口坊”的地方。过了大概两个晚上，没人捡。王建华和妹夫又在半夜把她带去了一个叫“猫儿脑”的地方，放在一个中学门口。过了两个晚上，还是没人捡。他们只得把她带去了（原）水边乡政府门口。再过了一个晚上，听人说，孩子还在那儿。王建華写了孩子生辰的红纸还在里头，钱没了，奶粉也没了。
　　再强的生命力也禁不住天寒地冻。奶奶终于发话，要求在严溪村里当屠夫的王琼二姑父必须把周金带回家。
　　那个下着小雨的下午，王琼姑父骑自行车带着他3岁大的养子出去买猪饲料，路过周金身边，孩子哭声很大，一个陌生的老奶奶在给她喂葡萄糖水。
　　姑父问儿子：“我们带不带这个妹妹回家？”儿子说：“带，带。”于是他们把那个录音机盒子带回了家。
　　王建华说，妹夫是一路唱回去的——“我捡了个千金回来了！”
　　这大抵便是她名字的由来。因为几天没人护理，周金身上都被尿沤烂了，护理了二十来天才见好。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疼惜，养父母对这孩子“百依百顺”。姑父有时觉得，不知是不是因为堕胎针，金金比别家孩子蠢，念书也不好。但他们对她从不打骂。

周金：“黑暗岁月”

　　从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市坐一个小时的中巴，便到了峡江水边镇。
　　新城路很宽，人不算多。只要不下雨，严晓庆几乎每天下午都和隔壁童装店、厨具店、鞋店还有银店的老板娘一起打牌，准时准点。就这么几十米距离，多的时候能看到一溜五六桌牌。
　　在家纺店和银楼中间的，便是王建华开的华影照相馆。一张全家福里，王建华穿着银色西装，严晓庆身着时尚的低领白色短袖礼服，王思钒坐在父母中央，3个人都略为拘谨。后面站着的三姊妹像小虎队那个年代的偶像一样，吹了发型，比划着手势，笑得灿烂。
　　“以前全家福上没有周金，从五六年前才开始有她。”王琼说。
　　念完小学，周金被养父母送到照相馆，和王琼、王莉一起生活。先是读完初中，接着在照相馆工作3年，学给客人化妆，也算是习得一门手艺——尽管大家觉得，她掌握得并不好。 　　“扔出去”的孩子，回来寄住在亲生母亲家，似乎是个拉近亲情的绝好契机，却成为周金记忆里“最黑暗”的6年。
　　周金向我透露，严晓庆平素总是板着脸，“面相凶”，这多少给她压迫感。
　　“她不敢随便吃零食，不敢看电视，几乎不和我爸妈说话。”王琼成了周金的日记本，倾吐完心事，再“上好锁”。
　　一次期中考试，周金考得很差，学校要求开家长会。王琼姑父说没时间，叫她找“舅妈”。她不敢。她向王建华透露了开家长会的事，可严晓庆并不知道。
　　家长会的那天晚上，从周金的同学那里，严晓庆才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吃饭，她对着妹妹大骂，我养一条狗都会向我摇尾巴，养你有什么用？这话刺进妹妹的心窝窝里了。”王琼在拍摄笔记里回忆。
　　那晚，周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上课，又哭了一天。
　　长大后，村里经常有人笑话周金是捡来的。她不信，每次听到都哭，于是不停地向养父母求证，再大点，他们把真相告诉了她，她哭着问：“为什么生我下来却要扔掉？”姑姑安慰她说：“因为你舅妈没有生到弟弟。”
　　“所以男孩子是人，女孩子就不是人么？”
　　周金15岁那一年，王建华夫妇带着王琼和周金姐妹俩去邻县办事。在车上，王建华对坐在后排的周金说：“周金，你也大了，这事可以告诉你了。你是我们生的，不是不要你，是想生你弟弟，不要恨我们。”
　　周金听见，啥也没说。那之后，“舅舅舅妈”的叫法，也没改口。
　　“那几年你们关系那么僵。按照通常的逻辑，自己丢弃的孩子回来住，不会加倍对她好么？”我问严晓庆。
　　“她在严溪时，我老跑回去，偷偷看过她割稻子，东西也没少买。但是周金那个性格……”严晓庆辩解着，一脸无奈。
　　两年前，王建华夫妇投了几十万，在巴邱县开了家规模不小的名人婚纱影楼。周金和丈夫小黄是这里的主管。
　　“我们跟她讲不要早恋，不要太早结婚、太早生小孩，她就不说话、不爱听，要不就说‘我知道’。她找的这个老公，我们是一万个不同意的。影楼他们没管好，亏死。又不跟我们商量，跑去新干开厨具店，也是负债十几万。王琼爸爸给他们在水边刚开了一个广告店，他们也不领情。她爸在考虑收回来。”严晓庆一肚子的怨气。
　　巴邱看上去比水边新城脏乱一点，更热闹一些。坐落在主街上的名人影楼很气派，气球、吊灯，花团锦簇，门口立着的大喇叭不停地放着促销广告。我面前的周金，踩着七八厘米的红色高跟鞋，脸上线条硬朗，声音有点沙哑，说话直楞。
　　正聊着，有客户来了，周金摊开样册，介绍拍摄套系，听起来有板有眼。到了午饭时间，周金招呼我们在另一条街上租的厨房里吃饭，并不像王琼向我描述的那样“不通人情世故”。
　　“你恨你舅妈吗？”我问周金。

　　“不恨，没什么好恨的啊。”语气淡淡的。王琼分析，一开始知道身世的时候，妹妹肯定是“恨”过的。但初中以后，就被“害怕和难过”取代了。
　　在王瓊拍摄的素材里，有一幕，是周金坐在老家严溪村的饭桌边，两手把玩筷子，一声不吭，眼神空洞。
　　周金曾在QQ空间里留言：“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比我幸福？”这个21岁的女孩儿，有时会说，“活着还不如死了。”似乎只有儿子成曦，会让她的脸色稍微明亮些。
　　去年，20岁的周金初为人母。她生孩子生了很久，在产床挣扎时，陪产的严晓庆也哭了。
　　但周金至今去“舅妈”家吃饭，都不会上桌，永远站在外面，或者坐在哪个角落吃。生了成曦之后，周金流过一次产。手术后，她希望在王琼这里休息两天，严晓庆颇多不耐。
　　“从辍学到早恋、生子，再到为丈夫借钱，每一个选择，只要是我爸妈安排或建议的，周金必定要走相反的方向，前提是她自己都没有足够成熟的辨别能力。可是，妹妹又是善良的，她抵抗父母，又理解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她的眼里只有泪水，没有怒火。”王琼说，拍这个纪录片，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缓解周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但她渐渐发现，母亲上半辈子因为生育挫折、家事繁琐，受够了折磨，丝毫感受不到三女儿周金对自己的那种温度，也没有耐心去研究缓和彼此关系的方式。“她一直用正常的母女关系来要求妹妹，并且不容许错误，一旦犯错便难以原谅，又因为周金的疏离愈发的生气。她们都希望对方主动靠近。但两个脆弱的女人拔河，任何一方都不会赢，除非放下。而我妈她是长辈，她不可能自己先低下。”

王莉的三道伤疤

　　姐姐王莉，不论性格还是择偶成家，无疑更贴严晓庆的心思。
　　大女婿小郑靠着早年的物流生意和后来的金融买卖，开上了宝马，也盖起了一幢五六十万的房子。
　　冬夜，坐在王莉家一楼客厅的沙发上，浅色的大理石地板透着一股冰凉。层高三四米的二楼，天花板高悬着水晶吊灯。小郑窝在毛毯里，慵懒地带着刚4个月大的儿子文杰一起看电视，没有参与我们的对话。
　　一个叫小苹果的小姑娘，晃着两根辫子，在楼梯和沙发间走来走去，并不吵闹，不时定定地看我们一眼，有一份超出两岁年纪的早慧和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