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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解放思想，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人口控制相结合，利用政策和智力支持，切实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对类似毕节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
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创办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当年生态环境极差、被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也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分析总结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解放思想，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地区性差异和其他条件的制约，农村改革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像毕节地区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却发展十分缓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1]
毕节地区当时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思想观念上相对保守，缺乏适宜毕节地区区情、行之有效的观念、政策、办法和措施。人民群众在生存压力下，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采取原始的耕作方式，不断毁林开荒，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使土地收益日益减少，加剧了群众的贫困，使毕节地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胡锦涛同志曾对毕节地区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毕节地区在政策上，对于那些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了的政策和本地区已经制定了的政策，用得不够，没有用足用好，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威力；对某些具体政策和毕节地区的实际不相吻合的时候，不善于在坚持中央总方针、总政策的指引下灵活变通，采取有利于发展毕节生产力的措施；对于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没有放开放活，不敢从毕节的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探索。在经济体制上，对发展商品经济不重视，
一些干部群众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心存顾虑，不敢深化改革。一些干部群众满足现状，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观念比较强，不敢试、不敢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怕吃亏” “怕当殖民地” “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小农意识，不愿扩大开放。、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只是依靠旧观念、旧办法，没有从毕节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寻找适宜毕节地区乃至类似毕节的欠发达地区的脱贫致富之路。
鉴于上述问题，胡锦涛同志坚持从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实际出发，注重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三个进一步”，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毕节试验区的诞生。正因如此，所以胡锦涛同志1988年6月6日在关于创建毕节试验区现场办公会上强调：“毕节试验区的提出，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产物。”并要求：“今后的整个工作过程，同样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通过解放思想，毕节试验区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取得可喜的成就。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毕节试验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脱贫致富作为重要目的之一，在建立之时就确立了“围绕一个中心，解决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的根本任务[2]（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三大难题：解决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提高）。胡锦涛同志意识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结合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生产力，统筹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问题，提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不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建设必然缺乏物质支撑，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80年代，毕节地区平均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进1.5亿千克粮食。当时全国整体上都不富裕，毕节每年都需要国家调拨大量粮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也使周边省份误解毕节乃至贵州人民是因为懒惰造成粮食缺乏，使毕节地区的干部群众心里十分郁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胡锦涛同志带领省委、省政府等领导班子，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并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认识到：“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相应采取有力措施的话，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胡锦涛同志认为：“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
为此，毕节试验区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出台特殊政策，允许机关干部带职带薪、留职停薪从事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经济实体的创办，实施了一批服务于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的开发项目。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生态经济良性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全区生态环境。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依靠“西电东送”战略，推动工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工业成为引领全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对污染环境严重的行业进行集中整顿，通过技术改造、取缔等方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质量有了巨大提高，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了根本改观，自信心有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生态建设”深入人心，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搞好生态建设，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毕节试验区生态环境恶化得到了初步遏制，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口控制相结合
毕节地区不仅贫穷，而且人口压力极大。由于受“多子多福”影响和新出生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刺激，毕节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两夫妇生下五六个孩子的家庭，五六个孩子成家后各自又生下五六个孩子。不仅如此，当时还普遍存在早婚现象，男孩女孩十五六岁就形成事实婚姻，加剧了人口数量的膨胀。此外，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刺激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当时对于新出生人口，由集体统一分配土地，一家人口多，得到的土地就多，实际上是对生育的鼓励。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毕节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们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养家糊口，往往采取落后的手段，不断毁林开荒，甚至开荒到山顶。不幸的是，毕节地区本身就属于高寒山区，又是喀斯特地貌，地表土层很薄，这种不断开垦的后果，是水土严重流失，石漠化程度不断加重，植被破坏严重，导致土地贫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针对这一复杂问题，单纯的生态建设效果并不明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体的人去实行，如果人口数量不能得到控制，素质不能得到提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一句空话，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破坏生态环境，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人口控制结合起来。
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毕节试验区在进行生态建设的过程中，积极贯彻落实计划生育的国策，通过政策改革、宣传教育、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办法遏制超生现象的蔓延，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通过金沙县农村单项改革试点，破解了控制人口数量与分配土地刺激人口数量增长的矛盾。当时， 金沙同全国各地一样，土地承包到户， 多生一个孩子就能多分一份土地，这样，人口多，土地就多，家庭收入就多，在客观上刺激人口过快增长，与控制人口数量形成一个很大的矛盾。
毕节试验区专门成立“金沙县抑制人口过速增长土地制度建设试验小区”进行实践，经过几年的试验，总结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人地挂钩”制度，终结了土地对人口数量增长的鼓励，使经济和生态实现了良性增长，为毕节试验区、贵州省乃至全国作了示范。经过艰苦努力和扎实工作，全区人口数量的控制取得了显著成就，抑制了贫困人口的继续蔓延，缓解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投入，为促进全区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保护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环境和建立全国生态屏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人口素质提高方面，主要通过办好教育、加强技能培训、做好劳务输出来实现。毕节试验区从建立之日就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做好智力开发，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高等学校等相对完备的学校教育机构，为提高人口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减轻农村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提高生产效益，促进农民增收，毕节试验区着力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积极做好劳务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通过劳务输出，农民的生产生活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如主动只生一个孩子，主动加强自身文化知识的学习，自主创业意识增强，不断回乡创业，减少了实际从事农业的农民数量。通过这些措施，极大地减轻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四、利用政策和智力支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的帮扶，对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87年1月22日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第一次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4]这对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正是在贯彻落实包括这一文件在内的党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根据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的具体措施。
国家政策支持对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例如，国家实行的退耕还林补偿政策对毕节试验区可谓是“及时雨”，毕节地区93%是坡地，早在建立试验区之初，就把退耕还林作为进行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补偿机制，难以真正实行。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国家对退耕还林给予粮食和资金补助。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全区本着“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的原则，探索出了林草间作、速生坑木林治理、林果结合治理、林竹治理、林草结合治理、林药茶结合治理等退耕还林的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路子。[5]此外，毕节试验区的金沙、黔西两县被列为全国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县，国家财政部、水利部将试验区26条小流域命名为“十百千”示范小流域，水利部将贵毕路大示范区列为全国直接管理、重点投入的3个示范区之一。这些政策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毕节试验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年国发2号文件）将贵州的战略定位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必将极大地促进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发展。
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制度化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在二十几年的发展进程中，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献计献策，积极协调资金投入，争取项目支持。此外，还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口帮扶毕节试验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相对固定一个县（市），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由点到面，放眼全区，为毕节试验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直接推动了毕节试验区产业机构和基础设施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胡德平.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手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包俊洪.合作与奉献——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20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贵州理工学院贵州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关键词：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
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创办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当年生态环境极差、被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也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分析总结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解放思想，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地区性差异和其他条件的制约，农村改革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像毕节地区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却发展十分缓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1]
毕节地区当时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思想观念上相对保守，缺乏适宜毕节地区区情、行之有效的观念、政策、办法和措施。人民群众在生存压力下，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采取原始的耕作方式，不断毁林开荒，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使土地收益日益减少，加剧了群众的贫困，使毕节地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胡锦涛同志曾对毕节地区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毕节地区在政策上，对于那些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了的政策和本地区已经制定了的政策，用得不够，没有用足用好，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威力；对某些具体政策和毕节地区的实际不相吻合的时候，不善于在坚持中央总方针、总政策的指引下灵活变通，采取有利于发展毕节生产力的措施；对于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没有放开放活，不敢从毕节的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探索。在经济体制上，对发展商品经济不重视，
一些干部群众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心存顾虑，不敢深化改革。一些干部群众满足现状，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观念比较强，不敢试、不敢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怕吃亏” “怕当殖民地” “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小农意识，不愿扩大开放。、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只是依靠旧观念、旧办法，没有从毕节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寻找适宜毕节地区乃至类似毕节的欠发达地区的脱贫致富之路。
鉴于上述问题，胡锦涛同志坚持从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实际出发，注重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三个进一步”，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毕节试验区的诞生。正因如此，所以胡锦涛同志1988年6月6日在关于创建毕节试验区现场办公会上强调：“毕节试验区的提出，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产物。”并要求：“今后的整个工作过程，同样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通过解放思想，毕节试验区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取得可喜的成就。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毕节试验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脱贫致富作为重要目的之一，在建立之时就确立了“围绕一个中心，解决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的根本任务[2]（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三大难题：解决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提高）。胡锦涛同志意识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结合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生产力，统筹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问题，提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不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建设必然缺乏物质支撑，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80年代，毕节地区平均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进1.5亿千克粮食。当时全国整体上都不富裕，毕节每年都需要国家调拨大量粮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也使周边省份误解毕节乃至贵州人民是因为懒惰造成粮食缺乏，使毕节地区的干部群众心里十分郁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胡锦涛同志带领省委、省政府等领导班子，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并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认识到：“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相应采取有力措施的话，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胡锦涛同志认为：“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
为此，毕节试验区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出台特殊政策，允许机关干部带职带薪、留职停薪从事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经济实体的创办，实施了一批服务于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的开发项目。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生态经济良性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全区生态环境。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依靠“西电东送”战略，推动工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工业成为引领全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对污染环境严重的行业进行集中整顿，通过技术改造、取缔等方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质量有了巨大提高，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了根本改观，自信心有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生态建设”深入人心，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搞好生态建设，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毕节试验区生态环境恶化得到了初步遏制，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口控制相结合
毕节地区不仅贫穷，而且人口压力极大。由于受“多子多福”影响和新出生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刺激，毕节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两夫妇生下五六个孩子的家庭，五六个孩子成家后各自又生下五六个孩子。不仅如此，当时还普遍存在早婚现象，男孩女孩十五六岁就形成事实婚姻，加剧了人口数量的膨胀。此外，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刺激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当时对于新出生人口，由集体统一分配土地，一家人口多，得到的土地就多，实际上是对生育的鼓励。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毕节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们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养家糊口，往往采取落后的手段，不断毁林开荒，甚至开荒到山顶。不幸的是，毕节地区本身就属于高寒山区，又是喀斯特地貌，地表土层很薄，这种不断开垦的后果，是水土严重流失，石漠化程度不断加重，植被破坏严重，导致土地贫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针对这一复杂问题，单纯的生态建设效果并不明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体的人去实行，如果人口数量不能得到控制，素质不能得到提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一句空话，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破坏生态环境，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人口控制结合起来。
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毕节试验区在进行生态建设的过程中，积极贯彻落实计划生育的国策，通过政策改革、宣传教育、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办法遏制超生现象的蔓延，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通过金沙县农村单项改革试点，破解了控制人口数量与分配土地刺激人口数量增长的矛盾。当时， 金沙同全国各地一样，土地承包到户， 多生一个孩子就能多分一份土地，这样，人口多，土地就多，家庭收入就多，在客观上刺激人口过快增长，与控制人口数量形成一个很大的矛盾。
毕节试验区专门成立“金沙县抑制人口过速增长土地制度建设试验小区”进行实践，经过几年的试验，总结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人地挂钩”制度，终结了土地对人口数量增长的鼓励，使经济和生态实现了良性增长，为毕节试验区、贵州省乃至全国作了示范。经过艰苦努力和扎实工作，全区人口数量的控制取得了显著成就，抑制了贫困人口的继续蔓延，缓解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投入，为促进全区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保护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环境和建立全国生态屏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人口素质提高方面，主要通过办好教育、加强技能培训、做好劳务输出来实现。毕节试验区从建立之日就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做好智力开发，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高等学校等相对完备的学校教育机构，为提高人口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减轻农村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提高生产效益，促进农民增收，毕节试验区着力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积极做好劳务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通过劳务输出，农民的生产生活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如主动只生一个孩子，主动加强自身文化知识的学习，自主创业意识增强，不断回乡创业，减少了实际从事农业的农民数量。通过这些措施，极大地减轻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四、利用政策和智力支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的帮扶，对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87年1月22日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第一次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4]这对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正是在贯彻落实包括这一文件在内的党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根据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的具体措施。
国家政策支持对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例如，国家实行的退耕还林补偿政策对毕节试验区可谓是“及时雨”，毕节地区93%是坡地，早在建立试验区之初，就把退耕还林作为进行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补偿机制，难以真正实行。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国家对退耕还林给予粮食和资金补助。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全区本着“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的原则，探索出了林草间作、速生坑木林治理、林果结合治理、林竹治理、林草结合治理、林药茶结合治理等退耕还林的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路子。[5]此外，毕节试验区的金沙、黔西两县被列为全国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县，国家财政部、水利部将试验区26条小流域命名为“十百千”示范小流域，水利部将贵毕路大示范区列为全国直接管理、重点投入的3个示范区之一。这些政策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毕节试验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年国发2号文件）将贵州的战略定位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必将极大地促进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发展。
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制度化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在二十几年的发展进程中，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献计献策，积极协调资金投入，争取项目支持。此外，还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口帮扶毕节试验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相对固定一个县（市），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由点到面，放眼全区，为毕节试验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直接推动了毕节试验区产业机构和基础设施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胡德平.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手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包俊洪.合作与奉献——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20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贵州理工学院贵州工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