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给博古和报社的同志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3月17日，博古在编缉部和报社干部大会上认真检讨报纸创刊10个月来的错误，并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今后报纸改版的方针和计划，强调报纸改版要在增强党性上努力。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报纸改版座谈会。博古在会上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开始办报时思想上就有个框框，认为《解放日报》是一份大型报纸，应该摆出大报的样子，要立足全国又要放眼世界，于是就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版面安排是头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与边区，下半版是文艺专栏与专刊，把许多西方通讯社、中央社的新闻消息原封不动地刊登出来。其实这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不看实际情况，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是当时流行的主观主义、党八股的一种表现。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博古总结过去的错误，认真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虚心听取师哲等同志的批评意见，进行了艰苦的改版工作。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解放日报》改版获得了成功。
　　1942年4月1日，新版《解放日报》发行了。第一版是要闻，头条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第二版是边区和国内新闻，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第三版是国际版，刊登了一些国际消息；第四版为副刊。这期报纸还发表了博古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改版后，报纸的面目焕然一新。
　　《解放日报》改版成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版，它不仅变化大，而且还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和特别关照。此时的第四版应该说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个版的位置，每周有四五次，其它内容则增添了学习笔记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文章，还有问题解答，同时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以及读者信箱等等。这是我国新闻史上难得见到的一个大型副刊，副刊发稿字数比以前增加约3倍。
　　
　　三
　　
　　原来的“文艺”副刊由丁玲主编，1942年3月她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后，办副刊的重担就落在舒群身上。舒群向博古诉苦，说自己是搞文艺写作的，不太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且副刊又要配合整风，任务太重，不能胜任。这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他亲自帮助博古做思想工作，直接找到舒群谈话。毛泽东坦诚地说，要找一个既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且熟悉编辑工作的同志，实在难找啊！接着，他诚恳地鼓励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努力做到点面结合。你是搞文学的，编文艺专栏，文学是点，文艺是面。现在你编综合副刊，文艺就是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要由点到面地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点的深化……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毛主席还具体帮助解决报纸副刊缺稿的问题。他与舒群一边商量一边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说“《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杨、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位同志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方面、各文化领域的稿件，还规定每人每月须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要求对征集的稿件要从思想内容到文字润色等全面把关。
　　
　　为鼓励写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这16位约稿人，博古和舒群出席作陪。人到齐了，毛泽东与紧挨着的博古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说道：“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接着他宣读了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然后又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毛泽东的话语幽默、妙趣横生，严肃而生动，与会者无不感动。接着他热情洋溢地向大家敬酒。这次枣园之宴对解决《解放日报》副刊的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收到良好效果。
　　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解放日报》的工作，同意毛泽东指出的《解放日报》自改版以来有很大进步，但是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力量，此前还任命陆定一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原总编辑杨松病逝）。
　　数日后，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评价和意见。听了传达，与会者心情都很沉重。博古在会上说：“《解放日报》没有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责任完全在我……”之后，他多次召开编委会和全体编辑人员会议，讨论如何正确对待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改进工作。
　　9月15日，博古将编委整改工作详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满意。同日，毛泽东在给何凯丰（当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
　　1942年秋，德国法西斯在包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以后，以150万大军猛攻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狂叫要迅速攻占这些重要城堡，在西伯利亚与日本法西斯会师。可是10月9日被围困的苏联红军英勇突破了德国法西斯防线，与北方来援的红军会师了。毛主席得讯后反应迅速，11日下午三四点钟就将刚脱稿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手稿送到报社，并附信给博古，其大意说写了篇稿子，请考虑可否作社论用。毛泽东主动给报社写社论，通常都是这样给博古写信。
　　博古拿着稿子，兴冲冲地跑到办公的窑洞，笑眯眯地说，毛主席给我们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社论，请大家先睹为快。原稿为铅笔书写，博古要求大家分头用钢笔仔细誊抄，立即发排，12日见报。社论指出：“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走的还是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他灭亡的决定点。”社论还明确地论断：“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还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13日下午，大约也是三四点钟时候，博古接着拿来毛主席写的《历史教训》的社论，要编辑们誊抄发排，14日见报。15日下午，博古又拿到毛主席的社论《评柏林声明》，16日见报。《评柏林声明》无情地批驳了德国发言人的声明，同时指出：“世界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都丧失了主动地位。”毛泽东在6天的时间里为《解放日报》写了3篇社论，对苏德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作了明确分析，将德国法西斯的欺骗宣传批驳得体无完肤。
　　
　　四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始终萦萦系怀。1943年初，他曾对舒群等人说过副刊主编难找，但后来他还是亲自找到了。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多才多艺的艾思奇。艾思奇出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的同时，仍兼任原职中央文委秘书长，舒群改任副刊部副主任。在此前后，报社还陆续调来林默涵、温济泽、陈学昭、白朗、庄栋等文艺家、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来担任编辑。1943年末编辑部又陆续调来了周立波、裴孟飞、高阳文等，人数增至约50人，可谓兵强马壮。
　　1943年7月初，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准备进犯延安。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和各处分局的电报，说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击，同时准备以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博古得知战情，当日就召开编辑会议，进行“宣传攻击”的布置，要求大家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工作。
　　7月8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写的蒋军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头版大幅刊登了朱德总司令分别致胡宗南副司令和致蒋委员长等电文，揭露了国民党军调动军队的情况，同时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同日还刊登了由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次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浪潮的舆论交战中，毛泽东挥毫写了《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美英盟国大不满意》等一些重要消息和社论。《解放日报》接连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范文澜、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等人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长篇论著。博古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专论。他在专论中说“军事威胁，不足以慑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加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毛泽东亲自挂帅率领中共新闻大军，在博古等同志的配合下，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为重要阵地，对国民党的试探性进攻给予了有力回击，致使对方难以招架，迅速表示“误会”，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悄悄地撤回。《解放日报》也从10月6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发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这场得心应手的宣传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
　　
　　五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等报纸及新华社写的稿件，有许多是震惊中外的杰作，并成为新闻评论与通讯报道的写作典范。此外，由于报社和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和重要新闻都要经毛泽东审定，因此他还在审阅的同时，亲自动笔修改了大量稿件。改动多的新闻稿件，有时几乎只剩下“新华社某月某日某地电”的电文开头未改。如果是审阅新闻战报稿，毛泽东会保留战果部分的文字不动，他很尊重原稿作者，尽可能保留原稿文字，只是将他认为不妥的文句进行删改。毛主席在改稿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论点、警言妙语，像撒金播银般注入他人的文章和著作里。在延安时期，许多细心的编辑、记者在读报时，往往能辨别出某文中哪些句段是出自于毛主席的大手笔。因而不少人常常会到报社和电台，很感兴趣地寻找毛主席的修改稿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同时从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
　　毛泽东改稿的生动例证之一，是审阅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的《一月八日在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他在原标题前加上破折号，作为副标题，同时又加一个副标题“读书人要学会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是书呆子”。在上述两个副标题前，毛泽东拟写了主标题《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响亮的“丰衣足食”口号第一次用大号字出现在《解放日报》的社论中。
　　《解放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不仅起到新闻宣传的战斗作用，还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许多当时的编辑记者后来都成了宣传新闻战线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功不可没。当年的《解放日报》编辑黎辛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尽管毛主席日理万机，但他仍挤出时间为报纸和电台审阅修改稿件，加编者按语，“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著名的笔杆子就是在毛主席的帮助和培养中不断提高的。毛主席埋头苦干，无私地为他人作嫁衣，我估计每两三天报上就有一件经他处理的稿件。”
　　多年来，博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十分注重为党的事业带出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解放日报》创办时是仓促上阵，一边战斗，一边练兵，在发展中陆续扩大队伍，但因形势的需要，编辑部人员时常调进调出。因此博古常常组织年轻记者、编辑进行学习和培训。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文章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这标志着《解放日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