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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作为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一直被艺术界所共识，其中“大后方”美术作为这一时期美术发展的重点，无论是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还是政治宣传的角度来说，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期的美术发展，现将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的结构层次以及历史资料现状作进一步研究与陈述，力求将这一特殊时期的艺术现状科学化、理论化。
关键词：大后方美术；结构层；意义层；资料现状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28-1
一、“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的结构层和意义层
“抗战大后方”美术是多元化的文化层面。虽说大后方是抗战的战略基地，但是必然存在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国民政府将陪都设在重庆，重庆的中心地位即已形成。而以陕北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区域。在西南，有黔军、滇军，还有被称为“第三势力”的桂系军队。在这些政治与军事力量周围都积聚着一些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尽管他们都具有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但在具体的行为方式及组织形态上都存在差异。在美术界，作为知识分子的画家，一是在各个美术院校教学兼创作；二是在各种协会工作；三是自由职业者，到处写生作画，并开办展览。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中，经常会出现错位现象。艺术家的社会身份是复杂的，有的一身数职，有的不断变换岗位，有的游走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与文化间隙中。当时流行的漫画与木刻，其作者的专业身份很杂，不少画家，原先并不从事木刻创作，多是画中国画或画西洋画，甚至还是雕塑家，但在抗战来临时都拿起来木刻刀，宣传抗日。
二、“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中的资料现状
（一）历史出版物
一般而言，出版物是历史文献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正式出版物，多作为研究的依据；但完全依靠出版物进行研究也容易出问题，即导入那先前已被人设定的陷阱而无法还原历史。比如采用某些评论性文字，或依据当时各种活动的信息统计出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存在着欺骗性。特别在抗战时期，因为战乱的缘故，信息渠道不通畅，有些消息容易误传或失传；也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原因，某些报道或评论可能会失实。特别是那些非正式出版物，消息来源本身也许就有问题。所以，出现在当时出版物上的信息，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所放大，以致以偏概全。
另外，因为战争的环境及个人的原因，许多美术现象很容易被媒体所忽略，而被忽略的并不等于不重要，但被当时媒体忽略的东西现在很难寻觅，重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历史似乎就是留存在当时文本中的历史，或者说，还是那些当时就掌握话语权的人所叙述的历史。如何去除历史现象中这种权力的影响，进行重新书写？这是一个难题。对于抗战史，这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权力的影响及其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去除因权力而造成的遮蔽现象。
（二）人物传记
因为“抗战大后方”人员的流动性强、结构复杂，艺术创作取向也不一致，很难为各种断面提供联系。因为人物生平故事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就是人际关系，即社会交往。
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事圈”能解答许多文献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人事圈”有时也就是学术圈。譬如，社团组织大多是一些志趣相投或关系亲近的人结合在一起，其艺术主张较为接近；而美术院校中的师生关系基础就是因学术而产生。艺术创作的主体是人，而艺术自身也就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在抗战时期，更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更强调艺术活动中宣传的普遍性及广泛性，组织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即使是比较纯粹的学术性活动，其艺术观的异同也极容易构成创作主体间的集聚或离散。战争期间人员的流动性强，有不少巡回展览，还有不少写生活动，特别是那些活动性较强的画家，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圈子里。在关注到他们艺术活动中的学术联系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社会联系，即私下关系。
（三）回忆录
现在，能够找抗战亲历者访谈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们知道，不论他人的访谈记录还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也会存在问题。不用说事后的采访，就是在事件发生时的现场，对亲历者的采访涉及到诸如动机之类的内部问题，也不一定都能得到真实的材料，更何况在抗战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里。
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面胜利，国民党退守台湾。此后，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亲历者对于自己在这一阶段的历史，尤其在抗战大后方的种种经历，特别慎重。有的事情绝口不提，若无法回避时则趋利避害，许多具体情节被简略了甚至有意误置。因此，口述材料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尽管有许多问题，但毕竟是亲历者，总会提供种种线索或迹象，为我们进一步查证提供了方便。只是在采用时，注意一些旁证资料及所产生的互证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德生.抗战图史：老烟画的抗战记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2.
[2]薛家宝，吕洪灵.中国美术馆藏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1.
作者简介：
王薇，北京人，硕士，现任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系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
关键词：大后方美术；结构层；意义层；资料现状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28-1
一、“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的结构层和意义层
“抗战大后方”美术是多元化的文化层面。虽说大后方是抗战的战略基地，但是必然存在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国民政府将陪都设在重庆，重庆的中心地位即已形成。而以陕北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区域。在西南，有黔军、滇军，还有被称为“第三势力”的桂系军队。在这些政治与军事力量周围都积聚着一些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尽管他们都具有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但在具体的行为方式及组织形态上都存在差异。在美术界，作为知识分子的画家，一是在各个美术院校教学兼创作；二是在各种协会工作；三是自由职业者，到处写生作画，并开办展览。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中，经常会出现错位现象。艺术家的社会身份是复杂的，有的一身数职，有的不断变换岗位，有的游走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与文化间隙中。当时流行的漫画与木刻，其作者的专业身份很杂，不少画家，原先并不从事木刻创作，多是画中国画或画西洋画，甚至还是雕塑家，但在抗战来临时都拿起来木刻刀，宣传抗日。
二、“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中的资料现状
（一）历史出版物
一般而言，出版物是历史文献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正式出版物，多作为研究的依据；但完全依靠出版物进行研究也容易出问题，即导入那先前已被人设定的陷阱而无法还原历史。比如采用某些评论性文字，或依据当时各种活动的信息统计出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存在着欺骗性。特别在抗战时期，因为战乱的缘故，信息渠道不通畅，有些消息容易误传或失传；也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原因，某些报道或评论可能会失实。特别是那些非正式出版物，消息来源本身也许就有问题。所以，出现在当时出版物上的信息，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所放大，以致以偏概全。
另外，因为战争的环境及个人的原因，许多美术现象很容易被媒体所忽略，而被忽略的并不等于不重要，但被当时媒体忽略的东西现在很难寻觅，重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历史似乎就是留存在当时文本中的历史，或者说，还是那些当时就掌握话语权的人所叙述的历史。如何去除历史现象中这种权力的影响，进行重新书写？这是一个难题。对于抗战史，这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权力的影响及其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去除因权力而造成的遮蔽现象。
（二）人物传记
因为“抗战大后方”人员的流动性强、结构复杂，艺术创作取向也不一致，很难为各种断面提供联系。因为人物生平故事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就是人际关系，即社会交往。
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事圈”能解答许多文献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人事圈”有时也就是学术圈。譬如，社团组织大多是一些志趣相投或关系亲近的人结合在一起，其艺术主张较为接近；而美术院校中的师生关系基础就是因学术而产生。艺术创作的主体是人，而艺术自身也就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在抗战时期，更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更强调艺术活动中宣传的普遍性及广泛性，组织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即使是比较纯粹的学术性活动，其艺术观的异同也极容易构成创作主体间的集聚或离散。战争期间人员的流动性强，有不少巡回展览，还有不少写生活动，特别是那些活动性较强的画家，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圈子里。在关注到他们艺术活动中的学术联系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社会联系，即私下关系。
（三）回忆录
现在，能够找抗战亲历者访谈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们知道，不论他人的访谈记录还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也会存在问题。不用说事后的采访，就是在事件发生时的现场，对亲历者的采访涉及到诸如动机之类的内部问题，也不一定都能得到真实的材料，更何况在抗战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里。
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面胜利，国民党退守台湾。此后，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亲历者对于自己在这一阶段的历史，尤其在抗战大后方的种种经历，特别慎重。有的事情绝口不提，若无法回避时则趋利避害，许多具体情节被简略了甚至有意误置。因此，口述材料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尽管有许多问题，但毕竟是亲历者，总会提供种种线索或迹象，为我们进一步查证提供了方便。只是在采用时，注意一些旁证资料及所产生的互证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德生.抗战图史：老烟画的抗战记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2.
[2]薛家宝，吕洪灵.中国美术馆藏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1.
作者简介：
王薇，北京人，硕士，现任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系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