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0年9月，我考入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正式进入张道一先生门下学习民间艺术，攻读博士学位。
我大学学的是装潢设计专业，课余时间跟随潘鲁生老师学习民间美术，他将我引入学术之门并从此与民艺结缘。最早了解道一先生是在1990年代初，那时候我拜读了他的文章，对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印象颇深。鲁生老师对他的赞誉更让我对他有了崇拜之情。大学期间誊抄学报《设计艺术》稿件，毕业时跟随鲁生老师摹绘《中国图案大系》图案，有幸看到了先生的文章手稿和大量手绘图案，其工整细致让我感受到了先生的严谨和敬业。
记不清最早见到道一先生是哪一年，但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蹭热度与道一先生合影是1995年10月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湖南凤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年会上。会上认真聆听了道一先生作的《民艺研究的若干关系》报告，并把讲话稿带回来视若珍宝，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次引用过先生此文的相关话语。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母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作，又见过道一先生几次。三年后，学识的肤浅和年轻人的学术理想又促使我想进一步深造，虽然这种理想一直不能实现。2000年3月，在深圳一次会议的休息期间，我当面向道一先生表达了要报考他博士的愿望。记得他当时用“鲤鱼跳龙门”的艰难教育我，但这个龙门不是名利之门，而是学问的跨越和提升，并要求“板凳坐得十年冷”才允许我报考，因为做学问实在不是求名求利的选择。我知道老师对学问的敬重和严苛，也听说过有他的硕士（甚至一些有教授职称的人）报考他的博士而不被接受的先例。他曾经对他的一些硕士应届毕业生说过：“要报考我的博士还需要工作几年，有所积淀和摔打再回来。”
正式进入道一先生门下以来，当面受教的机会就数不清了。先生家里、饭桌上、讲座上、会议中、旅途中，还有山野村寨的田野调研中，是教室以外更丰富的课堂。在先生家里，沏一杯清茶，点两支香烟，学生受教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学生走后，先生还要继续工作到凌晨才休息，这已是他几十年到现在的习惯。现在回想，课堂上讲课的内容记住得不多，课下的学习却收获更大，特别是随先生考察调研过程中学到的学问最为鲜活。可惜我不是有心人，没能像有的同门那样随身带个录音机，现在看漏掉了不少知识。
我随道一先生调研最多的地方是山东。山东老齐东县（今邹平市）是他的故乡，山东大学是他的母校。故土情深，鲁生老师几乎每年都接他回山东。除了回来参加一些公务活动，他最喜欢到山东农村考察民间艺术，还有一些文物古迹和博物馆。菏泽、滨州、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临沂、日照、泰安、济宁、枣庄、济南，这些城市典型的民间作坊、文物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的不少内容也都归入他的著述中，而调研中的故事也不是这篇小文能够讲述的。
一次到高密调研扑灰年画时在艺人家里吃午饭，单饼卷煮鸡蛋和大葱，道一先生吃得很香，也很高兴，他感慨地说：“人的饮食习惯十几岁就已经定型，传统的味道之所以让人回味，源于儿时的记忆。这就像文化的传承，一旦出现断代，就难以恢复，所以文脉是需要连续不断的。”
还有一次在宾馆，清晨去敲先生的门，看他在水池边上忙活，原来是在清理前一天带回来的吃剩的馒头，因为天热拿纸包着长毛了。我随口说“扔了吧”，他说“剥了皮还能吃”。说完顿时让我面红耳赤。
调研中，除了专业的学习，让我真实体会到言传身教、心领神会这些传统教育方式的意义。除了在山东，海南三亚、安徽铜陵、河北武强、黔东南等地，也有我随他调研考察的美好回忆。
回山东除了公务和专门的调研，空闲期间先生喜欢让我们就近带他去农村赶大集。他赶集不是看热闹、购物，而是搜寻民间手工艺，杈耙扫帚扬场锨、锅碗瓢盆、簸箕箢子、打铁的、旋木的，诸如此类，先生都兴趣盎然。
有一次，在莱州朱桥大集上，他买到一本线装版《鲁班经》和一本民国时期的文书词典。看到卖蝈蝈笼子、纸笸箩和花饽饽印章的，老人家喜出望外，追随纸笸箩艺人又去了家里现场调研，而这些纸笸箩和印章图案也都收在了他的著述里。
还有一次在莱芜雪野，他又让我们打听哪里赶大集。到了山里大集上人多拥挤，先生因为眼疾走路不便，师母在旁边担心，冲我使眼色，可他老人家却拄着拐杖乐此不疲，从头看到尾，最后挎着柳编箢子、捧着簸箕开心地回来了。
这种收获既有零散的，也有大宗的。济南剪子巷小集市，有他山东大学求学时的回忆，60多年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剪子巷花样》，其中收录了他的回忆文章，并配有140余件剪纸花样图案。前人所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且做学问需要常年甚至终生的积累才会有所成就，并且必须有持之以恒的执着。
得益于先生的教诲，我对民间艺术的学习和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书斋，还有大量田野调研的积累。2002年夏，我给先生提交了两个博士论文选题。9月，在河北武强召开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美术委员会年会期间，他将修改并打印好的论文提纲交给我，支持我选择了《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这样一个题目，并提出了他的建议和指导意見。
选题的缘由是跟随道一先生、鲁生先生田野调研的过程中，使我们看到了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传统民间文化正在面临消失的窘境，欲传承和发扬民间艺术必须深刻认识民间文化这一生存基础和生存背景，这个基础和背景可以看作是其文化生态。
文章虽然借鉴了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文化生态”的理论，大概这也只是个由头或说辞，我们的民间艺术是如何土生土长与老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又将如何再生并开创我们吃喝拉撒的现代生活是我想关注的，所谓的理论分析只是认识和思考的依据。论文完成后得到了道一先生和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认可。如今，面对民间艺术的现状、回想论文写作的煎熬，又促使我再次出版此书，权作纪念。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去南京的路程虽然不远，但与道一先生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少了。道一先生已88岁高龄，因为眼疾已经很少下楼，田野调研不再有了，但一把高倍放大镜像老人的一把拐杖，整日帮他行走在学术的田野里，笔耕不辍，年年收成，文章专著年年不断。我们见道一先生和师母也只能是去家里，当面受教的机会也少了。在济南的几个学生有机会去南京也必定去看望老人家。每年春节前，鲁生老师也必定带我们或安排我们专程看望道一先生。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我们的脚步，我们只能在家里回味前年春节前去道一家里的场景。当时，我们和道一老师、鲁生老师围坐在一起，师母给我们每人做了一碗北京炸酱面。这碗面的香味和大蒜的浓烈至今挥之不去。临出家门时，道一先生给我们几个学生鞠躬送行，我看到老师眼里的泪花，不禁一阵心酸。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再版，本是敝帚自珍和对所有恩师们教诲的纪念，有幸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和山东画报社的老师们给我说话的机会，虽欣欣然，但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上赘言，也算是对道一先生的感激和想念吧。愿恩师安康。
（编辑/崔秀娜）
我大学学的是装潢设计专业，课余时间跟随潘鲁生老师学习民间美术，他将我引入学术之门并从此与民艺结缘。最早了解道一先生是在1990年代初，那时候我拜读了他的文章，对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印象颇深。鲁生老师对他的赞誉更让我对他有了崇拜之情。大学期间誊抄学报《设计艺术》稿件，毕业时跟随鲁生老师摹绘《中国图案大系》图案，有幸看到了先生的文章手稿和大量手绘图案，其工整细致让我感受到了先生的严谨和敬业。
记不清最早见到道一先生是哪一年，但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蹭热度与道一先生合影是1995年10月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湖南凤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年会上。会上认真聆听了道一先生作的《民艺研究的若干关系》报告，并把讲话稿带回来视若珍宝，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次引用过先生此文的相关话语。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母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作，又见过道一先生几次。三年后，学识的肤浅和年轻人的学术理想又促使我想进一步深造，虽然这种理想一直不能实现。2000年3月，在深圳一次会议的休息期间，我当面向道一先生表达了要报考他博士的愿望。记得他当时用“鲤鱼跳龙门”的艰难教育我，但这个龙门不是名利之门，而是学问的跨越和提升，并要求“板凳坐得十年冷”才允许我报考，因为做学问实在不是求名求利的选择。我知道老师对学问的敬重和严苛，也听说过有他的硕士（甚至一些有教授职称的人）报考他的博士而不被接受的先例。他曾经对他的一些硕士应届毕业生说过：“要报考我的博士还需要工作几年，有所积淀和摔打再回来。”
正式进入道一先生门下以来，当面受教的机会就数不清了。先生家里、饭桌上、讲座上、会议中、旅途中，还有山野村寨的田野调研中，是教室以外更丰富的课堂。在先生家里，沏一杯清茶，点两支香烟，学生受教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学生走后，先生还要继续工作到凌晨才休息，这已是他几十年到现在的习惯。现在回想，课堂上讲课的内容记住得不多，课下的学习却收获更大，特别是随先生考察调研过程中学到的学问最为鲜活。可惜我不是有心人，没能像有的同门那样随身带个录音机，现在看漏掉了不少知识。
我随道一先生调研最多的地方是山东。山东老齐东县（今邹平市）是他的故乡，山东大学是他的母校。故土情深，鲁生老师几乎每年都接他回山东。除了回来参加一些公务活动，他最喜欢到山东农村考察民间艺术，还有一些文物古迹和博物馆。菏泽、滨州、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临沂、日照、泰安、济宁、枣庄、济南，这些城市典型的民间作坊、文物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的不少内容也都归入他的著述中，而调研中的故事也不是这篇小文能够讲述的。
一次到高密调研扑灰年画时在艺人家里吃午饭，单饼卷煮鸡蛋和大葱，道一先生吃得很香，也很高兴，他感慨地说：“人的饮食习惯十几岁就已经定型，传统的味道之所以让人回味，源于儿时的记忆。这就像文化的传承，一旦出现断代，就难以恢复，所以文脉是需要连续不断的。”
还有一次在宾馆，清晨去敲先生的门，看他在水池边上忙活，原来是在清理前一天带回来的吃剩的馒头，因为天热拿纸包着长毛了。我随口说“扔了吧”，他说“剥了皮还能吃”。说完顿时让我面红耳赤。
调研中，除了专业的学习，让我真实体会到言传身教、心领神会这些传统教育方式的意义。除了在山东，海南三亚、安徽铜陵、河北武强、黔东南等地，也有我随他调研考察的美好回忆。
回山东除了公务和专门的调研，空闲期间先生喜欢让我们就近带他去农村赶大集。他赶集不是看热闹、购物，而是搜寻民间手工艺，杈耙扫帚扬场锨、锅碗瓢盆、簸箕箢子、打铁的、旋木的，诸如此类，先生都兴趣盎然。
有一次，在莱州朱桥大集上，他买到一本线装版《鲁班经》和一本民国时期的文书词典。看到卖蝈蝈笼子、纸笸箩和花饽饽印章的，老人家喜出望外，追随纸笸箩艺人又去了家里现场调研，而这些纸笸箩和印章图案也都收在了他的著述里。
还有一次在莱芜雪野，他又让我们打听哪里赶大集。到了山里大集上人多拥挤，先生因为眼疾走路不便，师母在旁边担心，冲我使眼色，可他老人家却拄着拐杖乐此不疲，从头看到尾，最后挎着柳编箢子、捧着簸箕开心地回来了。
这种收获既有零散的，也有大宗的。济南剪子巷小集市，有他山东大学求学时的回忆，60多年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剪子巷花样》，其中收录了他的回忆文章，并配有140余件剪纸花样图案。前人所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且做学问需要常年甚至终生的积累才会有所成就，并且必须有持之以恒的执着。
得益于先生的教诲，我对民间艺术的学习和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书斋，还有大量田野调研的积累。2002年夏，我给先生提交了两个博士论文选题。9月，在河北武强召开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美术委员会年会期间，他将修改并打印好的论文提纲交给我，支持我选择了《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这样一个题目，并提出了他的建议和指导意見。
选题的缘由是跟随道一先生、鲁生先生田野调研的过程中，使我们看到了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传统民间文化正在面临消失的窘境，欲传承和发扬民间艺术必须深刻认识民间文化这一生存基础和生存背景，这个基础和背景可以看作是其文化生态。
文章虽然借鉴了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文化生态”的理论，大概这也只是个由头或说辞，我们的民间艺术是如何土生土长与老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又将如何再生并开创我们吃喝拉撒的现代生活是我想关注的，所谓的理论分析只是认识和思考的依据。论文完成后得到了道一先生和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认可。如今，面对民间艺术的现状、回想论文写作的煎熬，又促使我再次出版此书，权作纪念。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去南京的路程虽然不远，但与道一先生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少了。道一先生已88岁高龄，因为眼疾已经很少下楼，田野调研不再有了，但一把高倍放大镜像老人的一把拐杖，整日帮他行走在学术的田野里，笔耕不辍，年年收成，文章专著年年不断。我们见道一先生和师母也只能是去家里，当面受教的机会也少了。在济南的几个学生有机会去南京也必定去看望老人家。每年春节前，鲁生老师也必定带我们或安排我们专程看望道一先生。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我们的脚步，我们只能在家里回味前年春节前去道一家里的场景。当时，我们和道一老师、鲁生老师围坐在一起，师母给我们每人做了一碗北京炸酱面。这碗面的香味和大蒜的浓烈至今挥之不去。临出家门时，道一先生给我们几个学生鞠躬送行，我看到老师眼里的泪花，不禁一阵心酸。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再版，本是敝帚自珍和对所有恩师们教诲的纪念，有幸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和山东画报社的老师们给我说话的机会，虽欣欣然，但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上赘言，也算是对道一先生的感激和想念吧。愿恩师安康。
（编辑/崔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