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近，我和一名县委书记对话时受到触动，情绪有点失控，掉了眼泪。
　　按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采访对象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一视同仁。在记者眼里，应该没有官员和普通民众之分，只有采访对象和非采访对象之分。时政报道，因事涉时政而导致采访对象主要集中在官员群体中。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严重，局部地方官场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时政记者很难只把官员当作一般的采访对象一样对待。
　　在实际操作中，媒体往往对官员更严苛。这种大环境下，一名时政记者在县委书记面前落泪，似乎有点不对劲。为此，我困惑了很久。
　　2007年，在河南卢氏县与时任县委书记王振伟对话，长谈两次。经历震惊全国的卖官案后，卢氏县的政治生态濒临崩溃，王振伟临危受命。说起妻儿父母，王振伟三次落泪。
　　记者的工作有时有些残忍。别人动情落泪，我当时一个劲暗示坐在一旁的宣传部长拍照。可惜部长说当时惊呆了，没见过县委书记落泪，不敢拍。
　　此后多年，虽然常与官员打交道，但不曾遇到第二个在我面前落泪的官员。对官员这个群体，也一直保持警惕，加上年过三十后心似乎越来越坚硬，因此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因此落泪。
　　2014年11月，河南中牟县，有官员举报当地逼迫50岁的科级官员写“自愿免职”申请。一路调查下来，都是体制的受益者，也都是受害者。此种情形，不能不让人难过心酸。
　　这几年，我对具体接触的一些官员的同情多了。有些官员，平日里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一副老爷样，但这些人也躲不过某些来自更高权力的伤害。他们中有的人寻求社会救济的路径甚至不如普通民众多，不敢上访、不敢去堵政府的门，甚至连媒体都不敢找。
　　有时候我也困惑，面对一个基层官员，能因为他在甲处做过恶就可以不必同情他在乙处受的伤害，我们记录他在乙处受到的伤害就必须同时呈现他在甲处做的恶？人到中年，困惑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对这个职业的困惑。常常出离愤怒，又觉得无力。
　　离开前，县委书记来送别。闲聊中，他对我报道里提到的一名基层公务员说了句同情话，惹我落泪。县委书记在火车站送我，我在车里抹泪，他在车外抹泪。我为了此后或许永生不会再见的人抹泪；不知道，他是为谁抹泪。
　　两年前，同样在中牟，目睹当地农民遭遇二次拆迁，家园尽毁，“家和万事兴”的门楼倒在废墟里。当着数名当地官员的面，我骂他们“坏”。没想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如今都提拔了。
　　总以为，在一個个具体的官场场景里，冲突双方若都是官员，但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强弱相对，失范的权力会侵犯职务较低官员的权利。较之普通民众，官员们一旦遇到一些不正当的侵害，他们寻求社会救济的顾忌更多、路径更少、阻力更大。其实不管是谁受到不法侵犯，都该得到合理的社会救济，媒体也该在职业范围内尽力关注。
　　曾写文章帮助一名遭遇强拆的城管副局长，引来一些嘲讽。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从没干过错事？因为干过错事就应该被剥夺寻求社会救济的权利？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可能面对无人愿帮的境地。我希望的是在帮他的过程中，让他看清楚某些真相，以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