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

　　《检察风云》：1981年，您是怎么创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派饭》的？
　　刘醒龙：《派饭》不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品，在这之前还写过一两篇表现青年工人对异性情感的文字。那些文字从未公开过。当年的手稿，有一阵曾经失散，前些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失而复得。反而是《派饭》，虽然刊登在县文化馆油印的《英山文艺》上，自己却没有保存下来。只记得当年写“国家干部”到生产队，每天轮流到各家吃饭。某农户很穷，又赶上青黄不接，轮到他家做“派饭”时，什么菜也没有，幸好孩子下河玩水抓到一条小鱼，好不容易做好一道菜，放在桌上时，一不小心让猫给吃了，惹出女主人的一番呼天抢地。“派饭”本意是让干部能更加接近群众，但有时反而让干群关系不如人意。
　　《检察风云》：您的代表作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和《秋风醉了》都是1992年发表的，之后又创作了引起很大反响的《分享艰难》，再往后又有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天行者》，您因此被批评界认为是新现实主义作家。你是怎么看待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您觉得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
　　刘醒龙：我所理解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往往较喜欢下结论、作预测、好指引，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味道。我的这种判断不一定对，但也有许多现成的例子摆在那里。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变化的节奏突然加快，而好一点的文学作品是必须将岁月做一番沉淀才能形成的，更不用说经典文学了。那些一见到风浪过来，就急于用文学来表态的，比如“诗歌将死”“小说将死”“乡村和乡村文学将死”，结果正好相反，小说和诗歌还在，乡村更是以“绿水青山”的面貌寓意其恒久绵长。凡是指旧东西的不足比较容易看得清，一种新生的创立自然是对不足的破解，人与现实的不和谐，会是文学新势力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风云》：《凤凰琴》写乡村教师，《天行者》也写乡村教师，小说是否有原型？
　　刘醒龙：当代文学与当代现实发生碰撞时的情景，很难预料，也很难控制。武汉封城战疫，让我对早期经历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有这段特殊的日子，关于《凤凰琴》《天行者》原型的问题，不知将来会不会做出明白的回应。作为代表作的《凤凰琴》，发表之初，在我生活过的故土，相关反响却不甚愉快。武汉解封之后，回英山县城给已故作家举办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我才坦承，当年写这两部作品，其原型地为英山县孔坊乡父子岭小学。同行的於可训先生，闻之欣然提笔写了一篇随笔记录这件事。武汉大学的刘早博士还专门写了一篇《〈凤凰琴〉〈天行者〉》原型地考》。两篇文章各有其妙，都令人不胜唏嘘。
　　《检察风云》：《蟠虺》写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尊盘，写这样一部小说是想以此来反思楚文化吗？创作《黄冈秘卷》是为自己生活的土地树碑立传吗？黄冈和湖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感觉这两部作品，冥冥之中与湖北武汉的抗疫斗争存在某种预兆式的关联，是不是这样？
　　刘醒龙：湖北武汉从地理人文上讲，有点曾侯乙尊盘的意味。在2018年4月28日“东湖叙谈”和2016年4月出版的《蟠虺》之前，只有相关专业人士才晓得曾侯乙尊盘在青铜重器中的顶级位置。2020年的战疫行动，让许多人晓得了湖北武汉在中国地理人文中的重要性。全世界也从湖北武汉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战决胜中，认识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的关键所在。在所有人担忧疫情时，黄冈率先实现感染人数“清零”。如果了解黄冈的民风民情，就不会觉得意外。鄂东黄冈几百个将军同一故乡，黄冈向来有“贤良方正”之说传世。立世之人，仅有高雅才学是不够的，还得有很强的战斗力才行，才能做到治大国如烹小鲜。

“武汉抗疫日记”

　　《检察风云》：这次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最新作品《如果来日方长》，写那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武汉抗疫过程。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可不可以将这本书视为您本人的一本“武汉抗疫日记”？
　　刘醒龙：武汉封城初期，也是我们这些城中人感觉最艰难之时，多家杂志和出版社约我写点相关文字，当时我明确拒绝。一方面因为自己正患眼疾没地方就诊，另一方面也是气氛太紧张，想要成为文学所能抵达的真正现场，光靠一点脑细胞是不行的，还需要打开门，走出去用自己的神经末梢进行感知。那段时间里，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最令人揪心的是母亲重病，既不能就医，也无法探视，只好一点点地写些文字。偏偏这样的文字是最可靠的，还能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一点点不断生发开来长成一棵树，成为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如果来日方长》不是由“专业”的记者、作家所写，是由一千一百万普通市民中的一个亲自写成，是身陷疫情险境中的一个普通市民为应对万一而写的与妻书、与儿女书和致慈母书，也是一个普通武汉市民、普通中國人写给他所热爱的城市、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时代的致敬书。
　　《检察风云》：《如果来日方长》原本是写给抗疫的一首歌，当时是怎么会创作这首歌曲的？最后又怎么决定用这个标题作为自己这部长篇散文的题目？
　　刘醒龙：2020年2月中旬，一个朋友受托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写一首像表现“九八抗洪”的《为了谁》那样的歌曲。我答应下来，然后写了。但封城中人所感受的，与封城之外的人感受太不一样了。事实上，那一阵子，在武汉人的理智中，无论愿意或不愿意，都在做各种“如果”中最坏一种的准备。别人都说来日方长，封城中人只能在来日方长前面加上使人双泪暗流的“如果”。
　　《检察风云》：武汉封城期间，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的一位同行说他非常焦虑，读不进书，除了关心疫情之外，您日常还做些什么？
　　刘醒龙：封城的那段日子，是自己人生中最本色的时候，既要做好儿子，关心老母亲的状况;又要做好父亲和爷爷，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变化;还要做好丈夫，倾听夫人的声声咳嗽，何为相同，何为不同。在做好每个角色的同时，竭尽全力让被认定为“高危人群”的自己，不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做饭、吸尘到满世界找消毒用品，到审时度势给家里换换空气，到想办法消灭从马桶中钻出来的老鼠，所有这些平时都不是事的事情，都是家里的大事。
　　《检察风云》：您的人生中和小说中已经经历和书写过很多生老病死，这一次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您的母亲在疫情期间得了重病，您又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刘醒龙：封城期间，我在《黄冈秘卷》中写过的熊家老表悄然离世，曾经是浪漫爱情缩影的二叔也在次生灾害中走远了。老母亲熬过了疫情，熬过了疫情之后接连三次病危，今年大年初五凌晨在睡梦中含笑大行。这些经历让自己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说是不一样，其实也是很普通与很常见的道理：无论我们是如何想、如何做的，这个世界都不可能为某一个人、某一种势力、某一类文明所独有，唯一能做好，也是唯一能够做到天长地久的事情只有两个字：陪伴！这也是《如果来日方长》所要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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