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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农药的使用能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进而提升农产品价格，但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也可能引起产量降低。生物农药能得到多大范围的推广，取决于市场对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均衡选择。如果使用后引起产量降低的程度小，或者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大，那么生物农药就能得到更多地推广。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技术效率会影响实际的减产程度，同时农户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会影响其获得的溢价份额。农户的技术效率和议价地位越高，在产量与质量权衡时越会提高质量水平，从而使用生物农药的激励也就越高。因此，要顺利推广生物农药，必须要提升农户的技术水平及议价能力。
关键词 生物农药;农户;产量;质量;技术推广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22.03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重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愿为高品质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能有效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从而使农产品获得更高的市场售价。但是，现实中生物农药的推广并不順利，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并不高。针对生物农药“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原因。有人认为生物农药因价格高、见效慢，制约了农户对生物农药的使用[1]。有人认为因对生物农药认知不足并有质疑心理，农户采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不高[2]，而随着对生物农药信任程度的提高，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会增强[3]。还有人认为种植规模过小阻碍了农户施用生物农药[4]。本文考虑到生物农药可能引起的减产问题，从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的权衡角度，分析生物农药的推广问题。
1 生物农药产生的市场条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稀缺性
1.1 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构成
农产品有两大方面的基本属性：1）含有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能给消费者提供生存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本文把农产品的这一属性称为能量属性;2）也可能含有某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成分，如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本文把农产品的这一属性称为质量安全属性（简称安全属性）。农产品的这两种属性给消费者带来了两种效用——提供能量和营养的效用及维护健康的效用。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购买的就是它的这两种属性（或两种效用）。因此，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也就由这两部分构成——能量属性价值（简称能量价值）及安全属性价值（简称安全价值）。
在现实中，农产品的两种属性的市场价值表现为两种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农产品两种价值内容的不同组合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两种农产品：一种农产品其市场价值构成中既包括能量价值，也包括安全价值，这就是安全农产品;另一种农产品其市场价值构成仍然只包括能量价值，这就是普通农产品。安全农产品相对于普通农产品所要追加投入的生产成本及所拥有的更高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安全属性的成本与收益，这就是安全属性的市场价值的体现。因此，农产品安全的市场价值隐藏在安全农产品当中，安全农产品实际上包括两种市场价值的内容。
1.2 农产品质量安全价值的产生
一种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物品（资源）是因为稀缺性才变成商品，从而才具有了市场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源的稀缺性也在发生变化，从而资源的市场价值也在不断变化。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主要存在的是数量上的供不应求这个矛盾，农产品供应主要为了满足人们数量上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农产品安全风险较小，属于偶发性风险。农产品安全较小的风险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并不稀缺，人们几乎认为农产品是天然地安全的。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只是为了获得能量与营养，并不关注质量安全问题。也就是说，市场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并没有产生。同时，农产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而不会进行质量安全方面的管理，市场上也不会产生农产品安全的供给。农产品安全属性的价值没有被市场发现，有关农产品安全属性的市场没有形成。于是，农产品的价值构成中就只有能量价值而没有安全价值。
但是，随着人口的激增及城市化的加速，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使得农产品在数量上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已不仅是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是越来越追求更多的口味和更高的营养，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在外就餐的比例大大增加，旅游餐饮文化的发展导致食物消费方式的多样化。食物消费结构的这种日益多元化也使农产品供求在结构上的矛盾变得比较突出。为了解决农产品供求在数量上的矛盾，20世纪生物、化学等技术在农产品生产中得到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这些技术的使用一方面在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有力地缓解了供求矛盾后，另一方面也给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带来了威胁。化肥的使用虽然在保证农产品数量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滥用化肥也会导致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产品的硝酸盐含量超标。同样，过量施用农药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硝酸盐含量超标与农药残留超标都是来源于农业生产内部。除此之外，工业的发展在很多地方破坏了农业生产环境，工业“三废”严重污染了农业用水和土壤等，也带来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最突出的是使农产品中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含量超标。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来源于农业生产外部。为了适应食品消费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农产品供应体系日益复杂化，这也使得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变大，如乱用食品添加剂等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潜在损害。这样，人们对农产品的数量和结构需求被满足的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却变得稀缺起来，农产品的安全风险变大，由偶发性风险变为系统性风险。
1.3 生物农药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上的作用
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是要靠技术进步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源的稀缺性本质上就是配置资源的技术的稀缺性。农产品安全的稀缺性也是如此，可以视为是由农产品安全的生产技术的稀缺性造成的。之前农产品生产技术的进步方向是与解决农产品供求在数量上的矛盾的要求相一致的，于是农产品的生产技术主要是用来保障农产品的产量，缺乏保障农产品安全的作用。不仅如此，根据前面的分析，提高产量的农产品生产技术还反而使农产品安全变得稀缺起来。农产品安全的稀缺性需要保障安全的技术进步来解决，而生物农药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根据前文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之所以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化学肥料与农药的使用，而生物农药就是用来替代化学农药的。 2 生物农药推广中的两难选择——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冲突
2.1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冲突的技术分析
资源稀缺性与技术稀缺性实质是同一个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当资源一定时，人类的欲望难被充分满足就表现为技术稀缺性的问题;相反，在既定技术下，人类的欲望难被充分满足又表现为资源稀缺性的问题。由于资源稀缺性难以改变，人类主要靠技术进步来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资源稀缺性也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化学农药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提升农产品的产量。虽然化学农药的使用也带来了农产品质量的下降，但是质量下降问题是在化学农药使用后出现的，当初化学农药的技术研发难以充分考虑到这一负面问题。也就是说，化学农药在解决了一个稀缺性问题（农产品产量问题）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稀缺性问题（农产品质量问题）。
在有限的农地资源、保障产量供应的技术条件下，农产品产量与安全问题难以同时解决。其实，在现有技术下也可生产出安全农产品。如果不考虑由环境污染造成的这种来源于农业生产外部的质量安全问题，只要不施用農药和化肥，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基本上就有保障。如果土地资源是无限的，那么这样做就能在保障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不减少其产量。但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在农产品生产上就存在产量与质量之间的选择问题。如果要保障产量供应，就难以保障质量安全;反之，如果要保障安全，就难以保障产量。
保障农产品的产量供应，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能量需求，实现的是其能量属性的价值，而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实现的是其安全属性的价值。农产品的能量属性与安全属性在理论分析可以被视为两种商品，本文称为“农产品能量与农产品安全”，从而两种属性的价值就是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产品的能量值与安全值难以同时提高。有限的土地资源就面临着在农产品能量与农产品安全生产之间的配置选择，两种商品竞争着有限的土地资源，要么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要么生产更安全的农产品。
2.2 生物农药对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冲突的缓解作用
由于化学农药等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只是为了追求产量而没考虑到质量问题，因而在保障农产品产量供应的技术条件下，农产品的能量值（产量）与安全值（质量）之间权衡的余地非常小。当要充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时，农产品的产量就会降到一个非常小的值;反之，当要充分保障农产品的产量供应时，农产品的安全就会降到一个非常小的值。总之，农产品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囊括的范围非常小。生物农药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冲突问题，力求在较大程度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时较小程度地降低产量，也就是，在实现同样的安全程度时，农产品能获得更高的产量;同样，在实现同样产量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会更有保障。
3 生物农药推广中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关系的市场均衡
3.1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生产的市场均衡
既然在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冲突关系，那么在农产品能量（产量）与农产品安全（质量）的生产上，就存在一条此消彼长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线（见图1）。农产品能量的产量就是农产品的产量，而农产品安全的产量实质上就是质量安全程度，记为s;安全度可用风险大小表示，安全风险大小记为r（0≤r≤1），那么s=1-r。从整个市场来看，农产品生产者最终在产量与质量之间如何做出取舍，还取决于需求侧，表现为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决定着农产品能量与农产品安全的均衡产量，即产量与质量组合的均衡选择。图1中所示，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线相切的点E就是市场的均衡选择，这一选择就是在既定生产技术与市场需求下对农产品产量水平与质量水平的最优选择。
对于生物农药推广来说，如果市场均衡选择下农产品安全值越高，那么就意味着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化学农药更多地被生物农药替代，换句话说，生物农药更多地被生产者接受并被投入使用;反之，如果市场均衡选择下农产品安全值较低，那么就意味着生产者对生物农药的接受度低，生物农药难以被大范围推广。
3.2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生产的市场均衡变化
3.2.1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供给侧变化——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
技术进步会使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向外移动，从而能在保障先前同样的产量下实现更高的安全度，或者能在保障先前同样安全度下也实现更高的产量。当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向外移动后，市场均衡点很可能向右上方移动[见图2（a）]。新的均衡相对于原有均衡，农产品产量水平与质量水平都提升了。从生物农药的推广来说，这一变化就意味着生物农药能得到更大范围地推广。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如生物农药使用技术）得到提升，将促进生物农药的推广。
3.2.2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需求侧变化——无差异曲线的移动
商品效用的本质是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除了决定于商品客观的使用价值大小外，还决定于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知程度。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是逐渐变得稀缺起来的，这种稀缺性被市场发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当农产品安全风险较小时，质量安全问题不突出，消费者就不能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价值，也就没有产生对农产品安全效用的需求，于是无差异曲线垂直于横轴[见图2（b）]。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消费者逐渐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价值，对农产品安全效用的需求也开始产生，这样无差异曲线开始变得弯曲起来。而且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效用认知的加深，他们对农产品安全属性的使用价值的评价逐渐增高，从而无差异曲线越来越向纵轴倾斜。
如图2（b）所示，当效用线垂直时，生产均衡点为B。在B点，农产品安全为最低值，这是因为垂直的无差异曲线意味着农产品安全的效用为零，消费者还没有对农产品安全产生需求，没有需求当然也就没有供给。当无差异曲线变得弯曲后，生产均衡点在切点C。在 C点，相对于B点来说，农产品安全不再是最低值，也就是说，生产者开始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价值认知的加深，无差异曲线会变得更向纵轴倾斜，使得生产均衡点由C点变为D点。相对于C点，在D点农产品的安全值更高。从内涵上讲，更向纵轴倾斜的无差异曲线意味着农产品的安全效用更大，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的需求更高，土地资源的配置也更向农产品安全生产转移，从而农产品的安全值提高。 4 生物农药推广中农户对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实际选择
4.1 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技术效率产生的影响
生产边界线上的商品产量是指资源在被充分利用下获得的，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在指在给定技术下完成的，但是给定技术下技术效率仍然有差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被充分利用还隐含着技术效率达到最大化的假设。可见，生产边界线的位置不仅由资源和技术决定，还由技术效率决定。资源一般情况下都是外生的，当技术视为给定的那也是在假定技术是外生的，但技术效率却并不能视作外生的，技术效率的实际大小由许多因素决定。当技术效率值变大，生产边界小线就会向外扩展，当其值变小，生产边界就会向内收缩。技术效率最大化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最优状态，现实中这种状态很难达到。
我国农业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目前大多仍由分散农户生产。这种制度在以满足数量供给即农产品能量供给上体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但这种制度不一定能顺利适应农产品安全的供给。农产品供给由以能量供给为主向能量与安全供给兼顾的转变需要生产技术的变革，比如生物农药的使用。但是，分散农户难以顺利地掌握新技术，导致使用生物农药时技术效率没有实现最大化，从而无法实现可能性边界上的均衡（图1中E点），而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某点实现均衡。此种情况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农户的技术效率会制约生物农药的推广。
4.2 农户在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产生的影响
由生产可能性边界线与无差异曲线推出市场均衡是从纯技术角度的分析，即面对既定的市场偏好，图1中的E点组合是当前技术下的最优选择。这一分析方法把供给端抽象为一个环节，然而现实中农产品的供应系统由要素投入、生产及销售等众多环节组成。其中，农户作为生产者直接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决策。不过，农户只是作为整个供应系统的一个环节，如果不能与上下游其他环节的利益关系协调好，那么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就不能充分代表农户的技术效率，同时无差异曲线也不是农户直接面对的市场偏好。具体从成本与收益来看，E点的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组合是给整个社会来带来效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农户只是根据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来决策，如果农产品供应链上各环节之间的利益关系没协调好，导致社会整体的成本利益与农户个体的成本利益不一致，那么农户的行为选择就会偏离均衡点E。拿生物农药推广来说，使用生物农药会提升成本并导致减产，但同时也能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而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能使农产品带来市场溢价，只要溢价能补偿增加的成本及减产的损失，生物农药就应被使用。然而，即使从整个市场来说使用生物农药获得的净收益为正，但是如果作为生物农药的直接使用者，农户实际获得的溢价份额不能补偿其成本及损失，那么他们也不会使用生物农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存在发生的可能性。从当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构成看，农户作为生产环节主体是分散存在的，而上游环节（要素供给者）与下游环节（产品销售者）主体的市场集中度都比农户高，这就导致农户在整个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较低，不能充分获得优质农产品的溢价，但要承担较高的安全控制成本[5]。因此，农户议价地位低，不利于生物农药的推广。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生物农药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由于化学农药的使用，但化学农药的使用又是为了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因此，使用生物农药虽然能够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产量降低。市场会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水平进行选择，由供求两方面的力量决定。从供给侧来看，如果使用生物农药后引起产量降低的程度小，那么在市场均衡时农产品的安全水平就高，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农药被更多地使用。从需求侧来看，如果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越大，为优质农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那么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市场均衡水平就越高，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的程度必然越高。再从农户的角度看，农户作为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决定生物农药的使用决策。农户使用生物农药与否根本上由成本与收益决定。一方面，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技术效率越高，引起农产品减产的程度就越低，也就越有利于农户在产量与质量权衡时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最终越有利于农户采用生物农药。另一方面，农户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越高，使用生物农药后能获得的产品溢价份额就越高，从而他们通过使用生物农药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激励就越高。
5.2 政策启示
在推广生物农药时，不能只考虑它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作用，还应顾及使用生物农药带来的减产问题，必须平衡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关系。为此，首先要研发减产副作用小的生物农药;其次，要提升农户的技术水平，以在生物农药实际使用过程中降低减产程度;最后，要依靠组織化等手段提升农户的议价能力，使得农户能充分分享到使用生物农药带来的收益。
参考文献：
[1] 傅新红，宋汶庭.农户生物农药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J].农药技术经济，2010（6）：120-128.
[2] 郭利京，王颖.农户生物农药施用为何“说一套，做一套”？[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71-80.
[3] 黄炎忠，罗小锋，唐林，等.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11）：2488-2497.
[4] 罗小锋，杜三峡，黄炎忠，等.种植规模、市场规制与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J].农业技术经济，2020（6）：71-80.
[5] 陶善信.微笑曲线视角下生物农药的推广困境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9）：154-156.
（责任编辑：丁志祥）
关键词 生物农药;农户;产量;质量;技术推广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22.03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重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愿为高品质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能有效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从而使农产品获得更高的市场售价。但是，现实中生物农药的推广并不順利，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并不高。针对生物农药“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原因。有人认为生物农药因价格高、见效慢，制约了农户对生物农药的使用[1]。有人认为因对生物农药认知不足并有质疑心理，农户采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不高[2]，而随着对生物农药信任程度的提高，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会增强[3]。还有人认为种植规模过小阻碍了农户施用生物农药[4]。本文考虑到生物农药可能引起的减产问题，从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的权衡角度，分析生物农药的推广问题。
1 生物农药产生的市场条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稀缺性
1.1 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构成
农产品有两大方面的基本属性：1）含有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能给消费者提供生存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本文把农产品的这一属性称为能量属性;2）也可能含有某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成分，如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本文把农产品的这一属性称为质量安全属性（简称安全属性）。农产品的这两种属性给消费者带来了两种效用——提供能量和营养的效用及维护健康的效用。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购买的就是它的这两种属性（或两种效用）。因此，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也就由这两部分构成——能量属性价值（简称能量价值）及安全属性价值（简称安全价值）。
在现实中，农产品的两种属性的市场价值表现为两种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农产品两种价值内容的不同组合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两种农产品：一种农产品其市场价值构成中既包括能量价值，也包括安全价值，这就是安全农产品;另一种农产品其市场价值构成仍然只包括能量价值，这就是普通农产品。安全农产品相对于普通农产品所要追加投入的生产成本及所拥有的更高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安全属性的成本与收益，这就是安全属性的市场价值的体现。因此，农产品安全的市场价值隐藏在安全农产品当中，安全农产品实际上包括两种市场价值的内容。
1.2 农产品质量安全价值的产生
一种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物品（资源）是因为稀缺性才变成商品，从而才具有了市场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源的稀缺性也在发生变化，从而资源的市场价值也在不断变化。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主要存在的是数量上的供不应求这个矛盾，农产品供应主要为了满足人们数量上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农产品安全风险较小，属于偶发性风险。农产品安全较小的风险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并不稀缺，人们几乎认为农产品是天然地安全的。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只是为了获得能量与营养，并不关注质量安全问题。也就是说，市场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并没有产生。同时，农产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而不会进行质量安全方面的管理，市场上也不会产生农产品安全的供给。农产品安全属性的价值没有被市场发现，有关农产品安全属性的市场没有形成。于是，农产品的价值构成中就只有能量价值而没有安全价值。
但是，随着人口的激增及城市化的加速，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使得农产品在数量上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已不仅是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是越来越追求更多的口味和更高的营养，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在外就餐的比例大大增加，旅游餐饮文化的发展导致食物消费方式的多样化。食物消费结构的这种日益多元化也使农产品供求在结构上的矛盾变得比较突出。为了解决农产品供求在数量上的矛盾，20世纪生物、化学等技术在农产品生产中得到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这些技术的使用一方面在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有力地缓解了供求矛盾后，另一方面也给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带来了威胁。化肥的使用虽然在保证农产品数量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滥用化肥也会导致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产品的硝酸盐含量超标。同样，过量施用农药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硝酸盐含量超标与农药残留超标都是来源于农业生产内部。除此之外，工业的发展在很多地方破坏了农业生产环境，工业“三废”严重污染了农业用水和土壤等，也带来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最突出的是使农产品中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含量超标。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来源于农业生产外部。为了适应食品消费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农产品供应体系日益复杂化，这也使得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变大，如乱用食品添加剂等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潜在损害。这样，人们对农产品的数量和结构需求被满足的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却变得稀缺起来，农产品的安全风险变大，由偶发性风险变为系统性风险。
1.3 生物农药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上的作用
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是要靠技术进步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源的稀缺性本质上就是配置资源的技术的稀缺性。农产品安全的稀缺性也是如此，可以视为是由农产品安全的生产技术的稀缺性造成的。之前农产品生产技术的进步方向是与解决农产品供求在数量上的矛盾的要求相一致的，于是农产品的生产技术主要是用来保障农产品的产量，缺乏保障农产品安全的作用。不仅如此，根据前面的分析，提高产量的农产品生产技术还反而使农产品安全变得稀缺起来。农产品安全的稀缺性需要保障安全的技术进步来解决，而生物农药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根据前文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之所以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化学肥料与农药的使用，而生物农药就是用来替代化学农药的。 2 生物农药推广中的两难选择——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冲突
2.1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冲突的技术分析
资源稀缺性与技术稀缺性实质是同一个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当资源一定时，人类的欲望难被充分满足就表现为技术稀缺性的问题;相反，在既定技术下，人类的欲望难被充分满足又表现为资源稀缺性的问题。由于资源稀缺性难以改变，人类主要靠技术进步来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资源稀缺性也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化学农药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提升农产品的产量。虽然化学农药的使用也带来了农产品质量的下降，但是质量下降问题是在化学农药使用后出现的，当初化学农药的技术研发难以充分考虑到这一负面问题。也就是说，化学农药在解决了一个稀缺性问题（农产品产量问题）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稀缺性问题（农产品质量问题）。
在有限的农地资源、保障产量供应的技术条件下，农产品产量与安全问题难以同时解决。其实，在现有技术下也可生产出安全农产品。如果不考虑由环境污染造成的这种来源于农业生产外部的质量安全问题，只要不施用農药和化肥，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基本上就有保障。如果土地资源是无限的，那么这样做就能在保障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不减少其产量。但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在农产品生产上就存在产量与质量之间的选择问题。如果要保障产量供应，就难以保障质量安全;反之，如果要保障安全，就难以保障产量。
保障农产品的产量供应，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能量需求，实现的是其能量属性的价值，而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实现的是其安全属性的价值。农产品的能量属性与安全属性在理论分析可以被视为两种商品，本文称为“农产品能量与农产品安全”，从而两种属性的价值就是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产品的能量值与安全值难以同时提高。有限的土地资源就面临着在农产品能量与农产品安全生产之间的配置选择，两种商品竞争着有限的土地资源，要么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要么生产更安全的农产品。
2.2 生物农药对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冲突的缓解作用
由于化学农药等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只是为了追求产量而没考虑到质量问题，因而在保障农产品产量供应的技术条件下，农产品的能量值（产量）与安全值（质量）之间权衡的余地非常小。当要充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时，农产品的产量就会降到一个非常小的值;反之，当要充分保障农产品的产量供应时，农产品的安全就会降到一个非常小的值。总之，农产品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囊括的范围非常小。生物农药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冲突问题，力求在较大程度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时较小程度地降低产量，也就是，在实现同样的安全程度时，农产品能获得更高的产量;同样，在实现同样产量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会更有保障。
3 生物农药推广中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关系的市场均衡
3.1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生产的市场均衡
既然在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冲突关系，那么在农产品能量（产量）与农产品安全（质量）的生产上，就存在一条此消彼长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线（见图1）。农产品能量的产量就是农产品的产量，而农产品安全的产量实质上就是质量安全程度，记为s;安全度可用风险大小表示，安全风险大小记为r（0≤r≤1），那么s=1-r。从整个市场来看，农产品生产者最终在产量与质量之间如何做出取舍，还取决于需求侧，表现为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决定着农产品能量与农产品安全的均衡产量，即产量与质量组合的均衡选择。图1中所示，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线相切的点E就是市场的均衡选择，这一选择就是在既定生产技术与市场需求下对农产品产量水平与质量水平的最优选择。
对于生物农药推广来说，如果市场均衡选择下农产品安全值越高，那么就意味着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化学农药更多地被生物农药替代，换句话说，生物农药更多地被生产者接受并被投入使用;反之，如果市场均衡选择下农产品安全值较低，那么就意味着生产者对生物农药的接受度低，生物农药难以被大范围推广。
3.2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生产的市场均衡变化
3.2.1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供给侧变化——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
技术进步会使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向外移动，从而能在保障先前同样的产量下实现更高的安全度，或者能在保障先前同样安全度下也实现更高的产量。当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向外移动后，市场均衡点很可能向右上方移动[见图2（a）]。新的均衡相对于原有均衡，农产品产量水平与质量水平都提升了。从生物农药的推广来说，这一变化就意味着生物农药能得到更大范围地推广。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如生物农药使用技术）得到提升，将促进生物农药的推广。
3.2.2 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需求侧变化——无差异曲线的移动
商品效用的本质是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除了决定于商品客观的使用价值大小外，还决定于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知程度。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是逐渐变得稀缺起来的，这种稀缺性被市场发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当农产品安全风险较小时，质量安全问题不突出，消费者就不能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价值，也就没有产生对农产品安全效用的需求，于是无差异曲线垂直于横轴[见图2（b）]。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消费者逐渐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价值，对农产品安全效用的需求也开始产生，这样无差异曲线开始变得弯曲起来。而且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效用认知的加深，他们对农产品安全属性的使用价值的评价逐渐增高，从而无差异曲线越来越向纵轴倾斜。
如图2（b）所示，当效用线垂直时，生产均衡点为B。在B点，农产品安全为最低值，这是因为垂直的无差异曲线意味着农产品安全的效用为零，消费者还没有对农产品安全产生需求，没有需求当然也就没有供给。当无差异曲线变得弯曲后，生产均衡点在切点C。在 C点，相对于B点来说，农产品安全不再是最低值，也就是说，生产者开始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价值认知的加深，无差异曲线会变得更向纵轴倾斜，使得生产均衡点由C点变为D点。相对于C点，在D点农产品的安全值更高。从内涵上讲，更向纵轴倾斜的无差异曲线意味着农产品的安全效用更大，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的需求更高，土地资源的配置也更向农产品安全生产转移，从而农产品的安全值提高。 4 生物农药推广中农户对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实际选择
4.1 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技术效率产生的影响
生产边界线上的商品产量是指资源在被充分利用下获得的，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在指在给定技术下完成的，但是给定技术下技术效率仍然有差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被充分利用还隐含着技术效率达到最大化的假设。可见，生产边界线的位置不仅由资源和技术决定，还由技术效率决定。资源一般情况下都是外生的，当技术视为给定的那也是在假定技术是外生的，但技术效率却并不能视作外生的，技术效率的实际大小由许多因素决定。当技术效率值变大，生产边界小线就会向外扩展，当其值变小，生产边界就会向内收缩。技术效率最大化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最优状态，现实中这种状态很难达到。
我国农业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目前大多仍由分散农户生产。这种制度在以满足数量供给即农产品能量供给上体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但这种制度不一定能顺利适应农产品安全的供给。农产品供给由以能量供给为主向能量与安全供给兼顾的转变需要生产技术的变革，比如生物农药的使用。但是，分散农户难以顺利地掌握新技术，导致使用生物农药时技术效率没有实现最大化，从而无法实现可能性边界上的均衡（图1中E点），而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某点实现均衡。此种情况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农户的技术效率会制约生物农药的推广。
4.2 农户在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产生的影响
由生产可能性边界线与无差异曲线推出市场均衡是从纯技术角度的分析，即面对既定的市场偏好，图1中的E点组合是当前技术下的最优选择。这一分析方法把供给端抽象为一个环节，然而现实中农产品的供应系统由要素投入、生产及销售等众多环节组成。其中，农户作为生产者直接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决策。不过，农户只是作为整个供应系统的一个环节，如果不能与上下游其他环节的利益关系协调好，那么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就不能充分代表农户的技术效率，同时无差异曲线也不是农户直接面对的市场偏好。具体从成本与收益来看，E点的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组合是给整个社会来带来效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农户只是根据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来决策，如果农产品供应链上各环节之间的利益关系没协调好，导致社会整体的成本利益与农户个体的成本利益不一致，那么农户的行为选择就会偏离均衡点E。拿生物农药推广来说，使用生物农药会提升成本并导致减产，但同时也能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而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能使农产品带来市场溢价，只要溢价能补偿增加的成本及减产的损失，生物农药就应被使用。然而，即使从整个市场来说使用生物农药获得的净收益为正，但是如果作为生物农药的直接使用者，农户实际获得的溢价份额不能补偿其成本及损失，那么他们也不会使用生物农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存在发生的可能性。从当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构成看，农户作为生产环节主体是分散存在的，而上游环节（要素供给者）与下游环节（产品销售者）主体的市场集中度都比农户高，这就导致农户在整个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较低，不能充分获得优质农产品的溢价，但要承担较高的安全控制成本[5]。因此，农户议价地位低，不利于生物农药的推广。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生物农药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由于化学农药的使用，但化学农药的使用又是为了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因此，使用生物农药虽然能够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产量降低。市场会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水平进行选择，由供求两方面的力量决定。从供给侧来看，如果使用生物农药后引起产量降低的程度小，那么在市场均衡时农产品的安全水平就高，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农药被更多地使用。从需求侧来看，如果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越大，为优质农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那么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市场均衡水平就越高，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的程度必然越高。再从农户的角度看，农户作为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决定生物农药的使用决策。农户使用生物农药与否根本上由成本与收益决定。一方面，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技术效率越高，引起农产品减产的程度就越低，也就越有利于农户在产量与质量权衡时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最终越有利于农户采用生物农药。另一方面，农户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议价地位越高，使用生物农药后能获得的产品溢价份额就越高，从而他们通过使用生物农药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激励就越高。
5.2 政策启示
在推广生物农药时，不能只考虑它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作用，还应顾及使用生物农药带来的减产问题，必须平衡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关系。为此，首先要研发减产副作用小的生物农药;其次，要提升农户的技术水平，以在生物农药实际使用过程中降低减产程度;最后，要依靠组織化等手段提升农户的议价能力，使得农户能充分分享到使用生物农药带来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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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炎忠，罗小锋，唐林，等.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11）：2488-2497.
[4] 罗小锋，杜三峡，黄炎忠，等.种植规模、市场规制与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J].农业技术经济，2020（6）：71-80.
[5] 陶善信.微笑曲线视角下生物农药的推广困境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9）：154-156.
（责任编辑：丁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