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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创业培训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人数。异质性分析发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不能拉动生存型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能显著拉动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东部地区金融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中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拉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不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当地就业劳动效应存在时滞性，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一般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产业扶贫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则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周期。建议地方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力求做到精准施策，进一步发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就业拉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9-0104-1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振兴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就业是一大突破口。扩大农民就业既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有效举措，又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必然要求。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以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如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九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五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都强调要推动高质量的返乡创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逐年增加，给本地农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2020年，返乡创业者从740万人增加到1 010万人;2020年返乡创业直接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 000万个，受益农户800多万户。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拉动本地农民的就业功不可没，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是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正是这些创业扶持政策的支持，才推动返乡创业企业新增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在众多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中，哪些政策有助于拉动就业？如果能拉动就业，拉动就业的效应有多大？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根据政策实施效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而且有助于返乡创业者利用政策工具扩大企业的就业机会，为落实国家提出的“保就业”和“稳就业”目标提供支持。
一、相关文献综述
根据已有文献，返乡创业是指曾经在外地（出生所在地的市、区、县之外）工作或办过企业超过3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回到自己所在市、县、乡、村从事创业活动[1-2]。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是指吸引和推进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包括财政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等。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返乡创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与返乡创业
关于创业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3]、金融政策[4]、社保政策[5]等）对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探讨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与返乡创业之间关系的文献，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推进返乡创业以后，才逐渐增多。国外已有文献中因为没有户籍的概念，所以自然没有返乡的概念，但已有文献有回国创业的表述。归国创业与本文提到的返乡创业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归国创业属于更高层面的返乡创业，因而本文将国外已有文献中的归国创业文献纳入其中，以便更好地借鉴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关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的影响，国内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技术和创业技能培训、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的针对性支持对创业成功和持续经营的影响巨大[6-8]，降低行政审批成本能显著提高创业发生率。同时，已有的研究证实，政策资源获取越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越好。因此，政府应协调和配置资源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6]。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和鼓励返乡创业举措的同时，学术界从具体的政策支持层面进行了研究。就政府资金扶持政策而言，董秀莹从财政、税收、产业、金融多个角度分析政府扶持政策的效用，认为财政扶持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的需求，政府要加大财政扶持和补贴力度，设立创业扶持资金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9];张亮、李亚军提出，通常来说，农民工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难以满足创业资金需求，政府需要建立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初创资金支持平台[10]。就金融政策而言，Black [11]、Klappera[12]等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有利于促进更多的创业者选择回国创业。就财政税收优惠或减免支持政策而言，Blanchflower[13]、Keuschnigg[14]等研究發现，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激发创业意愿，促进更多的潜在创业者选择回国创业。张正平、石红玲指出，给予创业者初期财政税收支持是世界各国支持和鼓励创业的普遍做法，利用“降息、减税、免费”的方式，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特殊的优惠减免，可以大幅减少农民创业成本[15];何广文、刘甜从包容性增长角度入手，发现税收优惠、信息支持和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净利润的提高，特别是政策实施对于绩效低的创业者能带来更多的好处[16]。就创业培训而言，刘小春等利用江西省1 145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对政策扶持的优先次序，发现创业技能培训是返乡农民工最急需的政策支持[17];朱红根等根据 438份返乡农民工调查问卷，利用路径分析法研究发现，创业培训、税收减免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满意度[18];方鸣、詹寒飞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工对创业培训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得出创业培训扶持条件和设施越完善，越容易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就产业扶贫支持而言，黄迈等总结了37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果，各地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产业政策支持返乡创业，但是依旧存在产业配套能力不足、产品升级困难大等问题[20]。 （二）返乡创业与拉动就业
已有文献发现，返乡创业作为创新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带来了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的变化[2]。张若瑾、张静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能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实现就业的“造血功能”[21];李彦娅、谢庆华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带动当地就业，促进经济发展[5];王轶等在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时，发现在就业压力严峻的情况下，农民工可以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缓解当地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还可以有效利用返乡农民工的技术和资金，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22];李周通过研究农民流动，得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国家创新创业战略高度契合，返乡农民工将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乡村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23]。
（三）相关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主要研究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和拉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扶持政策与创业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密切，创业扶持政策通过作用于返乡创业拉动劳动力就业。已有研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劳动力缺乏数据支持，只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推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扶持政策都能够拉动就业;扶持政策的目标不同，拉动就业的效应自然存在不同。就如何通过创业企业的数据测算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已有的文献鲜有研究。另外，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在不同区域之间会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政策差异决定了区域之间扶持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以及政策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已有文献对此鲜有讨论。为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一手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吸纳农民、残疾人和贫困户就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返乡创业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探讨扶持政策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从而促进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研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拉动效应，本文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返乡创业项目组于2019年1—7月采集的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内的返乡创业者，主要覆盖了全国29个省（区、市）①。本文通过全国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赴创业典型地区进行调查的方式，发放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2 425份，回收有效问卷2 082份，有效率为85.86%。项目组2019年7月赴全国4个典型返乡创业县进行调研考察，到返乡创业企业实地发放调查问卷57份，两次调查共计回收返乡创业企业有效问卷2 139份。考虑到东北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样本相对较少，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无偏性，本文剔除东北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量2 103个。需要说明的是，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都是返乡创业者，也就是返乡创业企业的法人，创业者创办的企业均在当地市场监管、税务部门注册，且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课题组采集到的调查数据都是返乡创业企业的数据，个人特征数据都是创业者（企业法人）的个人特征。返乡创业调查全过程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s）数据库调查团队的全程指导，保证了数据采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后返乡创业企业招聘本地员工的“雇用员工人数”“雇用贫困户人数”“雇用残疾人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剖析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就业人数单位为“个”。在本文分析过程中，对上述三个连续被解释变量进行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2.解释变量
根据国家制定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文件，本文界定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五类：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是指返乡创业初期地方财政提供给企业的财政补贴资金，用于购置企业设备等。在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中，体现在企业获得的来自地方政府财政扶持的实际金额，单位为万元。创业培训政策是指地方政府为提高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能力、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职业素养而组织的专业培训和非专业培训。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的返乡创业企业是否享受过该项政策来衡量，1为享受过该政策，0为否。税费减免政策是指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者给予税费减免或税收优惠等。本文的税费减免政策采用虚拟变量，创业企业享受过该项政策，则赋值为1，否则为0。金融扶持政策是指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企業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等，以缓解返乡创业企业资金难问题。本文用返乡创业企业享受对本地政府的金融扶持政策的满意度来衡量，分值分为1—7级，1表示极不满意，7表示非常满意，分数越高， 表示满意度越高。产业扶贫政策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扶持农村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支持当地特殊行业或产业的发展。产业扶贫政策采用虚拟变量，返乡创业企业享受过该项政策赋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政策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已有研究[6]，本文选取代表企业特征与个人特征的两类控制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有：创业形式变量表示创业者与他人合伙创立企业，如果是合伙返乡创业，赋值为1，否则为0;创业时间变量表示创业者截至被调查时的返乡创业时间，单位为年;企业再投入资金变量表示2018年返乡创业企业再次投入的资金金额，单位为万元。个人特征变量有：创业者的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年龄，即返乡创业者接受调查时的实际年龄;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依次定义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对应赋值为1—8。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返乡创业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12]，构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决定方程，具体见模型（1）：
Employmenti=a+βPi+γXi+ε（1）
其中，Employmenti为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分别表示雇用员工人数、雇用贫困户人数和雇用残疾人人数，i表示第i个样本。Pi表示政策变量，政策包括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产业扶贫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Xi表示控制变量;ε表示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1（下页）的统计数据说明，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雇用约13人，其中，平均雇用贫困户约1人，雇用残疾人不到1人，当然这里面存在贫困户与残疾人重合的情况。地方政府平均为返乡创业企业提供扶持资金为11.094万元，但标准差比较大，说明企业之间获取扶持的差异度很大;税费减免政策的均值为0.330，创业培训政策的均值为0.202，产业扶贫政策的均值为0.048，说明有33.0%的返乡创业企业享受过税费减免政策，20.2%的返乡创业企业参加过当地政府组织的创业培训，4.8%的返乡创业企业享受过产业扶贫政策;金融扶持政策满意度的均值为4.174，表明大部分创业者对于当地金融扶持政策的满意度介于“一般”和“满意”之间。
对各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从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来看，绝大部分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同时，对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就业拉动总体效应分析
表2（下页）主要检验了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被解释变量分别为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雇用贫困户人数和雇用残疾人人数。由表2中列（1）—（2）可知，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以下简称“五类扶持政策”）均能显著正向拉动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人数，且这种就业拉动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除税费减免政策外，其他扶持政策依然显著，说明税费减免政策促进就业的效应易受到相关控制变量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在控制变量中，返乡创业企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创业形式、创业时间、企业再投入资金等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
表2中列（3）—（4）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均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的就业人数，且这种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上述四类创业扶持政策有助于扩大贫困户的就业机会，促进贫困户实现有效脱贫;金融扶持政策表现为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五类扶持政策对贫困户就业的影响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2中列（5）—（6）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正向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的人数，且这种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金融扶持政策表现为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除税费减免政策显著性水平由1%变为10%以外，其他扶持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除金融扶持政策外，其他四类创业扶持政策推动了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本地残疾人的数量，有助于残疾人脱贫。
（三）稳健性分析
1.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分析
根据创业者返乡创业的目的，可将返乡创业企业分为三个层次[1]：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生存型返乡创业是指创业者为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需要而选择返乡创业;发展型返乡创业是指创业者为了追求本地的商业发展机会而选择返乡创業;价值型返乡创业是指创业者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而选择返乡创业。创业企业的目的不同，企业发展层次不同，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受到本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影响也会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就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而言，只要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导得当，这类企业就会愿意为本地村民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列（1）—（2）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五类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扶持政策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说明对于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无论政府制定何种返乡创业扶持政策，都难以拉动这类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这也表明，创业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影响较小，这类创业企业并不能扩大本地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表3中列（3）—（4）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有显著正向拉动作用，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产业扶贫政策在1%的水平下显著，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在5%的水平下显著;不过，税费减免政策对此类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多为中小型创业企业，绝大部分都在免征额的范畴，因而税费减免政策不能拉动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规模。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政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3中列（5）—（6）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且这种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的影响不明显。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表明，针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各级地方政府要灵活运用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扶持政策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作用。 2.返鄉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分析
考虑到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对创业扶持政策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标准与已有研究成果[24-25]，将返乡创业企业按照创业的行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四个子样本，通过对子样本的分析，探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下页）所示。
表4中列（1）—（2）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扶贫政策对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且这种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政策变量的影响不明显。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对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更需要产业扶贫，第一产业创业企业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做大做强较难，因而创业扶持政策拉动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就业人数的效应相对也不太明显。
表4中列（3）—（4）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对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扶持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在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的作用，来扩大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
表4中列（5）—（6）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中低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此类产业的创业企业更需要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表4中列（7）—（8）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对创业企业就业人数分别在1%、5%的水平下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依然显著，而税费减免政策影响不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发挥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的作用。
3.不同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效应分析
表5（下页）中列（1）—（2）为东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金融扶持政策在5%的水平下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对返乡创业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越大，拉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越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产生正向影响，而创业培训政策产生负向影响，不过影响均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五项扶持政策的影响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5中列（3）—（4）为中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五项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均有正向影响，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在1%的水平下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培训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在5%的水平下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依然为正，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在1%的水平下影响显著，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在10%的水平下影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中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有效拉动了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其中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
表5中列（5）—（6）为西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的拉动效应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产业扶贫政策的影响由原来的显著变得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受到一些政策外因素的影响，具体是哪些因素还需另作分析。
四、进一步的分析
（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人数影响的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原被解释变量“雇用员工人数”替换为“雇用贫困户人数”，替换以后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表5和表6的回归结果可发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后，表6的实证结论与表5无明显差异，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基本一致，说明表5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具体而言，东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的人数，说明要带动东部地区贫困户脱贫，可以通过实施产业扶贫政策来实现;中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收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拉动效应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除税费减免政策外，其他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依然显著;西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拉动效应显著，不过加入控制变量以后，上述政策除产业扶贫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余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均有所减弱。
（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影响的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表5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对比表5和表7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人数的影响与表5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东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的人数;中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残疾人就业，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政策中，除税费减免政策外，其他政策的拉动效应依然显著;西部地区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有效拉动残疾人就业，不过，加入控制变量后，只有产业扶贫政策依然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其就业拉动效应都显著。 五、返鄉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区域就业的机制分析
上文的实证分析说明，我国各地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了本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拉动效应明显，但创业扶持政策如何有效拉动本地劳动力就业？拉动就业的背后动因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返乡创业项目组赴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典型返乡创业市、县、乡镇三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返乡创业企业深入调研发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推动了返乡创业企业快速发展，企业发展带动了雇用员工规模的扩大，扩大雇用规模则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这种循环机制有其重要动因。
（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内在动力机制分析
第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可以大幅度降低返乡创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按照经济学理论，企业投资的动力来自投入和产出的差值，若产生的收益越大，投资的动力也就越大。而投资是产生或带动就业的一个最主要方式，扩大再生产需要雇用新的劳动力。在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也即产出效应一定的情况下，压缩投资成本会产生更大的收益，从而更加刺激投资的动力。根据“投资乘数效应”的原理，往往是一分投资会产生多倍的收获，在这里部分会转化为就业。事实也是如此，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降低生产成本高度相关。比如，税费减免政策是指对某些征税对象采取减少征税或者免予征税的特殊规定，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本，税费减免的就业驱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同理，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中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也是一样。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劳动者的创业激情，促进投资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就业，上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已经验证这种逻辑关系。
第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能明显提升返乡创业者和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返乡创业企业发展的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提升返乡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创业培训政策、产业扶贫政策是提升返乡创业者和企业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方式。针对创业者的培训，能显著提升创业者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而这往往有助于扩大企业雇用员工的规模。针对员工的培训，能提高企业员工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再就业能力。
第三，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能够有效打通返乡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就银行层面而言，受限于商业银行本身合规管理的要求，各基层商业银行对授信额度都有严格的限制，返乡创业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抵押物少，企业资信水平低，难以获得高额贷款。就企业自身层面而言，资金管理能力差，盈利能力弱，创业风险意识低，银行不敢给其发放大额贷款。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诚信体系的薄弱和融资担保机制的滞后为企业的直接融资带来了障碍。政府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金融、税收、国土、产业等多个部门出手相助，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得以解决，企业自然要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带动本地就业。
（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外在动力机制分析
第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改善，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营商环境是衡量一个地方企业运营环境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着对社会投资的吸纳程度，最终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财税收入和社会就业。显而易见，创业扶持政策对改善营商环境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软的营商环境来看，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的出台，凸显了地方政府对创业企业的支持和重视，这些政策支持会带动政府对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有关营商环境的重视和改善，这些都是吸纳投资的重要因素。从营商环境的硬件设施来看，政府扶持资金、产业扶贫等政策的出台，会加大对诸如公路交通、通信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和支持力度。这些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会成为吸引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而有创业就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第二，返乡创业顺应了产业转移的新趋向。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开始逐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产业转移既是劳动力成本的驱动，又是创业政策环境的吸引。在当前大力激励返乡入乡创业的大环境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多支持创业的政策，一方面是对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在中西部地区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驱动，也开始主动吸纳产业的转移。因此，返乡创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顺势而为。
第三，突发事件推动有志之士返乡创业。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政策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暂时性分割，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增强了农村劳动力返乡后就地创业的动力。另外，我国积极出台了《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带动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创业扶持政策的大力扶持，才促成创业扶持政策带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拉动本地劳动力的就业。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是如何通过返乡创业企业来拉动劳动力就业的，以及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理。通过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能有效拉动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包括贫困户和残疾人，但是不同创业扶持政策的拉动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总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贫困户和残疾人的就业人数，说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返乡创业企业资金的周转能力，进而带动企业扩大员工招聘规模;创业培训政策能提升贫困户和残疾人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贫困户和残疾人参加过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能明显提高其就业的机会;企业承担产业扶贫项目，就需履行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解决当地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举措之一，企业参与政府的产业扶贫项目，有助于带动本地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 第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受返乡创业发展层次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扶持政策不能拉动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总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总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能显著拉动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总人数。这说明，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是拉动本地劳动力（包括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的关键，原因在于上述两类创业企业在享受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之后，能推动企业发展，进而带动企业扩大员工的招聘规模，而生存型创业企业享受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之后，并不能将扶持政策的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能，其扩大就业的能力较为有限。
第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返乡创业企业对本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说明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相比，东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更需要金融扶持，返乡创业企业享受金融扶持政策后能显著提升企业雇用员工的规模。中部地区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总人数，说明在中部地区上述政策能带动返乡创业企业发展，提升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进而扩大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拉动效应，不过西部地区如果要发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还需研究和制定更具综合性的政策，如此方能有效发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从行业角度来看，财政资金支持政策能显著拉动第二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总人数，创业培训政策能显著拉动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总人数，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第一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总人数。这说明，如果要拉动不同产业创业企业的员工招聘规模，应结合企业的产业类型，出台不同的扶持政策。如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对创业培训与金融扶持政策更敏感，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制造业一般对员工职业技能要求相对较高，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大，因而这类企业享受创业培训和金融扶持政策后能显著拉动企业雇用员工规模。
第四，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作用机制來看，创业扶持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明显拉动作用，不过拉动的实效性存在差异。有的是长期才能发生效应，有的则会立竿见影，这与扶持政策的作用机制有关。比如，创业培训和金融扶持，有利于解决创业企业的当下之需，尤其是融资担保机制，很大程度上能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返乡创业企业享受到这类政策之后，很快就能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进而扩大企业的雇用规模，而产业扶贫和财政资金支持可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才能产生持续的就业拉动效应，因为产业环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周期。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制定精准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优势以及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创业扶持政策，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如，对于东部地区，政府应该加大金融扶持政策支持，缓解返乡创业企业资金困难问题，进而拉动本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对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要提高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支持，优化财政补贴，支持发展特色产业以拉动就业;对于西部地区，应该主要实施产业扶贫政策，借助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从而扩大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
第二，地方政府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返乡创业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比如，通过创业培训、财政资金支持和金融扶持等政策积极推进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扩大创业企业产能，拉动企业的就业效应。对于第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区域第三产业的特点，通过制定适宜的产业扶持政策，并辅以金融扶持、创业培训等政策，来推动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快速发展，提高其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第三，针对不同发展层次的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比如，针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应该加大企业培训、金融扶持和产业扶贫等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此类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针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费减免等方式，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进而提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针对生存型创业企业，更应予以支持和培养，在保就业的基础上推动初创企业升级转型，培育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第四，通过创业培训政策，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升其就业能力。地方政府应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特点、文化程度、学习方式，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案，既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又培育农民的创新能力，力争培训出有就业能力、有职业素养、有一定创新潜力的合格劳动力。
第五，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进行优化，提高创业扶持体系的整体质量。政府可以在当前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创业需求进行调查，深入研究这一群体的创业需求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加精准的扶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构建有效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最终形成合力以更好地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Refor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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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就业拉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9-0104-1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振兴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就业是一大突破口。扩大农民就业既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有效举措，又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必然要求。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以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如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九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五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都强调要推动高质量的返乡创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逐年增加，给本地农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2020年，返乡创业者从740万人增加到1 010万人;2020年返乡创业直接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 000万个，受益农户800多万户。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拉动本地农民的就业功不可没，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是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正是这些创业扶持政策的支持，才推动返乡创业企业新增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在众多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中，哪些政策有助于拉动就业？如果能拉动就业，拉动就业的效应有多大？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根据政策实施效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而且有助于返乡创业者利用政策工具扩大企业的就业机会，为落实国家提出的“保就业”和“稳就业”目标提供支持。
一、相关文献综述
根据已有文献，返乡创业是指曾经在外地（出生所在地的市、区、县之外）工作或办过企业超过3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回到自己所在市、县、乡、村从事创业活动[1-2]。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是指吸引和推进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包括财政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等。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返乡创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与返乡创业
关于创业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3]、金融政策[4]、社保政策[5]等）对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探讨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与返乡创业之间关系的文献，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推进返乡创业以后，才逐渐增多。国外已有文献中因为没有户籍的概念，所以自然没有返乡的概念，但已有文献有回国创业的表述。归国创业与本文提到的返乡创业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归国创业属于更高层面的返乡创业，因而本文将国外已有文献中的归国创业文献纳入其中，以便更好地借鉴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关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的影响，国内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技术和创业技能培训、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的针对性支持对创业成功和持续经营的影响巨大[6-8]，降低行政审批成本能显著提高创业发生率。同时，已有的研究证实，政策资源获取越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越好。因此，政府应协调和配置资源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6]。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和鼓励返乡创业举措的同时，学术界从具体的政策支持层面进行了研究。就政府资金扶持政策而言，董秀莹从财政、税收、产业、金融多个角度分析政府扶持政策的效用，认为财政扶持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的需求，政府要加大财政扶持和补贴力度，设立创业扶持资金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9];张亮、李亚军提出，通常来说，农民工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难以满足创业资金需求，政府需要建立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初创资金支持平台[10]。就金融政策而言，Black [11]、Klappera[12]等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有利于促进更多的创业者选择回国创业。就财政税收优惠或减免支持政策而言，Blanchflower[13]、Keuschnigg[14]等研究發现，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激发创业意愿，促进更多的潜在创业者选择回国创业。张正平、石红玲指出，给予创业者初期财政税收支持是世界各国支持和鼓励创业的普遍做法，利用“降息、减税、免费”的方式，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特殊的优惠减免，可以大幅减少农民创业成本[15];何广文、刘甜从包容性增长角度入手，发现税收优惠、信息支持和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净利润的提高，特别是政策实施对于绩效低的创业者能带来更多的好处[16]。就创业培训而言，刘小春等利用江西省1 145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对政策扶持的优先次序，发现创业技能培训是返乡农民工最急需的政策支持[17];朱红根等根据 438份返乡农民工调查问卷，利用路径分析法研究发现，创业培训、税收减免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满意度[18];方鸣、詹寒飞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工对创业培训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得出创业培训扶持条件和设施越完善，越容易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就产业扶贫支持而言，黄迈等总结了37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果，各地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产业政策支持返乡创业，但是依旧存在产业配套能力不足、产品升级困难大等问题[20]。 （二）返乡创业与拉动就业
已有文献发现，返乡创业作为创新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带来了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的变化[2]。张若瑾、张静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能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实现就业的“造血功能”[21];李彦娅、谢庆华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带动当地就业，促进经济发展[5];王轶等在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时，发现在就业压力严峻的情况下，农民工可以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缓解当地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还可以有效利用返乡农民工的技术和资金，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22];李周通过研究农民流动，得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国家创新创业战略高度契合，返乡农民工将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乡村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23]。
（三）相关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主要研究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和拉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扶持政策与创业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密切，创业扶持政策通过作用于返乡创业拉动劳动力就业。已有研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劳动力缺乏数据支持，只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推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扶持政策都能够拉动就业;扶持政策的目标不同，拉动就业的效应自然存在不同。就如何通过创业企业的数据测算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已有的文献鲜有研究。另外，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在不同区域之间会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政策差异决定了区域之间扶持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以及政策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已有文献对此鲜有讨论。为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一手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吸纳农民、残疾人和贫困户就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返乡创业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探讨扶持政策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从而促进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研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拉动效应，本文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返乡创业项目组于2019年1—7月采集的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内的返乡创业者，主要覆盖了全国29个省（区、市）①。本文通过全国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赴创业典型地区进行调查的方式，发放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2 425份，回收有效问卷2 082份，有效率为85.86%。项目组2019年7月赴全国4个典型返乡创业县进行调研考察，到返乡创业企业实地发放调查问卷57份，两次调查共计回收返乡创业企业有效问卷2 139份。考虑到东北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样本相对较少，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无偏性，本文剔除东北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量2 103个。需要说明的是，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都是返乡创业者，也就是返乡创业企业的法人，创业者创办的企业均在当地市场监管、税务部门注册，且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课题组采集到的调查数据都是返乡创业企业的数据，个人特征数据都是创业者（企业法人）的个人特征。返乡创业调查全过程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s）数据库调查团队的全程指导，保证了数据采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后返乡创业企业招聘本地员工的“雇用员工人数”“雇用贫困户人数”“雇用残疾人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剖析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就业人数单位为“个”。在本文分析过程中，对上述三个连续被解释变量进行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2.解释变量
根据国家制定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文件，本文界定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五类：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是指返乡创业初期地方财政提供给企业的财政补贴资金，用于购置企业设备等。在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中，体现在企业获得的来自地方政府财政扶持的实际金额，单位为万元。创业培训政策是指地方政府为提高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能力、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职业素养而组织的专业培训和非专业培训。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的返乡创业企业是否享受过该项政策来衡量，1为享受过该政策，0为否。税费减免政策是指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者给予税费减免或税收优惠等。本文的税费减免政策采用虚拟变量，创业企业享受过该项政策，则赋值为1，否则为0。金融扶持政策是指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企業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等，以缓解返乡创业企业资金难问题。本文用返乡创业企业享受对本地政府的金融扶持政策的满意度来衡量，分值分为1—7级，1表示极不满意，7表示非常满意，分数越高， 表示满意度越高。产业扶贫政策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扶持农村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支持当地特殊行业或产业的发展。产业扶贫政策采用虚拟变量，返乡创业企业享受过该项政策赋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政策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已有研究[6]，本文选取代表企业特征与个人特征的两类控制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有：创业形式变量表示创业者与他人合伙创立企业，如果是合伙返乡创业，赋值为1，否则为0;创业时间变量表示创业者截至被调查时的返乡创业时间，单位为年;企业再投入资金变量表示2018年返乡创业企业再次投入的资金金额，单位为万元。个人特征变量有：创业者的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年龄，即返乡创业者接受调查时的实际年龄;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依次定义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对应赋值为1—8。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返乡创业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12]，构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决定方程，具体见模型（1）：
Employmenti=a+βPi+γXi+ε（1）
其中，Employmenti为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分别表示雇用员工人数、雇用贫困户人数和雇用残疾人人数，i表示第i个样本。Pi表示政策变量，政策包括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产业扶贫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Xi表示控制变量;ε表示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1（下页）的统计数据说明，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雇用约13人，其中，平均雇用贫困户约1人，雇用残疾人不到1人，当然这里面存在贫困户与残疾人重合的情况。地方政府平均为返乡创业企业提供扶持资金为11.094万元，但标准差比较大，说明企业之间获取扶持的差异度很大;税费减免政策的均值为0.330，创业培训政策的均值为0.202，产业扶贫政策的均值为0.048，说明有33.0%的返乡创业企业享受过税费减免政策，20.2%的返乡创业企业参加过当地政府组织的创业培训，4.8%的返乡创业企业享受过产业扶贫政策;金融扶持政策满意度的均值为4.174，表明大部分创业者对于当地金融扶持政策的满意度介于“一般”和“满意”之间。
对各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从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来看，绝大部分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同时，对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就业拉动总体效应分析
表2（下页）主要检验了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被解释变量分别为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雇用贫困户人数和雇用残疾人人数。由表2中列（1）—（2）可知，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以下简称“五类扶持政策”）均能显著正向拉动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人数，且这种就业拉动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除税费减免政策外，其他扶持政策依然显著，说明税费减免政策促进就业的效应易受到相关控制变量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在控制变量中，返乡创业企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创业形式、创业时间、企业再投入资金等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
表2中列（3）—（4）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均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的就业人数，且这种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上述四类创业扶持政策有助于扩大贫困户的就业机会，促进贫困户实现有效脱贫;金融扶持政策表现为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五类扶持政策对贫困户就业的影响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2中列（5）—（6）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正向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的人数，且这种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金融扶持政策表现为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除税费减免政策显著性水平由1%变为10%以外，其他扶持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除金融扶持政策外，其他四类创业扶持政策推动了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本地残疾人的数量，有助于残疾人脱贫。
（三）稳健性分析
1.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分析
根据创业者返乡创业的目的，可将返乡创业企业分为三个层次[1]：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生存型返乡创业是指创业者为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需要而选择返乡创业;发展型返乡创业是指创业者为了追求本地的商业发展机会而选择返乡创業;价值型返乡创业是指创业者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而选择返乡创业。创业企业的目的不同，企业发展层次不同，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受到本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影响也会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就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而言，只要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导得当，这类企业就会愿意为本地村民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列（1）—（2）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五类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扶持政策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说明对于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无论政府制定何种返乡创业扶持政策，都难以拉动这类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这也表明，创业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影响较小，这类创业企业并不能扩大本地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表3中列（3）—（4）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有显著正向拉动作用，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产业扶贫政策在1%的水平下显著，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在5%的水平下显著;不过，税费减免政策对此类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多为中小型创业企业，绝大部分都在免征额的范畴，因而税费减免政策不能拉动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规模。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政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3中列（5）—（6）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且这种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的影响不明显。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表明，针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各级地方政府要灵活运用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扶持政策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作用。 2.返鄉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分析
考虑到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对创业扶持政策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标准与已有研究成果[24-25]，将返乡创业企业按照创业的行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四个子样本，通过对子样本的分析，探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下页）所示。
表4中列（1）—（2）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扶贫政策对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且这种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政策变量的影响不明显。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对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更需要产业扶贫，第一产业创业企业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做大做强较难，因而创业扶持政策拉动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就业人数的效应相对也不太明显。
表4中列（3）—（4）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对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扶持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在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的作用，来扩大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
表4中列（5）—（6）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中低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此类产业的创业企业更需要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表4中列（7）—（8）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对创业企业就业人数分别在1%、5%的水平下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依然显著，而税费减免政策影响不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发挥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的作用。
3.不同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拉动效应分析
表5（下页）中列（1）—（2）为东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金融扶持政策在5%的水平下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对返乡创业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越大，拉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越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产生正向影响，而创业培训政策产生负向影响，不过影响均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五项扶持政策的影响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5中列（3）—（4）为中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五项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均有正向影响，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在1%的水平下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培训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在5%的水平下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五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依然为正，且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在1%的水平下影响显著，创业培训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在10%的水平下影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中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有效拉动了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其中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
表5中列（5）—（6）为西部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的拉动效应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产业扶贫政策的影响由原来的显著变得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受到一些政策外因素的影响，具体是哪些因素还需另作分析。
四、进一步的分析
（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人数影响的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原被解释变量“雇用员工人数”替换为“雇用贫困户人数”，替换以后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表5和表6的回归结果可发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后，表6的实证结论与表5无明显差异，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基本一致，说明表5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具体而言，东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贫困户的人数，说明要带动东部地区贫困户脱贫，可以通过实施产业扶贫政策来实现;中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收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拉动效应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除税费减免政策外，其他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依然显著;西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拉动效应显著，不过加入控制变量以后，上述政策除产业扶贫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余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均有所减弱。
（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影响的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表5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对比表5和表7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人数的影响与表5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东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残疾人的人数;中部地区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残疾人就业，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政策中，除税费减免政策外，其他政策的拉动效应依然显著;西部地区税费减免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有效拉动残疾人就业，不过，加入控制变量后，只有产业扶贫政策依然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其就业拉动效应都显著。 五、返鄉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区域就业的机制分析
上文的实证分析说明，我国各地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了本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拉动效应明显，但创业扶持政策如何有效拉动本地劳动力就业？拉动就业的背后动因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返乡创业项目组赴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典型返乡创业市、县、乡镇三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返乡创业企业深入调研发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推动了返乡创业企业快速发展，企业发展带动了雇用员工规模的扩大，扩大雇用规模则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这种循环机制有其重要动因。
（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内在动力机制分析
第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可以大幅度降低返乡创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按照经济学理论，企业投资的动力来自投入和产出的差值，若产生的收益越大，投资的动力也就越大。而投资是产生或带动就业的一个最主要方式，扩大再生产需要雇用新的劳动力。在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也即产出效应一定的情况下，压缩投资成本会产生更大的收益，从而更加刺激投资的动力。根据“投资乘数效应”的原理，往往是一分投资会产生多倍的收获，在这里部分会转化为就业。事实也是如此，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降低生产成本高度相关。比如，税费减免政策是指对某些征税对象采取减少征税或者免予征税的特殊规定，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本，税费减免的就业驱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同理，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中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也是一样。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劳动者的创业激情，促进投资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就业，上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已经验证这种逻辑关系。
第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能明显提升返乡创业者和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返乡创业企业发展的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提升返乡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创业培训政策、产业扶贫政策是提升返乡创业者和企业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方式。针对创业者的培训，能显著提升创业者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而这往往有助于扩大企业雇用员工的规模。针对员工的培训，能提高企业员工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再就业能力。
第三，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能够有效打通返乡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就银行层面而言，受限于商业银行本身合规管理的要求，各基层商业银行对授信额度都有严格的限制，返乡创业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抵押物少，企业资信水平低，难以获得高额贷款。就企业自身层面而言，资金管理能力差，盈利能力弱，创业风险意识低，银行不敢给其发放大额贷款。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诚信体系的薄弱和融资担保机制的滞后为企业的直接融资带来了障碍。政府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金融、税收、国土、产业等多个部门出手相助，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得以解决，企业自然要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带动本地就业。
（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外在动力机制分析
第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改善，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营商环境是衡量一个地方企业运营环境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着对社会投资的吸纳程度，最终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财税收入和社会就业。显而易见，创业扶持政策对改善营商环境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软的营商环境来看，创业培训政策、税费减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的出台，凸显了地方政府对创业企业的支持和重视，这些政策支持会带动政府对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有关营商环境的重视和改善，这些都是吸纳投资的重要因素。从营商环境的硬件设施来看，政府扶持资金、产业扶贫等政策的出台，会加大对诸如公路交通、通信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和支持力度。这些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会成为吸引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而有创业就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第二，返乡创业顺应了产业转移的新趋向。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开始逐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产业转移既是劳动力成本的驱动，又是创业政策环境的吸引。在当前大力激励返乡入乡创业的大环境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多支持创业的政策，一方面是对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在中西部地区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驱动，也开始主动吸纳产业的转移。因此，返乡创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顺势而为。
第三，突发事件推动有志之士返乡创业。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政策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暂时性分割，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增强了农村劳动力返乡后就地创业的动力。另外，我国积极出台了《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带动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创业扶持政策的大力扶持，才促成创业扶持政策带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拉动本地劳动力的就业。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是如何通过返乡创业企业来拉动劳动力就业的，以及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理。通过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能有效拉动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人数，包括贫困户和残疾人，但是不同创业扶持政策的拉动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的总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贫困户和残疾人的就业人数，说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返乡创业企业资金的周转能力，进而带动企业扩大员工招聘规模;创业培训政策能提升贫困户和残疾人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贫困户和残疾人参加过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能明显提高其就业的机会;企业承担产业扶贫项目，就需履行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解决当地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举措之一，企业参与政府的产业扶贫项目，有助于带动本地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 第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受返乡创业发展层次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扶持政策不能拉动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总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总人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能显著拉动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雇用员工总人数。这说明，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是拉动本地劳动力（包括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的关键，原因在于上述两类创业企业在享受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之后，能推动企业发展，进而带动企业扩大员工的招聘规模，而生存型创业企业享受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之后，并不能将扶持政策的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能，其扩大就业的能力较为有限。
第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返乡创业企业对本地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说明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相比，东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更需要金融扶持，返乡创业企业享受金融扶持政策后能显著提升企业雇用员工的规模。中部地区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总人数，说明在中部地区上述政策能带动返乡创业企业发展，提升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进而扩大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拉动效应，不过西部地区如果要发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还需研究和制定更具综合性的政策，如此方能有效发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从行业角度来看，财政资金支持政策能显著拉动第二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总人数，创业培训政策能显著拉动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总人数，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拉动第一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雇用员工总人数。这说明，如果要拉动不同产业创业企业的员工招聘规模，应结合企业的产业类型，出台不同的扶持政策。如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对创业培训与金融扶持政策更敏感，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制造业一般对员工职业技能要求相对较高，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大，因而这类企业享受创业培训和金融扶持政策后能显著拉动企业雇用员工规模。
第四，从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拉动就业的作用机制來看，创业扶持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明显拉动作用，不过拉动的实效性存在差异。有的是长期才能发生效应，有的则会立竿见影，这与扶持政策的作用机制有关。比如，创业培训和金融扶持，有利于解决创业企业的当下之需，尤其是融资担保机制，很大程度上能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返乡创业企业享受到这类政策之后，很快就能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进而扩大企业的雇用规模，而产业扶贫和财政资金支持可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才能产生持续的就业拉动效应，因为产业环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周期。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制定精准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优势以及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创业扶持政策，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如，对于东部地区，政府应该加大金融扶持政策支持，缓解返乡创业企业资金困难问题，进而拉动本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对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要提高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支持，优化财政补贴，支持发展特色产业以拉动就业;对于西部地区，应该主要实施产业扶贫政策，借助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从而扩大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
第二，地方政府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返乡创业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比如，通过创业培训、财政资金支持和金融扶持等政策积极推进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扩大创业企业产能，拉动企业的就业效应。对于第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区域第三产业的特点，通过制定适宜的产业扶持政策，并辅以金融扶持、创业培训等政策，来推动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快速发展，提高其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第三，针对不同发展层次的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比如，针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应该加大企业培训、金融扶持和产业扶贫等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此类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针对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费减免等方式，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进而提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针对生存型创业企业，更应予以支持和培养，在保就业的基础上推动初创企业升级转型，培育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第四，通过创业培训政策，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升其就业能力。地方政府应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特点、文化程度、学习方式，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案，既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又培育农民的创新能力，力争培训出有就业能力、有职业素养、有一定创新潜力的合格劳动力。
第五，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进行优化，提高创业扶持体系的整体质量。政府可以在当前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创业需求进行调查，深入研究这一群体的创业需求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加精准的扶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构建有效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最终形成合力以更好地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Refor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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