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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族绘画在发展过程中从周边吸收了克什米尔风格、波罗风格、尼泊尔风格和汉地等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面貌和审美特征。从探索藏族审美与绘画的自身特征思路入手，对波罗风格做详尽的论述，揭示出波罗风格对藏族审美意识的形成与绘画风格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波罗风格；藏族绘画特征；卫藏；古格绘画风格
在藏传佛教绘画传入西藏之前，藏族有无自己的绘画风格？回答是肯定的，只是年代久远已无太多资料可寻。从原始陶器和岩画中依稀还可以读到古老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审美基因。陶器上的线刻纹饰、几何抽象纹样和人物装饰，以及注重感性的审美情趣、平面装饰性效果、线的造型方式等现象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藏族地区的古老文明和祖国内地有着亲近的地缘关系和近似的血缘关系，属于东方审美范畴，与西方古希腊明晰的剪影一样的人物装饰瓶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岩画在藏区分布较为广泛，产生的时间大致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内容主要涉及部落生活、射猎、战争、动植物、苯教巫术、日月星辰和祭祀符号，等等。如藏西日土任姆栋“兽逐鹿”图，动物形象栩栩如生，神态活泼，线条精炼生动，富有装饰意味，塔康巴鸟巫的岩画也反映了藏族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藏北纳木错洞穴有用红色颜料绘制的一些意态生动，形象优美的动物形象，其风姿与美感不啻于汉地的审美特征。
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本土宗教苯教的那些祭祀仪式——无论是煨桑还是鄂博，无不对藏族人民形成博大宽容的“与天地通灵”的伟大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藏族人民是一个胸怀开阔的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关于藏族绘画的产生渊源，藏族人民把它和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说是在雅砻地区有一个叫阿嘎的放羊奴隶，有一天雨后他把羊放到山坡上，就看见在山的对面出现了一道彩虹，彩虹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在跳舞。阿嘎顿时惊呆了，并向那个女孩追去，可是他越追女孩却离他越远。于是阿嘎就回来用木炭在石板上把那个女孩的形象画了下来，他害怕木炭会掉色，于是就用凿子又凿了一遍。他周围的人都纷纷跑来看，问他画的什么，他回答说是日吉普姆（山的女儿），大家听成了“日姆”，于是以后绘画也就叫成了日姆①。这种神话传说使绘画产生了与“神灵”同在的神圣感、神秘感和庄严感，在后来随着佛教的深度传入，绘画就与佛教骨肉相连。藏族绘画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藏传佛教的绘画史。公元7世纪至15世纪左右是藏族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相碰撞融合的时期，波罗早期风格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时期传入卫藏，与藏族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
波罗风格产生于波罗王朝（今孟加拉国和印度比哈尔邦大部地区），时间不是很长，艺术风格早期与晚期也不尽相同。约在8世纪到12世纪，波罗王朝国力昌盛，是印度佛教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主要信奉大乘佛教和密宗。历代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为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波罗王朝时期的艺术风格受笈多美学思想的影响，绘画技法上使用度量经。笈多时代（约320-550）是古印度宗教、艺术、科学、文化等全新的时代，在发扬印度本土传统的古典文化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美学核心思想“味与情”的关系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并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味”是指艺术创作中整体审美情感基调，“情”是指具体表达这种审美基调的造型方法，味与情要达到有机的统一，但后期这种美学意识逐渐被装饰风格所湮没。
波罗艺术在此基础上发展，同时接受了达罗毗荼生殖崇拜文化影响的佛教密宗，出现了大量的宝冠佛像，多面多臂佛像和密教佛像等，造型趋向于独特怪诞。波罗艺术早期风格端庄大方，肢体无太大变化，装饰也不像后期那般繁琐。如萨尔纳特出土的雕刻《宝冠佛造像》，是典型的波罗风格，主佛头戴三叶冠，脖颈较短，跏趺坐姿，造型古朴浑厚，左右侍胁直立，无太大变化，但整个雕像整体大气，并无呆板的感觉。
这种波罗早期艺术风格对卫藏绘画的影响非常深远。吐蕃时期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在拉萨大昭寺早期壁画上有所遗存，《金刚界佛及狮吼观音》的壁画就有明显相近的风格。由于灭佛和其他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绘画保留下来的稀少。公元843年，朗达玛因灭佛被人杀死，接着战争不断，吐蕃王朝土崩瓦解，朗达玛后裔逃到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大肆兴佛，从外地迎请多位律戒师和译经师，尤其是阿底峡的到来，使阿里地区成了佛教中心，随之而来的众多能工巧匠使阿里地区的绘画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11世纪时期的绘画风格主要受克什米尔的影响，随后波罗早期艺术风格席卷而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托林寺和阿基寺留下了印迹。波罗艺术风格在这里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14世纪以后在古格王朝大放异彩的依然是克什米尔风格的延续，人物造型丰乳肥臀，腰肢纤细，舞姿婆娑，妙曼妩媚。然而，早期波罗艺术风格在西藏的腹地卫藏地区却深深扎下根来，与本土绘画特征相融合，形成了西藏独特的绘画精神风貌，庄重，大气，浑厚，古朴，形成了一个固定特征的画风。张亚莎老师在她的《西藏美术史》一书里详细介绍了这一时期卫藏唐卡绘画的造型特征，深受早期波罗样式的影响，她归纳了五点：一是画面突出主尊佛像；二是主尊背后与佛像大小相吻合的波罗式佛龛；三是颇具特色的莲花座；四是人物造型程式化、个性化；五是左右胁侍菩萨。②这种造型样式显得端庄大气，主体突出，11世纪扎塘寺壁画是其典型的代表。
扎塘寺，始建于公元1081年，竣工于1093年，位于山南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囊县，根据《青史》记载，该寺由鲁梅·喜饶楚臣的弟子扎巴恩协所建。寺内保留了11世纪末的壁画，整个佛堂画面还十分清晰，风格显著，是后弘期重要的绘画遗迹。十幅画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构图上中间一座主尊，四周拥簇着肋侍菩萨和众弟子。其中一幅《说法图》在人物造型上具有世俗化的倾向，主佛袈裟内着长袍，脚蹬藏靴，通身纹饰，设色艳丽。周围众菩萨弟子头戴三叶冠或六叶冠，缠着吐蕃式的高筒帽巾，面部造型上波罗早期风格明显，脸型方正，下巴突出，面带微笑，神态生动逼真。形象前后遮挡，大多只露出胸部以上。空白处由对称性的花纹填满，莲座下是一对挠头弄姿动态可爱的小白狮子。整幅画面静中有动，庄严的神圣中透露着人世的温情。在供养人创作上似乎有汉地人物画的绘画特征，造型较自然，线条流畅。壁画在线条运用上类似中国画“十八描”中的铁线描，人物形象塑造上线条粗细变化不大，但遒劲有力，组织得当，表现了画家超凡的绘画技艺和脱俗的审美理想。这些壁画在设色上也显得沉稳厚重，底色的铺陈以及肤色的渲染，与托林寺和白居寺壁画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众星捧月式的构图方式打破了早期唐卡绘画背景中佛龛整齐排列的样式，显得画面繁而不乱，生动有趣。对于扎塘寺壁画的喜爱就源于它沉静的绘画状态和本土化、个性化的创作态度。与扎塘寺壁画风格相近的还有同时期出现在夏鲁寺的壁画，由于时间久远，画面大都已漫漶不清，但在其间还可以看出波罗早期风格的影子，如壁画局部的《三位菩萨图》和《罗汉图》。 11到13世纪这一时期的唐卡绘画风格也主要受到了印度波罗王朝绘画样式的影响，画面构图比较程式化，突出主尊的伟岸和高大，其他众菩萨形象呈网格状分布，大小与主尊形成鲜明对比。人物造型动作幅度不大，背景很少或仅表现为简单的条状装饰，或者是以佛像大小而设计的佛龛，充分体现出佛的端庄和威严。典型的代表作是一幅《绿度母》，背面有题记为“热振寺的神”，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莲座造型上，莲座简单平直，花瓣分为上下两层，上面一层朝上，下面一层朝下，每个花瓣中都有装饰纹样。波罗早期艺术风格形式主要是想要突出主佛的伟岸和威严，体现一种精神的象征。这种艺术风格只所以能在西藏得以发扬，主要还是和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相吻合，反映出了藏族人民那种正义、磊落、刚健、雄强的精神面貌。这种独特的波罗艺术风格成了藏族绘画中的精魂，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艺术风格再变，在画面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庄严和神圣感始终不变，无论是佛、菩萨还是度母；静神像亦或怒像神；密宗双身像都寄寓着人们朝向佛国净地无限的遐想。
总之，波罗早期的艺术风格深深影响着藏族绘画。无论是在吐蕃时期的大昭寺还是11、12世纪的扎塘寺、夏鲁寺和唐卡，或者14、15世纪藏族绘画的鼎盛时期，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绘画风格，甚至15世纪中叶以后各风格流派崛起——免唐派的典雅、钦则派的张扬以及噶玛噶赤的空灵等无不显现着那种深入到骨髓中去的，醇厚而深沉的民族审美意识。而这种美感体验一部分来自中国内地传统绘画艺术，另一部分则来自古老印度波罗王朝的早期艺术风格。经过岁月的洗礼，沉淀下来的是藏民族对人类庄严而肃穆的思考与认识，是对绘画艺术的虔诚膜拜和超脱意境的勾画，其密宗造像是藏族绘画中尤为出色的一部分内容。藏族绘画并不是一味全盘接受外来文化的浸润，在桑耶寺落成之后，著名藏族画家加采布坚就根据藏族男女形象塑造了马头明王和度母。由于藏民族内在的血性和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选择了适合本民族审美意识的绘画风格。接受与吸收波罗早期艺术风格是一种历史的抉择。纵观藏族绘画史，影响藏族绘画风格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然而，当我们从中意识到了藏族绘画的主体精神，那么对于我们传承历史开拓创新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丹巴绕旦，阿旺晋美.西藏美术史略[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②张亚莎.西藏美术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
参考文献：
[1]于小东.藏传佛教绘画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2]王镛.印度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张亚莎.西藏美术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
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关键词：波罗风格；藏族绘画特征；卫藏；古格绘画风格
在藏传佛教绘画传入西藏之前，藏族有无自己的绘画风格？回答是肯定的，只是年代久远已无太多资料可寻。从原始陶器和岩画中依稀还可以读到古老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审美基因。陶器上的线刻纹饰、几何抽象纹样和人物装饰，以及注重感性的审美情趣、平面装饰性效果、线的造型方式等现象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藏族地区的古老文明和祖国内地有着亲近的地缘关系和近似的血缘关系，属于东方审美范畴，与西方古希腊明晰的剪影一样的人物装饰瓶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岩画在藏区分布较为广泛，产生的时间大致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内容主要涉及部落生活、射猎、战争、动植物、苯教巫术、日月星辰和祭祀符号，等等。如藏西日土任姆栋“兽逐鹿”图，动物形象栩栩如生，神态活泼，线条精炼生动，富有装饰意味，塔康巴鸟巫的岩画也反映了藏族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藏北纳木错洞穴有用红色颜料绘制的一些意态生动，形象优美的动物形象，其风姿与美感不啻于汉地的审美特征。
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本土宗教苯教的那些祭祀仪式——无论是煨桑还是鄂博，无不对藏族人民形成博大宽容的“与天地通灵”的伟大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藏族人民是一个胸怀开阔的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关于藏族绘画的产生渊源，藏族人民把它和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说是在雅砻地区有一个叫阿嘎的放羊奴隶，有一天雨后他把羊放到山坡上，就看见在山的对面出现了一道彩虹，彩虹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在跳舞。阿嘎顿时惊呆了，并向那个女孩追去，可是他越追女孩却离他越远。于是阿嘎就回来用木炭在石板上把那个女孩的形象画了下来，他害怕木炭会掉色，于是就用凿子又凿了一遍。他周围的人都纷纷跑来看，问他画的什么，他回答说是日吉普姆（山的女儿），大家听成了“日姆”，于是以后绘画也就叫成了日姆①。这种神话传说使绘画产生了与“神灵”同在的神圣感、神秘感和庄严感，在后来随着佛教的深度传入，绘画就与佛教骨肉相连。藏族绘画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藏传佛教的绘画史。公元7世纪至15世纪左右是藏族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相碰撞融合的时期，波罗早期风格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时期传入卫藏，与藏族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
波罗风格产生于波罗王朝（今孟加拉国和印度比哈尔邦大部地区），时间不是很长，艺术风格早期与晚期也不尽相同。约在8世纪到12世纪，波罗王朝国力昌盛，是印度佛教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主要信奉大乘佛教和密宗。历代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为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波罗王朝时期的艺术风格受笈多美学思想的影响，绘画技法上使用度量经。笈多时代（约320-550）是古印度宗教、艺术、科学、文化等全新的时代，在发扬印度本土传统的古典文化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美学核心思想“味与情”的关系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并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味”是指艺术创作中整体审美情感基调，“情”是指具体表达这种审美基调的造型方法，味与情要达到有机的统一，但后期这种美学意识逐渐被装饰风格所湮没。
波罗艺术在此基础上发展，同时接受了达罗毗荼生殖崇拜文化影响的佛教密宗，出现了大量的宝冠佛像，多面多臂佛像和密教佛像等，造型趋向于独特怪诞。波罗艺术早期风格端庄大方，肢体无太大变化，装饰也不像后期那般繁琐。如萨尔纳特出土的雕刻《宝冠佛造像》，是典型的波罗风格，主佛头戴三叶冠，脖颈较短，跏趺坐姿，造型古朴浑厚，左右侍胁直立，无太大变化，但整个雕像整体大气，并无呆板的感觉。
这种波罗早期艺术风格对卫藏绘画的影响非常深远。吐蕃时期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在拉萨大昭寺早期壁画上有所遗存，《金刚界佛及狮吼观音》的壁画就有明显相近的风格。由于灭佛和其他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绘画保留下来的稀少。公元843年，朗达玛因灭佛被人杀死，接着战争不断，吐蕃王朝土崩瓦解，朗达玛后裔逃到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大肆兴佛，从外地迎请多位律戒师和译经师，尤其是阿底峡的到来，使阿里地区成了佛教中心，随之而来的众多能工巧匠使阿里地区的绘画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11世纪时期的绘画风格主要受克什米尔的影响，随后波罗早期艺术风格席卷而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托林寺和阿基寺留下了印迹。波罗艺术风格在这里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14世纪以后在古格王朝大放异彩的依然是克什米尔风格的延续，人物造型丰乳肥臀，腰肢纤细，舞姿婆娑，妙曼妩媚。然而，早期波罗艺术风格在西藏的腹地卫藏地区却深深扎下根来，与本土绘画特征相融合，形成了西藏独特的绘画精神风貌，庄重，大气，浑厚，古朴，形成了一个固定特征的画风。张亚莎老师在她的《西藏美术史》一书里详细介绍了这一时期卫藏唐卡绘画的造型特征，深受早期波罗样式的影响，她归纳了五点：一是画面突出主尊佛像；二是主尊背后与佛像大小相吻合的波罗式佛龛；三是颇具特色的莲花座；四是人物造型程式化、个性化；五是左右胁侍菩萨。②这种造型样式显得端庄大气，主体突出，11世纪扎塘寺壁画是其典型的代表。
扎塘寺，始建于公元1081年，竣工于1093年，位于山南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囊县，根据《青史》记载，该寺由鲁梅·喜饶楚臣的弟子扎巴恩协所建。寺内保留了11世纪末的壁画，整个佛堂画面还十分清晰，风格显著，是后弘期重要的绘画遗迹。十幅画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构图上中间一座主尊，四周拥簇着肋侍菩萨和众弟子。其中一幅《说法图》在人物造型上具有世俗化的倾向，主佛袈裟内着长袍，脚蹬藏靴，通身纹饰，设色艳丽。周围众菩萨弟子头戴三叶冠或六叶冠，缠着吐蕃式的高筒帽巾，面部造型上波罗早期风格明显，脸型方正，下巴突出，面带微笑，神态生动逼真。形象前后遮挡，大多只露出胸部以上。空白处由对称性的花纹填满，莲座下是一对挠头弄姿动态可爱的小白狮子。整幅画面静中有动，庄严的神圣中透露着人世的温情。在供养人创作上似乎有汉地人物画的绘画特征，造型较自然，线条流畅。壁画在线条运用上类似中国画“十八描”中的铁线描，人物形象塑造上线条粗细变化不大，但遒劲有力，组织得当，表现了画家超凡的绘画技艺和脱俗的审美理想。这些壁画在设色上也显得沉稳厚重，底色的铺陈以及肤色的渲染，与托林寺和白居寺壁画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众星捧月式的构图方式打破了早期唐卡绘画背景中佛龛整齐排列的样式，显得画面繁而不乱，生动有趣。对于扎塘寺壁画的喜爱就源于它沉静的绘画状态和本土化、个性化的创作态度。与扎塘寺壁画风格相近的还有同时期出现在夏鲁寺的壁画，由于时间久远，画面大都已漫漶不清，但在其间还可以看出波罗早期风格的影子，如壁画局部的《三位菩萨图》和《罗汉图》。 11到13世纪这一时期的唐卡绘画风格也主要受到了印度波罗王朝绘画样式的影响，画面构图比较程式化，突出主尊的伟岸和高大，其他众菩萨形象呈网格状分布，大小与主尊形成鲜明对比。人物造型动作幅度不大，背景很少或仅表现为简单的条状装饰，或者是以佛像大小而设计的佛龛，充分体现出佛的端庄和威严。典型的代表作是一幅《绿度母》，背面有题记为“热振寺的神”，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莲座造型上，莲座简单平直，花瓣分为上下两层，上面一层朝上，下面一层朝下，每个花瓣中都有装饰纹样。波罗早期艺术风格形式主要是想要突出主佛的伟岸和威严，体现一种精神的象征。这种艺术风格只所以能在西藏得以发扬，主要还是和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相吻合，反映出了藏族人民那种正义、磊落、刚健、雄强的精神面貌。这种独特的波罗艺术风格成了藏族绘画中的精魂，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艺术风格再变，在画面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庄严和神圣感始终不变，无论是佛、菩萨还是度母；静神像亦或怒像神；密宗双身像都寄寓着人们朝向佛国净地无限的遐想。
总之，波罗早期的艺术风格深深影响着藏族绘画。无论是在吐蕃时期的大昭寺还是11、12世纪的扎塘寺、夏鲁寺和唐卡，或者14、15世纪藏族绘画的鼎盛时期，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绘画风格，甚至15世纪中叶以后各风格流派崛起——免唐派的典雅、钦则派的张扬以及噶玛噶赤的空灵等无不显现着那种深入到骨髓中去的，醇厚而深沉的民族审美意识。而这种美感体验一部分来自中国内地传统绘画艺术，另一部分则来自古老印度波罗王朝的早期艺术风格。经过岁月的洗礼，沉淀下来的是藏民族对人类庄严而肃穆的思考与认识，是对绘画艺术的虔诚膜拜和超脱意境的勾画，其密宗造像是藏族绘画中尤为出色的一部分内容。藏族绘画并不是一味全盘接受外来文化的浸润，在桑耶寺落成之后，著名藏族画家加采布坚就根据藏族男女形象塑造了马头明王和度母。由于藏民族内在的血性和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选择了适合本民族审美意识的绘画风格。接受与吸收波罗早期艺术风格是一种历史的抉择。纵观藏族绘画史，影响藏族绘画风格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然而，当我们从中意识到了藏族绘画的主体精神，那么对于我们传承历史开拓创新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丹巴绕旦，阿旺晋美.西藏美术史略[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②张亚莎.西藏美术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
参考文献：
[1]于小东.藏传佛教绘画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2]王镛.印度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张亚莎.西藏美术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
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