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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日晚，中超联赛第14轮，北京现代队因不满主裁判的判罚而集体罢赛，以决绝的姿态向中国足球腐败发出了疑问。时过不久，10月13日，2006年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预选赛D组第二回合赛事，中国队客场负于科威特，出线形势渺茫，国情激愤。在外忧内患之下，积怨已久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足协。在北京国安俱乐部被处罚之后，实德、健力宝等中超几大豪门俱乐部相继声援北京国安颠覆足协权威的“革命性”行动。10月23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7家中超俱乐部在北京召开投资人联席会议，出台了8项决议，并发表致国家体育总局及社会各界公开信，以集体退出联赛，另立门户为砝码，要求中国足协按照俱乐部的决议进行改革，上演了“逼宫”的一幕。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场被称为“资本家革命”的风暴为渴望激情的球众奉献了一席绿茵场外的足球大餐。然而，造反有理，革命无功，10月26日，足协中执委出台四项意见，原来声势浩大的造反派瞬间倒戈，接受“招安”。
革命每隔几年就来一次？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江湖夜雨十年灯，中国足球运动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地带摸爬滚打了十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十年中政府、投资人、市场、球员、教练、球迷以及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所共同谱写的壮志之歌；看不到这十年中足球魅力所孕育的巨大相关体育产业所创造的巨大社会效益；看不到娱乐足球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崭新的黑夜与白天，我们就等于抹杀了我们的过去，而一个善于遗忘的历史主体是没有明天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从今天中国职业化足球的现状来纵向观察中国足球的前和后，横向来看中国足球的左和右，我们则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我们的足球和世界水平有差距，我们的“足球事业”在崛起发展，但是我们的“足球运动”却朝令夕改，原地未动。职业化的利益我们所获不多，但是市场化的弊病却在日甚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足球，假球、赌球、黑哨风波不断，甚至于到了今天俱乐部罢赛、球员罢训、裁判罢吹、球迷罢看的乱象纷呈的窘迫局面。阎世铎说，中超联赛中有三假，一个是有的俱乐部有关联关系，打假球；第二是有的俱乐部之间搞幕后交易打假球；第三是有的俱乐部贿赂裁判打假球。中国足球，怎一个“乱”字了得！
足球困境的原因有很多种。表面上看，目前的矛盾集中到足协身上，有人观点尖锐地点明：“足协是典型的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用行政的权力行市场的方便。”对于一些弊端，足协力所不逮，而近期的一些改革举措又引发了投资人的诸多不满，有声音公开指责足协“霸道”、“自作主张”。中国足球已经不仅仅是体坛内的搏击，民间资本与行政权力之争使之沾染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开放之后，行政权力并未完全从市场中退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区分在类似于足球这样的高利润领域是不成立的，行政部门仍然大权独揽，垄断着管理权、处罚权和否决权。市场中的利益格局由于多种利益主体的加入已经形成了与行政权力互相博弈的局面，这使得处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足球产业在政治诉求、资本神话、后现代竞技精神、传统价值观、利益追求等多种力量的牵制下变得无所适从。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和职业精神的经济土壤中，这种多元的利益主体片面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如政府官员要政绩、球员争身价、俱乐部要效益、球迷要娱乐、媒体要事端，必将导致足球产业的六神无主，险象环生。体制的转换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各方利益的争执无可避免引发了足球精神的骚动，它无论如何都未能超越世俗权力的纷扰，飘荡而无所归依。
中国足坛是渐入难关的中国市场改革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大政府与小政府，还是“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的争执，其讨论的僵持和无所依归，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二元化的分析框架根本不符合利益博弈的斗争格局，无论谁进谁退最终都无法阻止革命风暴的卷土重来，因为皇帝的伎俩一旦被流氓看破，就会让流氓们滋生“彼将取而代之”的英雄主义梦想。
“11·17”生死战已经被革命者们作为向足协挑战的最终变量。倘若国足侥幸晋级，国内足球矛盾或许有所化解；一旦失利，很可能将会成为革命者另一个更好的起事契机。然而，无论生死战的结果如何，足坛真正的变革必将到来。但是，正如革命的必然性一样，真正的革命也必将是艰难曲折的。如何实现市场逻辑、政府逻辑以及球迷逻辑的和谐，如何调节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体育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将是改革最根本的问题。
资本家革命还是流氓造反？
革命在最初发难之时赢得了民间舆论的广泛支持，这其中有球众对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对足球运动痛彻肺腑的关心，也有洞若观火的观察家们对这次革命可能点燃中国社会改革风暴的期望，当然结局已经是，也必定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们的一厢情愿。
历史是肯定要发展的，革命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要不要革命，而是我们要谁，或者说谁有资格担任革命的主体？在一地鸡毛的中国足坛，俱乐部或投资人既是腐败足球的受害者，但是同时他们也是足球腐败的作俑者和帮凶。在“造反”风波中，山东鲁能俱乐部始终拒绝参加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因而被划归为“保皇派”，山东球迷的立场也倾向于足协，并且对所谓的“造反”俱乐部非常反感。在“造反派”四川冠城与山东鲁能的比赛中，有很多球迷在看台上悬挂各种各样的标语，矛头直指冠城队和“造反派”：“四川足球你姓啥？”“革命要讲理，清除实德系”、“徐明阴谋家，国安大傻瓜”、“维护安定团结，捣乱不得人心”等等。抛却球迷的非理性言辞不谈，我们从各家俱乐部的不同反应中能够看到，只有俱乐部自身的利益而非民间资本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危险，才会拿着自己贿赂别人的证据来告发被贿赂者。这种自扫门前雪的小农经济意识，严重束缚着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壮大，更无法使之结合成具有对话与谈判力量的整体资本集团。“江湖是流氓散步的后花园，而宫廷才是他们想要染指的闺房”，在终极信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窃取之后，失去敬畏之心的流氓们都会把自己想像为历史的拯救者。足球改革，乃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真正困境在于：以“民间资本”的名义，“官僚资本”在公开地掠夺。因此，这场“资本家的革命”充其量也只能是失去灵魂的革命，一场分赃不均的流氓械斗。
中国足球伤害了谁？
10月26日之后，“足坛十月革命”宣告流产。传闻中“革命派”将在11月17日国足与中国香港队的世界杯比赛之后举行“广州二次革命”。在此之前，中国足协抢先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中国足协主席会议于30日研究决定成立足球深化改革工作小组。11月4日，又在北京召开了规模浩大的球迷座谈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在中超联赛深化改革过程中球迷的建议和作用”，球迷代表来自各地方足协和俱乐部下属的球迷组织。与此同时，中甲18家俱乐部投诚，向中国足协递交了一份“公平竞赛宣言”，在宣言中俱乐部要继续维护联赛秩序，和赌球、罢赛等恶行决裂。
无论是政府的官员代表，还是俱乐部的老总们，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对不起支持中国足球的广大球迷。这是一种渗透着原罪意识的表白，但却不能掩盖令球迷们痛彻心骨的腐败与丑陋。对谁负责，首先是一个态度和意识问题，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与履行诺言的问题。反反复复的纠缠终于使球迷体味到一种“穿透骨髓的悲凉”。中国球迷的悲哀在于，倾注了激情甚至信仰的观看、参与，却没有获得来自“足球”灵魂深处的撞击。
“球迷，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风云变幻中，球迷成为各方力量竞相争取的对象。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足球的经济杠杆是球迷。在资本那里，球迷实际上不过是抽象的代码，是其实现经济指标的最终指向。市场行为中的球迷是经济力量之外的变量，却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后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政治而言，“对得起”球迷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获得球迷的支持因此就有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当我们抛却世俗的权力，以最纯然的眼光审视足球的时候，又会发现，球迷才是最真正无私的足球精神体悟者。我们不必去分析各路诸侯的真实动机，也不必去怀疑他们对球迷的诚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就此以为球迷就是最后的、真正的被害者，消除赌球、罢赛就会万事大吉。
球迷的焦虑与受伤，折射的不仅仅是足球精神归属的漂泊无着。这面透镜背后，是中国体育畸形发展的现实。
中国的当代体育事业一直被当作是权力的附庸，不断书写和塑造着民族的神话和国家的寓言，在鲜花和奖杯之后，是不堪重负的中国精神的脊梁，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金牌大国，而非体育大国。顾拜旦在《体育颂》中所讴歌的生命、美丽、健康、勇气、快乐、公平、正义、和平，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被牺牲、献身、国家荣誉、民族精神所置换。足球运动承受着同样的重量，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情感，米卢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快乐足球”只是昙花一现。足球是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俱乐部的经济利益、官员的政绩指标以及运动员的衣食之源。秉奉一种信仰的足球运动会拥有一种精神，超越了胜败输赢。倘若以理想化或审美的视角审视，那么，从足球那里获取的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和报偿，喜怒哀乐皆源于激情。但为什么中国足球的是是非非以及所谓十几年的“改革”就像是一场闹剧？中国足球凝聚了沉重的经济、政治、荣誉指称，当我们试图用心灵去体会“足球”的真正内涵时，却发现那里是茫然、巨大的空洞。
市场化不是错误，革命亦有合理合法性，然而“改革”旗号下隐蔽的利益之争的确已经让众多球迷，甚至球盲凄然神伤。一些圈外人对足球的改革颇不以为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看不到“中国”和“足球”，却明晃晃的悬挂着“权力”和“利益”！俱乐部争夺产权，旗帜鲜明，雄心勃勃，行政机构坚守阵地，毫不放松。资本与行政、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争斗控制了绿茵场上的竞技，所谓的权力寻租实质上是政治、资本对体育运动本质的寻租。向球迷献媚不过是流氓们对不能承受的舆论之重的自我放逐，而在狂欢和盛宴的背后，是体育精神的黯然缺席。
而种种关于所谓的国脚们“拜金足球”的言传，早已经使得球迷们陷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境地。当年，曾有青年队员抱着新发的阿迪足球鞋睡了一觉。足球，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梦想；然而，当“钱一多，球员的想法也开始多起来了”的时候，它就迅速摇身变为获取各种利益的流通符码。足球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权力和身份，在某些语境中，甚至成为张狂而无能的滑稽象征。世俗生活与英雄主义并非二元对立互不相容，但很多时候，世俗生活和欲望的满足，恰恰是以理想的最终破灭为代价的。任何人都无权否认他人追求物质生活的合法性，然而倘若只是津津乐道于可见可感的世俗愿望的满足，必将使身体成为理想的牢笼，使足球成为欲望的载体，令体育精神蒙羞。
中国足球圈里的“故事”历来不过是眼光向内争夺的编年史。足球，它究竟离我们的想象有多远？
拿什么来拯救你，中国足球？
革命风暴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是，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方面，当权者软硬兼施，寸步不让，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球迷大会上表示，“我们决不放权，这是原则问题！”在足协出台的八条声明里面，除了暂停升降级之外，其他如：改革必须在依法依章的框架内、在稳定的基础上、在总局和中国足协的领导下进行；加强团结，有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社会有关方面的配合，包括司法介入；中国足协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成立改革小组，积极筹备中超公司；同意公开今年中超财务预算，仅限今年；加强对裁判员的教育和管理，保证比赛中的公正执法。足协并没有做出更多有力度的举动，足协改革未有任何迹象；而另外一方面，尽管足协将2005年电视转播权重新交还给俱乐部，并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超“革命派”积极酝酿下一次革命。
断言中国足球运动的出路何在，和预言中国足球何日能够凭借实力逐鹿世界杯赛场一样是不可预期的。但是，中国足球的游戏者们至少应该在对体育精神和职业精神保持敬畏之心的前提下，尊重足球产业的市场规律，同时承认足球市场的多重主体性，充分保障政府管理者、投资人、球迷以及运动员的各方利益，并且建立有效的利益保护和对话交流机制。足协官员杨一民表示：“足协将会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会给俱乐部更多的权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中超革命至少预示了中国的民间资本力量正在崛起，尽管目前还不成熟，但是，他们是中国市场改革的真正建设者。
革命每隔几年就来一次？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江湖夜雨十年灯，中国足球运动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地带摸爬滚打了十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十年中政府、投资人、市场、球员、教练、球迷以及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所共同谱写的壮志之歌；看不到这十年中足球魅力所孕育的巨大相关体育产业所创造的巨大社会效益；看不到娱乐足球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崭新的黑夜与白天，我们就等于抹杀了我们的过去，而一个善于遗忘的历史主体是没有明天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从今天中国职业化足球的现状来纵向观察中国足球的前和后，横向来看中国足球的左和右，我们则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我们的足球和世界水平有差距，我们的“足球事业”在崛起发展，但是我们的“足球运动”却朝令夕改，原地未动。职业化的利益我们所获不多，但是市场化的弊病却在日甚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足球，假球、赌球、黑哨风波不断，甚至于到了今天俱乐部罢赛、球员罢训、裁判罢吹、球迷罢看的乱象纷呈的窘迫局面。阎世铎说，中超联赛中有三假，一个是有的俱乐部有关联关系，打假球；第二是有的俱乐部之间搞幕后交易打假球；第三是有的俱乐部贿赂裁判打假球。中国足球，怎一个“乱”字了得！
足球困境的原因有很多种。表面上看，目前的矛盾集中到足协身上，有人观点尖锐地点明：“足协是典型的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用行政的权力行市场的方便。”对于一些弊端，足协力所不逮，而近期的一些改革举措又引发了投资人的诸多不满，有声音公开指责足协“霸道”、“自作主张”。中国足球已经不仅仅是体坛内的搏击，民间资本与行政权力之争使之沾染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开放之后，行政权力并未完全从市场中退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区分在类似于足球这样的高利润领域是不成立的，行政部门仍然大权独揽，垄断着管理权、处罚权和否决权。市场中的利益格局由于多种利益主体的加入已经形成了与行政权力互相博弈的局面，这使得处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足球产业在政治诉求、资本神话、后现代竞技精神、传统价值观、利益追求等多种力量的牵制下变得无所适从。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和职业精神的经济土壤中，这种多元的利益主体片面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如政府官员要政绩、球员争身价、俱乐部要效益、球迷要娱乐、媒体要事端，必将导致足球产业的六神无主，险象环生。体制的转换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各方利益的争执无可避免引发了足球精神的骚动，它无论如何都未能超越世俗权力的纷扰，飘荡而无所归依。
中国足坛是渐入难关的中国市场改革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大政府与小政府，还是“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的争执，其讨论的僵持和无所依归，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二元化的分析框架根本不符合利益博弈的斗争格局，无论谁进谁退最终都无法阻止革命风暴的卷土重来，因为皇帝的伎俩一旦被流氓看破，就会让流氓们滋生“彼将取而代之”的英雄主义梦想。
“11·17”生死战已经被革命者们作为向足协挑战的最终变量。倘若国足侥幸晋级，国内足球矛盾或许有所化解；一旦失利，很可能将会成为革命者另一个更好的起事契机。然而，无论生死战的结果如何，足坛真正的变革必将到来。但是，正如革命的必然性一样，真正的革命也必将是艰难曲折的。如何实现市场逻辑、政府逻辑以及球迷逻辑的和谐，如何调节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体育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将是改革最根本的问题。
资本家革命还是流氓造反？
革命在最初发难之时赢得了民间舆论的广泛支持，这其中有球众对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对足球运动痛彻肺腑的关心，也有洞若观火的观察家们对这次革命可能点燃中国社会改革风暴的期望，当然结局已经是，也必定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们的一厢情愿。
历史是肯定要发展的，革命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要不要革命，而是我们要谁，或者说谁有资格担任革命的主体？在一地鸡毛的中国足坛，俱乐部或投资人既是腐败足球的受害者，但是同时他们也是足球腐败的作俑者和帮凶。在“造反”风波中，山东鲁能俱乐部始终拒绝参加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因而被划归为“保皇派”，山东球迷的立场也倾向于足协，并且对所谓的“造反”俱乐部非常反感。在“造反派”四川冠城与山东鲁能的比赛中，有很多球迷在看台上悬挂各种各样的标语，矛头直指冠城队和“造反派”：“四川足球你姓啥？”“革命要讲理，清除实德系”、“徐明阴谋家，国安大傻瓜”、“维护安定团结，捣乱不得人心”等等。抛却球迷的非理性言辞不谈，我们从各家俱乐部的不同反应中能够看到，只有俱乐部自身的利益而非民间资本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危险，才会拿着自己贿赂别人的证据来告发被贿赂者。这种自扫门前雪的小农经济意识，严重束缚着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壮大，更无法使之结合成具有对话与谈判力量的整体资本集团。“江湖是流氓散步的后花园，而宫廷才是他们想要染指的闺房”，在终极信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窃取之后，失去敬畏之心的流氓们都会把自己想像为历史的拯救者。足球改革，乃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真正困境在于：以“民间资本”的名义，“官僚资本”在公开地掠夺。因此，这场“资本家的革命”充其量也只能是失去灵魂的革命，一场分赃不均的流氓械斗。
中国足球伤害了谁？
10月26日之后，“足坛十月革命”宣告流产。传闻中“革命派”将在11月17日国足与中国香港队的世界杯比赛之后举行“广州二次革命”。在此之前，中国足协抢先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中国足协主席会议于30日研究决定成立足球深化改革工作小组。11月4日，又在北京召开了规模浩大的球迷座谈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在中超联赛深化改革过程中球迷的建议和作用”，球迷代表来自各地方足协和俱乐部下属的球迷组织。与此同时，中甲18家俱乐部投诚，向中国足协递交了一份“公平竞赛宣言”，在宣言中俱乐部要继续维护联赛秩序，和赌球、罢赛等恶行决裂。
无论是政府的官员代表，还是俱乐部的老总们，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对不起支持中国足球的广大球迷。这是一种渗透着原罪意识的表白，但却不能掩盖令球迷们痛彻心骨的腐败与丑陋。对谁负责，首先是一个态度和意识问题，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与履行诺言的问题。反反复复的纠缠终于使球迷体味到一种“穿透骨髓的悲凉”。中国球迷的悲哀在于，倾注了激情甚至信仰的观看、参与，却没有获得来自“足球”灵魂深处的撞击。
“球迷，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风云变幻中，球迷成为各方力量竞相争取的对象。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足球的经济杠杆是球迷。在资本那里，球迷实际上不过是抽象的代码，是其实现经济指标的最终指向。市场行为中的球迷是经济力量之外的变量，却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后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政治而言，“对得起”球迷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获得球迷的支持因此就有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当我们抛却世俗的权力，以最纯然的眼光审视足球的时候，又会发现，球迷才是最真正无私的足球精神体悟者。我们不必去分析各路诸侯的真实动机，也不必去怀疑他们对球迷的诚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就此以为球迷就是最后的、真正的被害者，消除赌球、罢赛就会万事大吉。
球迷的焦虑与受伤，折射的不仅仅是足球精神归属的漂泊无着。这面透镜背后，是中国体育畸形发展的现实。
中国的当代体育事业一直被当作是权力的附庸，不断书写和塑造着民族的神话和国家的寓言，在鲜花和奖杯之后，是不堪重负的中国精神的脊梁，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金牌大国，而非体育大国。顾拜旦在《体育颂》中所讴歌的生命、美丽、健康、勇气、快乐、公平、正义、和平，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被牺牲、献身、国家荣誉、民族精神所置换。足球运动承受着同样的重量，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情感，米卢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快乐足球”只是昙花一现。足球是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俱乐部的经济利益、官员的政绩指标以及运动员的衣食之源。秉奉一种信仰的足球运动会拥有一种精神，超越了胜败输赢。倘若以理想化或审美的视角审视，那么，从足球那里获取的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和报偿，喜怒哀乐皆源于激情。但为什么中国足球的是是非非以及所谓十几年的“改革”就像是一场闹剧？中国足球凝聚了沉重的经济、政治、荣誉指称，当我们试图用心灵去体会“足球”的真正内涵时，却发现那里是茫然、巨大的空洞。
市场化不是错误，革命亦有合理合法性，然而“改革”旗号下隐蔽的利益之争的确已经让众多球迷，甚至球盲凄然神伤。一些圈外人对足球的改革颇不以为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看不到“中国”和“足球”，却明晃晃的悬挂着“权力”和“利益”！俱乐部争夺产权，旗帜鲜明，雄心勃勃，行政机构坚守阵地，毫不放松。资本与行政、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争斗控制了绿茵场上的竞技，所谓的权力寻租实质上是政治、资本对体育运动本质的寻租。向球迷献媚不过是流氓们对不能承受的舆论之重的自我放逐，而在狂欢和盛宴的背后，是体育精神的黯然缺席。
而种种关于所谓的国脚们“拜金足球”的言传，早已经使得球迷们陷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境地。当年，曾有青年队员抱着新发的阿迪足球鞋睡了一觉。足球，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梦想；然而，当“钱一多，球员的想法也开始多起来了”的时候，它就迅速摇身变为获取各种利益的流通符码。足球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权力和身份，在某些语境中，甚至成为张狂而无能的滑稽象征。世俗生活与英雄主义并非二元对立互不相容，但很多时候，世俗生活和欲望的满足，恰恰是以理想的最终破灭为代价的。任何人都无权否认他人追求物质生活的合法性，然而倘若只是津津乐道于可见可感的世俗愿望的满足，必将使身体成为理想的牢笼，使足球成为欲望的载体，令体育精神蒙羞。
中国足球圈里的“故事”历来不过是眼光向内争夺的编年史。足球，它究竟离我们的想象有多远？
拿什么来拯救你，中国足球？
革命风暴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是，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方面，当权者软硬兼施，寸步不让，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球迷大会上表示，“我们决不放权，这是原则问题！”在足协出台的八条声明里面，除了暂停升降级之外，其他如：改革必须在依法依章的框架内、在稳定的基础上、在总局和中国足协的领导下进行；加强团结，有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社会有关方面的配合，包括司法介入；中国足协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成立改革小组，积极筹备中超公司；同意公开今年中超财务预算，仅限今年；加强对裁判员的教育和管理，保证比赛中的公正执法。足协并没有做出更多有力度的举动，足协改革未有任何迹象；而另外一方面，尽管足协将2005年电视转播权重新交还给俱乐部，并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超“革命派”积极酝酿下一次革命。
断言中国足球运动的出路何在，和预言中国足球何日能够凭借实力逐鹿世界杯赛场一样是不可预期的。但是，中国足球的游戏者们至少应该在对体育精神和职业精神保持敬畏之心的前提下，尊重足球产业的市场规律，同时承认足球市场的多重主体性，充分保障政府管理者、投资人、球迷以及运动员的各方利益，并且建立有效的利益保护和对话交流机制。足协官员杨一民表示：“足协将会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会给俱乐部更多的权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中超革命至少预示了中国的民间资本力量正在崛起，尽管目前还不成熟，但是，他们是中国市场改革的真正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