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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论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定价机制导致商业银行风险转移和道德风险问题，传统资本和资产监管旨在解决风险转移问题，却导致了低效率问题。管理层的激励参数可以作为存款定价的参数，并且理论上可以解决同时解决风险转移和低效率问题。
[关键词] 激励 监管 效率
传统的风险监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行高杠杆导致的风险转移和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存在效率缺陷。对银行管理激励的研究表明，激励参数可以作为监管指标，如果设计合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监管措施导致的效率问题。这对改进我国银行监管具有参考意义。
一、存款保险假说及其经验研究
存在风险债务条件下，在高风险领域扩张业务将会提高银行股东回报。Houston和James (1995)针对银行特点提出道德风险假说，在存款保险系统保护下，对于而言，只要存款保险所要的升水低于存款保险人风险暴露所带来的利益，银行股东就会通过风险承担得到存款保险的潜在补贴，Crawford、Ezzell和Miles (1995)称为FDIC假说。如果管理激励很好协调了股东与CEO的利益而言，CEO将有激励在高风险领域扩张业务。Saunders、Strock和Travlos（1990）以及Mullins（1992）通过考察银行风险与CEO 报酬中特定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了管理报酬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用于提高风险承担，结果表明银行风险承担与CEO 股票持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rawford、Ezzell和Miles（1995）研究了商业银行CEO报酬-绩效敏感性变化趋势，发现报酬-绩效敏感性与风险同时提高，他们认为，表面上支持道德风险假说，但是他们认为敏感性提高主要是由于银行业放松管制，而不是由于1980年代银行资本降低导致的风险承担激励提高。Rosen（1995）和James（1987）认为，银行业存款保险的存在导致了银行业更大的风险承担和管理掠夺。总的来说，经验研究表明，道德风险一定程度上和特定条件下是存在的，但不由于与很多其他因素混合在一起，在程度的严重性上没有得出公认的结果。
二、监管政策及其效率
1.风险监管及其效率
目前，银行监管奉行风险文本的监管理念，或者比如资本监管、投资（贷款）限制和FDIC升水等等。事实上，这些措施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第一，对银行资产选择的限制可能导致显著的投资低效率；第二，对于任何水平的银行资本，风险转移激励的程度主要取决于面临的投资机会束 (比如银行承担风险的投资或者贷款产品)，一些特定条件下资本监管对于防止银行风险转移的效果有限。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加以说明。
t=0，银行发行股权，吸收储蓄B。t=1，银行做出投资决策。假设面临两类投资机会：第一类代表零风险与非负净现值的安全投资机会（比如银行有一定垄断权）;第二类是面对风险性投資的菜单选择。投资结果通过参数q刻画，对于t=1期投资额I，风险性投资的回报可能高也可能低（分别为H或者L，H>I>L>0），q为获得高产出H的概率，(1-q)为获得低产出L的概率。t=2，清算。储户获得F。T代表银行最终现金流，在t=1期选择无风险投资时记为I，t=1期选择风险性投资时高低值分别为H或L。这样，公司支付储户min(F,T)，存款保险机构支付储户max(0,F-T)。
银行投资策略取决于获得高风险回报的概率。定义银行投资策略[qc]为以下策略，对于给定临界点qc，0≤qc≤1，当q≥qc时投资于风险性资产，当q V(q~)＝q~I+L/2 [1-q^]2+H/2[1-q~2]（1）
一阶条件得出最优投资策略为：
[q^]＝(I－L)/(H－L) （2）
最优投资策略现金流期望值：
V(q^) ＝q^I+L/2 [1- q^]2+ H/2[1-q^2]（3）
(1)传统监管不能彻底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对于F≥0，银行经理将执行投资策略[q(F)]（John、John和Senbet，1991)：
q(F)=q^ 当 F≤L
=(I－F)/(H－F) 当L =0当F≥I （4）
上式表明，对于任意储蓄F>L，银行经理都执行次优的投资策略[q(F)](即V(q(F))σ(q^)）。按照该结论，在储蓄融资范围L (2)传统的存款保险定价
对于F < H条件下的资本结构，存款保险公平定价为:
π （5）
其中(F - L)+表示max{0, (F - L)}
π(F)由银行资本水平和投资机会束参数{I，H，L}确定。如果监管者直接限制银行活动，改变银行投资参数{I,H,L}，也将被反映在(5)式确定的π(F)中，因此会影响存款保险的公平定价。
由此得出，对于任意风险债务水平，即使存款保险被公平定价，资本监管不能完全克服风险转问题，监管者对资本水平低的银行的资产选择限制，导致了效率损失。
2.激励参数的价值
考虑把激励参数纳入存款保险定价中，把银行管理报酬结构特征作为存款保险定价及其他银行监管的输入变量，以解决存款保险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1)激励参数设定
报酬合同{S,λ,a }代表以下报酬构成:①固定的现金薪金S≥0；②a比例的银行股权；③奖金，银行破产或资本严重不足时奖金为零；期末现金流T-F>0时，经理获得（T-F）中的λ作为奖金。
对于报酬合同{S,λ，a }，经理选择最优的投资策略[qm]。对于F>L的资本水平，经理的投资策略[qm]为：
qm=[(1-a)λ+a(I-F)]/[(1-a)+a(H-F)]（6）
qm(λ)随着λ增加，即奖金越大投资政策越保守；qm(a)随着a降低，即经理股权越大投资政策风险越大。
(2)把激励参数纳入监管
在固定存款保险定价以及基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风险为本定价条件下，存款保险定价机制分别为：
①存款保险定价——固定
②存款保险定价π(F)基于资本，即π(F)=kF， 0≤k≤1
给定上述计划(1)或者(2)，银行股东选择最优报酬结构(S,π,a)，λ=0, a>0,风险转移激励存在。这是因为在这种定价机制下，存款保险定价对报酬参数不敏感，这相当于监管者没有对[qm]产生影响，因此风险转移激励仍然存在q(F) 在存款保险定价中考虑激励参数条件下，对于资本水平F(F π（7）
qm由(6)式确定。银行股东选择最佳管理报酬，产生投资策略，其中
λ （8）
可以看出，考虑激励参数的存款保险计划等价于签订一个投资策略协议，理论上可以引致最优投资政策。此外，还有助于降低其他监管措施导致的投资扭曲（Dybvig和Zender，1991）。
三、结论
1.理论上讲，激励参数可以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参数，这样可以引导股东选择最优管理报酬合同，进一步引导管理层选择最优投资风险政策，克服传统资本监管导致的效率问题。
2.在完善商业银行激励机制与开展存款保险工作中，存款保险机制设计可以考虑管理报酬的激励特征，银行管理报酬结构的确定要充分考虑银行业投资机会与潜在的风险转移问题。
参考文献：
[1]Chan, Y., S.I. Greenbaum, and A.V. Thakor, 1992,“Is Fairly Priced Deposit Insurance Possible?,”Journal of Finance, 47, 227～246
[2]Evans, J., T.H. Noe, and J.H. Thorton Jr., 1997, “Regulatory Distortion of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The Case of Golden Parachutes for Bank Manager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1, 825～848
[3]Houston, J., and C. James, 1995, “CEO Compensation and Bank Risk: Is Compensation in Banking Structured to Promote Risk Tak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6, 405～431
[4]John, K., T. A. John, and L. W. Senbet, 1991, “Risk-Shifting Incentives of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Reform,”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5, 895～915
[5]John, K. and Y. Qian,2003“Incentive Features in CEO compens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5，660～68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激励 监管 效率
传统的风险监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行高杠杆导致的风险转移和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存在效率缺陷。对银行管理激励的研究表明，激励参数可以作为监管指标，如果设计合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监管措施导致的效率问题。这对改进我国银行监管具有参考意义。
一、存款保险假说及其经验研究
存在风险债务条件下，在高风险领域扩张业务将会提高银行股东回报。Houston和James (1995)针对银行特点提出道德风险假说，在存款保险系统保护下，对于而言，只要存款保险所要的升水低于存款保险人风险暴露所带来的利益，银行股东就会通过风险承担得到存款保险的潜在补贴，Crawford、Ezzell和Miles (1995)称为FDIC假说。如果管理激励很好协调了股东与CEO的利益而言，CEO将有激励在高风险领域扩张业务。Saunders、Strock和Travlos（1990）以及Mullins（1992）通过考察银行风险与CEO 报酬中特定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了管理报酬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用于提高风险承担，结果表明银行风险承担与CEO 股票持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rawford、Ezzell和Miles（1995）研究了商业银行CEO报酬-绩效敏感性变化趋势，发现报酬-绩效敏感性与风险同时提高，他们认为，表面上支持道德风险假说，但是他们认为敏感性提高主要是由于银行业放松管制，而不是由于1980年代银行资本降低导致的风险承担激励提高。Rosen（1995）和James（1987）认为，银行业存款保险的存在导致了银行业更大的风险承担和管理掠夺。总的来说，经验研究表明，道德风险一定程度上和特定条件下是存在的，但不由于与很多其他因素混合在一起，在程度的严重性上没有得出公认的结果。
二、监管政策及其效率
1.风险监管及其效率
目前，银行监管奉行风险文本的监管理念，或者比如资本监管、投资（贷款）限制和FDIC升水等等。事实上，这些措施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第一，对银行资产选择的限制可能导致显著的投资低效率；第二，对于任何水平的银行资本，风险转移激励的程度主要取决于面临的投资机会束 (比如银行承担风险的投资或者贷款产品)，一些特定条件下资本监管对于防止银行风险转移的效果有限。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加以说明。
t=0，银行发行股权，吸收储蓄B。t=1，银行做出投资决策。假设面临两类投资机会：第一类代表零风险与非负净现值的安全投资机会（比如银行有一定垄断权）;第二类是面对风险性投資的菜单选择。投资结果通过参数q刻画，对于t=1期投资额I，风险性投资的回报可能高也可能低（分别为H或者L，H>I>L>0），q为获得高产出H的概率，(1-q)为获得低产出L的概率。t=2，清算。储户获得F。T代表银行最终现金流，在t=1期选择无风险投资时记为I，t=1期选择风险性投资时高低值分别为H或L。这样，公司支付储户min(F,T)，存款保险机构支付储户max(0,F-T)。
银行投资策略取决于获得高风险回报的概率。定义银行投资策略[qc]为以下策略，对于给定临界点qc，0≤qc≤1，当q≥qc时投资于风险性资产，当q
一阶条件得出最优投资策略为：
[q^]＝(I－L)/(H－L) （2）
最优投资策略现金流期望值：
V(q^) ＝q^I+L/2 [1- q^]2+ H/2[1-q^2]（3）
(1)传统监管不能彻底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对于F≥0，银行经理将执行投资策略[q(F)]（John、John和Senbet，1991)：
q(F)=q^ 当 F≤L
=(I－F)/(H－F) 当L
上式表明，对于任意储蓄F>L，银行经理都执行次优的投资策略[q(F)](即V(q(F))
对于F < H条件下的资本结构，存款保险公平定价为:
π （5）
其中(F - L)+表示max{0, (F - L)}
π(F)由银行资本水平和投资机会束参数{I，H，L}确定。如果监管者直接限制银行活动，改变银行投资参数{I,H,L}，也将被反映在(5)式确定的π(F)中，因此会影响存款保险的公平定价。
由此得出，对于任意风险债务水平，即使存款保险被公平定价，资本监管不能完全克服风险转问题，监管者对资本水平低的银行的资产选择限制，导致了效率损失。
2.激励参数的价值
考虑把激励参数纳入存款保险定价中，把银行管理报酬结构特征作为存款保险定价及其他银行监管的输入变量，以解决存款保险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1)激励参数设定
报酬合同{S,λ,a }代表以下报酬构成:①固定的现金薪金S≥0；②a比例的银行股权；③奖金，银行破产或资本严重不足时奖金为零；期末现金流T-F>0时，经理获得（T-F）中的λ作为奖金。
对于报酬合同{S,λ，a }，经理选择最优的投资策略[qm]。对于F>L的资本水平，经理的投资策略[qm]为：
qm=[(1-a)λ+a(I-F)]/[(1-a)+a(H-F)]（6）
qm(λ)随着λ增加，即奖金越大投资政策越保守；qm(a)随着a降低，即经理股权越大投资政策风险越大。
(2)把激励参数纳入监管
在固定存款保险定价以及基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风险为本定价条件下，存款保险定价机制分别为：
①存款保险定价——固定
②存款保险定价π(F)基于资本，即π(F)=kF， 0≤k≤1
给定上述计划(1)或者(2)，银行股东选择最优报酬结构(S,π,a)，λ=0, a>0,风险转移激励存在。这是因为在这种定价机制下，存款保险定价对报酬参数不敏感，这相当于监管者没有对[qm]产生影响，因此风险转移激励仍然存在q(F)
qm由(6)式确定。银行股东选择最佳管理报酬，产生投资策略，其中
λ （8）
可以看出，考虑激励参数的存款保险计划等价于签订一个投资策略协议，理论上可以引致最优投资政策。此外，还有助于降低其他监管措施导致的投资扭曲（Dybvig和Zender，1991）。
三、结论
1.理论上讲，激励参数可以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参数，这样可以引导股东选择最优管理报酬合同，进一步引导管理层选择最优投资风险政策，克服传统资本监管导致的效率问题。
2.在完善商业银行激励机制与开展存款保险工作中，存款保险机制设计可以考虑管理报酬的激励特征，银行管理报酬结构的确定要充分考虑银行业投资机会与潜在的风险转移问题。
参考文献：
[1]Chan, Y., S.I. Greenbaum, and A.V. Thakor, 1992,“Is Fairly Priced Deposit Insurance Possible?,”Journal of Finance, 47, 227～246
[2]Evans, J., T.H. Noe, and J.H. Thorton Jr., 1997, “Regulatory Distortion of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The Case of Golden Parachutes for Bank Manager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1, 825～848
[3]Houston, J., and C. James, 1995, “CEO Compensation and Bank Risk: Is Compensation in Banking Structured to Promote Risk Tak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6, 405～431
[4]John, K., T. A. John, and L. W. Senbet, 1991, “Risk-Shifting Incentives of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Reform,”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5, 895～915
[5]John, K. and Y. Qian,2003“Incentive Features in CEO compens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5，660～68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