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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奎县志·英名录》载：“白玉有，惠七满族镇敏六村人，为帮助抗联战士撤离，赠马两匹。后被伪区长告发，遭日本人逮捕关押，直至日寇降获释。”这寥寥数语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惊险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白玉有就是我的爷爷。
听爷爷说，1939年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冯志刚率骑兵百余人自青冈方向而来，沿海（伦）望（奎）边界奔赴绥棱山区，欲与其他抗联部队会合。当行至高贤村李文彩屯时，与跟踪而来的日伪军发生激战。
战斗中，日伪军死伤惨重，抗联部队亦有伤亡。这时夜幕降临，冯志刚决定乘夜色向绥棱方向转移，很快撤离了李文彩屯。
事后，有胆大敢偷看的人说：“这回小日本可吃了大亏，被打死的人一层压一层，装了一汽车，上面用苫布盖着，血水从车上直往下淌。”
我家住在高贤村敏字六井（注：伪满时区划名称，村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井相当于现在的村）谭家窝棚屯，距李文彩屯仅三华里，在当地算是富裕人家，骡马成群，高墙大院。
那天夜里十来点钟，一家人刚刚议论完白天发生在李文彩屯的战斗，正准备睡觉，就听“咕咚”“咕咚”两声响，显然是有人翻墙入院。屋里人猜想是鬼子或土匪来了，抄家伙刚要往外走时，房门被推开了。
来人二十多岁，手握盒子枪，满身泥土，衣衫不整，急匆匆地说道：“请你们都不要动，也别害怕，我是抗日联军，不是强盗，有事儿和你们商量。”说罢闪身让到一旁。
这时又进来一位中年人，手里也握着枪，态度和蔼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打鬼子的，不祸害老百姓。今天的战斗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鬼子伤亡很重，我们也伤亡十多个人，我和警卫员的马都被打死了。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借两匹马去追赶队伍，以后会加倍偿还的。你们也是中国人，不会不答应吧？”
爷爷是见过世面且深明大义的人，连忙说：“行，行！小事一桩，为了抗日，应该应该。啥还不还的，尽管骑去好了。”
那个中年人说：“这可不行，我们有纪律，我给你打张借条，以后一定要还的！”
爷爷说：“先不说这些，你们又饥又乏的，我叫家人给你们准备点儿饭，吃过饭再走也不迟。”
中年人连说不可，追赶部队要紧。爷爷没再说什么，出门叫人牵来两匹好马，又装了半面袋子黏豆包，让他们在路上充饥。
两人感谢不已。中年人说：“多谢了老乡，共产党忘不了你们。”说完，将一张写好的借条交给爷爷，“日后你凭这张条子到东山（绥棱山里）找我们。如果我牺牲了，找到共产党哪级组织都管用。这借条你千万保管好，不能给别人看，要是有人知道你将马借给我们了，会受牵连的。明天你放出风去，就说夜里丢了两匹马，免得惹麻烦。”
爷爷感激地说：“我们这里常跑胡子，抢粮抢马的事儿常有，哪有你们这么好的人，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替我们着想，说话又客客气气的，别说借马，就是要马我心里也痛快。”
二人拱手告别，上马疾驰而去。
第二天，家里人早早起来，一边装着到处寻找，一边放出风说：昨晚丢了两匹马。屯里人都信以为真，深感惋惜者有之，前来安慰者有之。
光阴荏苒，时间过去快一年了，可伪区长总觉得我家丢马的事儿有点儿蹊跷，就向日本人咬耳朵根子。日本人立即把我爷爷抓了起来，严刑拷问。我爷爷心想，反正你们也没有证据，所以拒不承认。
日本鬼子也觉得没有真凭实据不好处置，可又不甘心放人，只好将我爷爷关押起来。直到1945年光复，我爷爷才获救回家。
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也在被清算的地主、富农之列。除了一部分住房外，其余财产都被分光。农会干部又逼问我爷爷浮财在哪儿。爷爷说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农会干部不信，为吓唬他说出隐藏的浮财，有一天在枪毙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时，把他也拉到刑场。爷爷不知是陪刑，枪声响过已吓得半死。农会干部又用车把他拉回来，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故意安排曾是我家长工的同族人白喜明看管他。
待到没人时，白喜明劝爷爷说：“东家，你赶快说吧，不然明天你必死无疑。人要是死了，有多少钱不都白搭了吗？”
爷爷愁眉苦脸地说：“我家真的啥也没有了，不过，有件东西或许能救我一命，你陪我回去取来。”
得到农会干部的许可后，白喜明陪爷爷回到家里。此时我的太奶因为担心儿子已哭得两眼模糊，她断定儿子是凶多吉少。当爷爷说要那张抗联留下的借条后，太奶赶紧从身下的一床破褥子里拆出一个小纸包。爷爷如获至宝，同白喜明一溜小跑，将纸包交给农会干部。
农会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干部一看是抗日联军出具的借条，不禁大吃一惊，说道：“你咋不早说呢，打算明天枪毙你了，多险啊！你对抗日还是有功的，先回去吧，因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要向上级汇报后再做处理。”
爷爷欢天喜地回到家，太奶简直惊喜若狂，不敢相信一张小纸条能起这么大作用。后来县里明示：白玉有家的财产已经分掉的不要追回，没分的不许再分了，要让白家人过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之后，县、镇政府给予我们家许多帮助。从此，我们家人过上了舒心日子。这正是：
为抗日义赠两匹马，
担风险全凭胆气豪。
是祸福常人难预料，
遭磨难两次坐监牢。
共产党知恩又图报，
凭借条保住命一条。
有困难县乡多帮助，
白玉有一家乐逍遥。
（陶玉山、白春暖整理）
听爷爷说，1939年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冯志刚率骑兵百余人自青冈方向而来，沿海（伦）望（奎）边界奔赴绥棱山区，欲与其他抗联部队会合。当行至高贤村李文彩屯时，与跟踪而来的日伪军发生激战。
战斗中，日伪军死伤惨重，抗联部队亦有伤亡。这时夜幕降临，冯志刚决定乘夜色向绥棱方向转移，很快撤离了李文彩屯。
事后，有胆大敢偷看的人说：“这回小日本可吃了大亏，被打死的人一层压一层，装了一汽车，上面用苫布盖着，血水从车上直往下淌。”
我家住在高贤村敏字六井（注：伪满时区划名称，村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井相当于现在的村）谭家窝棚屯，距李文彩屯仅三华里，在当地算是富裕人家，骡马成群，高墙大院。
那天夜里十来点钟，一家人刚刚议论完白天发生在李文彩屯的战斗，正准备睡觉，就听“咕咚”“咕咚”两声响，显然是有人翻墙入院。屋里人猜想是鬼子或土匪来了，抄家伙刚要往外走时，房门被推开了。
来人二十多岁，手握盒子枪，满身泥土，衣衫不整，急匆匆地说道：“请你们都不要动，也别害怕，我是抗日联军，不是强盗，有事儿和你们商量。”说罢闪身让到一旁。
这时又进来一位中年人，手里也握着枪，态度和蔼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打鬼子的，不祸害老百姓。今天的战斗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鬼子伤亡很重，我们也伤亡十多个人，我和警卫员的马都被打死了。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借两匹马去追赶队伍，以后会加倍偿还的。你们也是中国人，不会不答应吧？”
爷爷是见过世面且深明大义的人，连忙说：“行，行！小事一桩，为了抗日，应该应该。啥还不还的，尽管骑去好了。”
那个中年人说：“这可不行，我们有纪律，我给你打张借条，以后一定要还的！”
爷爷说：“先不说这些，你们又饥又乏的，我叫家人给你们准备点儿饭，吃过饭再走也不迟。”
中年人连说不可，追赶部队要紧。爷爷没再说什么，出门叫人牵来两匹好马，又装了半面袋子黏豆包，让他们在路上充饥。
两人感谢不已。中年人说：“多谢了老乡，共产党忘不了你们。”说完，将一张写好的借条交给爷爷，“日后你凭这张条子到东山（绥棱山里）找我们。如果我牺牲了，找到共产党哪级组织都管用。这借条你千万保管好，不能给别人看，要是有人知道你将马借给我们了，会受牵连的。明天你放出风去，就说夜里丢了两匹马，免得惹麻烦。”
爷爷感激地说：“我们这里常跑胡子，抢粮抢马的事儿常有，哪有你们这么好的人，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替我们着想，说话又客客气气的，别说借马，就是要马我心里也痛快。”
二人拱手告别，上马疾驰而去。
第二天，家里人早早起来，一边装着到处寻找，一边放出风说：昨晚丢了两匹马。屯里人都信以为真，深感惋惜者有之，前来安慰者有之。
光阴荏苒，时间过去快一年了，可伪区长总觉得我家丢马的事儿有点儿蹊跷，就向日本人咬耳朵根子。日本人立即把我爷爷抓了起来，严刑拷问。我爷爷心想，反正你们也没有证据，所以拒不承认。
日本鬼子也觉得没有真凭实据不好处置，可又不甘心放人，只好将我爷爷关押起来。直到1945年光复，我爷爷才获救回家。
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也在被清算的地主、富农之列。除了一部分住房外，其余财产都被分光。农会干部又逼问我爷爷浮财在哪儿。爷爷说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农会干部不信，为吓唬他说出隐藏的浮财，有一天在枪毙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时，把他也拉到刑场。爷爷不知是陪刑，枪声响过已吓得半死。农会干部又用车把他拉回来，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故意安排曾是我家长工的同族人白喜明看管他。
待到没人时，白喜明劝爷爷说：“东家，你赶快说吧，不然明天你必死无疑。人要是死了，有多少钱不都白搭了吗？”
爷爷愁眉苦脸地说：“我家真的啥也没有了，不过，有件东西或许能救我一命，你陪我回去取来。”
得到农会干部的许可后，白喜明陪爷爷回到家里。此时我的太奶因为担心儿子已哭得两眼模糊，她断定儿子是凶多吉少。当爷爷说要那张抗联留下的借条后，太奶赶紧从身下的一床破褥子里拆出一个小纸包。爷爷如获至宝，同白喜明一溜小跑，将纸包交给农会干部。
农会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干部一看是抗日联军出具的借条，不禁大吃一惊，说道：“你咋不早说呢，打算明天枪毙你了，多险啊！你对抗日还是有功的，先回去吧，因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要向上级汇报后再做处理。”
爷爷欢天喜地回到家，太奶简直惊喜若狂，不敢相信一张小纸条能起这么大作用。后来县里明示：白玉有家的财产已经分掉的不要追回，没分的不许再分了，要让白家人过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之后，县、镇政府给予我们家许多帮助。从此，我们家人过上了舒心日子。这正是：
为抗日义赠两匹马，
担风险全凭胆气豪。
是祸福常人难预料，
遭磨难两次坐监牢。
共产党知恩又图报，
凭借条保住命一条。
有困难县乡多帮助，
白玉有一家乐逍遥。
（陶玉山、白春暖整理）